别让候鸟倒在派出所500米外:当违法被“日常化”

浙科大-江筠

秋末冬初,候鸟南迁。广西柳州的山脊上,捕鸟网绵延数百米,而其中一处架设点,距离当地派出所不过500米。村民骑着摩托车去“猎场”,电子诱鸟器公然播放鸟鸣,全家老小齐上阵收网。被猎捕的鸟里,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黄胸鹀,也有红喉歌鸲、画眉等大量“三有”保护动物。其中,黄胸鹀曾因食鸟“习俗”产业化,三十多年间种群数量下降84%至95%,从常见鸣禽沦为极危物种。

捕鸟网离派出所只有500米,这不只是“太近了”的震惊,更是一种值得追问的治理现象:它不是隐蔽的犯罪,而是在执法者视线范围内持续发生的、被默许的日常。

《野生动物保护法》中明确规定:“禁止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捕鸟网、电子诱捕装置也属于法定禁用猎具。可见法律并未缺席,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当违法行为被当地视为“祖辈传下来的习惯”,当一张网只需5块钱,被没收还能再买,当餐馆把候鸟改名“小鸡”就能作为88元一盘的红烧菜端上桌时,执法就很容易被稀释成“查了再架、烧了再买”的拉锯战。

村民一句“留着鸟干嘛”,表面看是法律意识淡薄,更深层则是习俗、利益与基层治理逻辑的复杂交织。当捕鸟的收益远高于风险感知,而地方治理又长期将其视为“小事”,普法标语就很难真正走进田间地头。真正有效的普法,不应只停留在普法宣传月和横幅上,而要用村民听得懂的话讲清:捕鸟不是“靠山吃山”,而是触碰刑法红线的行为。

捕鸟网能轻易买到,也不只是“监管薄弱”四个字能概括。《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禁止网络平台、商品交易市场、餐饮场所等为违法出售、购买、食用及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或者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提供展示、交易、消费服务。”可现实中,捕鸟网常被改名为“防鸟网”,交易暗语层出不穷,平台审核责任并未真正压实。从架网盗猎、催肥闷杀,到冷链运输、餐馆上桌,这条链条每个环节都在主动制造“可监管”的假象。所谓“全链条监管”,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而要追问:哪一环最容易被绕过?哪一类主体最常被放过?

更值得思考的是科技与执法的关系。广西合浦县近年推行“生态警务”,用无人机、热成像巡查偏远湿地,确实弥补了人力盲区。但柳州三江的捕鸟网就架设在派出所500米外,它不需要依靠无人机去“发现”,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看不见,而是看见之后是否被当作必须处理的事。技术能覆盖偏远区域,却未必能自动解决近在咫尺的违法被“日常化”的问题。基层真正短缺的,可能不是工具,而是把这类行为持续纳入执法优先级的决心。

候鸟用尽全力迁徙,不该倒在距离派出所500米处的捕鸟网上。破除这张网,不能只靠曝光后的集中清理,而要让普法真正进村,让平台责任落地,让执法从“运动式拆网”转向常态化治理。只有当良法被常态化持续执行,当尊法守法不再仅依赖一次专项行动,穿越群山的候鸟才能在镜头里平安抵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