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照相馆》：用“小切口”撬动历史大叙事

一台相机究竟是记录罪恶的武器，还是掩盖真相的帮凶？

正值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电影《南京照相馆》以豆瓣8.5的评分于暑假档异军突起，带给观众一场沉重的精神洗礼。

申奥导演用一叠小小的胶片，成功将宏大的历史叙事压缩进方寸之间，让观众在暗房的红光中直面上个世纪的民族至暗时刻。

以小见大的叙事空间

作为中国抗战题材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发生在“南京”这一特殊地域的故事并非第一次出现在大众眼前。

与以往不同的是，《南京照相馆》通过"照相"这个独特的叙事切口，将镜头聚焦在南京城中一家名为"吉祥照相馆"的狭小空间内，采用“以小见大”的叙事策略，赋予一个微观空间厚重的历史重量。

影片首先在开头用长达七分钟的战乱场面迅速将观众带入到1937年的历史情境中，导演采用的高水准的摄影技法和克制的镜头语言述说着这场浩劫的开始。

而后以不同方式将邮差苏柳昌、照相馆老板老金一家以及演员林毓秀等人汇聚在“吉祥照相馆”。在这个过程中，照相馆作为叙事空间实则完成了三层蜕变。

首先，照相馆作为物理空间为一群普通中国人提供了避难所，对外这个空间中只有苏柳昌和林毓秀生活，实际上却藏着老金一家四口以及一个受伤的中国士兵。

其次是象征空间，照相馆作为完成照相到显影整个过程的现实场域，承载的不仅仅是百姓生活的定格，还有民族记忆的储存与传承。尤其是电影后半段出现的“大好河山”背景布，深刻诠释了“寸土不让”的民族气节与决心。

更重要的是，照相馆还是一个认知空间。摄影师伊藤胁迫阿昌洗照片的行为，使众人直接或间接的见证了敌人的暴行；面对家国危亡、同胞遇难的极端困境，大家的认知发生转变，最终合力将敌人的“罪证”送出重围。

暗房木门的开合之间，实际已经形成了这一封闭空间与外部开放历史之间的张力。战争的残酷、生命的渺小与历史的厚重不断挤压，最终都显影在一张张底片上。

民族性格的多重镜像

1987年，罗冠群执导的《屠城血证》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完整反映南京大屠杀的故事片。近四十年来，中国电影人从未停止过对这段历史的影像重构。

巧合的是，《屠城血证》与《南京照相馆》实际上来源于同一个历史原型——现存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京字第一号证据”。

1938年1月，15岁的罗瑾在冲洗日军胶卷时，发现砍头、活埋、奸淫等暴行影像，秘密加洗并精选16张制作成相册；1941年吴旋发现相册后，将其藏于毗卢寺佛像腹中及家中，直至抗战胜利，成为日后审判日军战犯的核心物证。

相较于《屠城血证》中将视角聚焦于主角展涛一人，《南京照相馆》则以群像的丰富视野揭示了中国民众的三重象征层次。

第一层是普通人的生存本能。编号1213的邮差阿昌是影片中最具代表性的“普通人”，身为邮差的他熟悉南京街头的每一处地标、每一个街道，同时也是每一个普通南京百姓的缩影。阿昌的角色弧光从“求生者”到“见证者”再到“反抗者”，几乎浓缩了整个中华民族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心路历程。

第二层是小资阶级的软弱与摇摆。影片中戏曲演员林毓秀和翻译王广海的情人关系与二人面对侵略的不同选择形成合奏，谱写出那个时代部分“半睡半醒”国人的精神状态。他们既想帮助同胞，又不敢违抗日军；既渴望安全，又恐惧良心的谴责。

第三层是守护者的民族气节。宋班长作为军人，代表中华民族不屈的反抗精神。尽管编剧没有赋予他太多的能力光环，却恰好对应了彼时的国家状态。在最绝望的时刻，即使明知是死路一条依然选择奋起反抗，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得以延续至今的精神支柱。

事实上，整部影片在人物塑造上都尽量避免了单一、脸谱化的形象，日军的形象也不例外。

摄影师伊藤是一个极具欺骗性的角色，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阴险与可怕。称中国人为“朋友”，用馒头喂狗，却视人命如浮尘；表面的文明伪装试图粉饰侵略的本质，骨子里的野蛮本质揭示了侵略者人格的分裂与扭曲。

正如他手中的照相机，一面拍下虚假的“亲善照”，一面记录日军的暴行与罪证。

历史记忆的当代显影

影片以报告文学般的气质呈现这场八十多年前的劫难，克制的镜头并没有回避乱世洪流中我们自身的犯过的错误，更对准的是战争带给人类的伤害与扭曲，致力于还原历史的本来样貌。

《南京照相馆》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其揭露了“亲善照”的的历史细节。通过阿昌和毓秀被迫参与“亲善照”拍摄的情节，撕开历史的双重真相。这在现代一些试图粉饰历史、否认侵略的声音面前，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

与传统抗战电影不同的是，影片还将视线投向了日军的文化掠夺。其中日军带走南京城墙砖石的的行为，不仅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还意指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对中华民族进行的、无可辩驳的文化侵略。

此外，导演还“贪心”的挖掘了发生在1937至1938年的许多真实人物与事件。除了主要角色的原型之外，影片中还出现了华群女士与拉贝先生的身影，以及中华陷于危难之时，来自世界各地的援助之手。

在当今时代，电影作为一种大众媒介，在历史教育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南京照相馆》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它为青年观众提供了一种理解历史、传承记忆的新方式。影片中那些被保存下来的照片，不仅是历史的罪证，更是民族记忆的载体。

尽管电影对于一些情节的处理不能堪称完美，但是其中相机与枪的物像关联，仁义礼智信的隐喻与讽刺都使得电影更上一层楼。作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的献礼片，《南京照相馆》已经是一篇相当优秀的命题作文。

光影散去，屏幕前的我们唯有握紧历史的底片，才能不忘先烈、迎接未来！

（作者：浙江传媒学院电视与视听艺术学院24级研究生 崇雪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