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之城的“高校之渴”：宁波和东莞们的教育断层，及突围路径

城问

理，总会越辩越明

【造型别具一格的大湾区大学落户东莞，给东莞增添“未来感”/来自网络】

吾球商业地理：

当高考喜报与大学排名撕裂千万级城市的骄傲，"教育断层"正成为新一线城市的集体焦虑。从宁波帮的百年反哺到东莞的产教突围，两座城市以不同的路径诠释同一个命题：在人才争夺战中，没有顶尖高校的城池如何锻造自己的"创新锚点"？这场关乎城市命运的突围，正在重写中国高等教育的地缘格局。

采写+主编/王千马；

图片/王千马+网络；

编制/大腰精+牛儿响叮当+咿呀丫

在宁波镇海中学，高考喜报的电子屏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这所百年名校再次以骄人成绩领跑全省。

据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数据，谢恺同学以总分722分（数学150分满分，物理/化学/生物均为99分）成为2025年浙江省高考状元，这是该校近十年第8次摘得省状元桂冠。‌‌该省前100名考生中镇海中学占比最高，超高分考生（710分以上）达12人。

【镇海中学，镇了/来自网络】

荣誉墙上，两张相隔三十八年的照片静静诉说着这座城市的教育故事：1985年金秋，船王包玉刚站在宁波江北区的荒芜空地上，为宁波大学挥锹奠基。这所由他捐资2000万美元（约合当时人民币7000万元）创建的高校，成为新中国第一所由海外华人捐资兴办的综合性大学；2022年，他的宁波老乡虞仁荣签下300亿元捐资协议，筹建东方理工大学。这种跨越时空的教育接力，在宁波已经延续了整整一个世纪。

一千五百公里外的东莞，同样的教育传奇正在以另一种方式书写。在2025年广东高考屏蔽生分布中，东莞有17人进入全省文理前50名，位居全省第二，其中东华高级中学占13人，在全省学校中并列第一。《“制造”新东莞》一书的联合作者、知名作家吴诗娴的女儿正是求读于此，今年亦以优秀成绩成为一名新晋大学生。这和近日《“制造”新东莞》的出版上市，共同构筑吴诗娴的“2025兴奋点”。

然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高等教育领域时，画面却出现了令人忧心的断层。2023年软科中国大学排名中，人口准千万城市的宁波，仅有宁波大学一所高校进入百强；在作为双万之城的东莞，当地为数不多叫得响的东莞理工学院则排在100名开外。

更值得玩味的是两地人才市场的现状：在宁波新增就业大学生中，本地高校毕业生仅占38%，东莞这一数字更是不足30%。"我们培养的优秀高中生，像候鸟一样飞向北上广深。"一位宁波重点中学教师的感叹，道出了千万人口城市共同的教育困境。

Vol.1

毫无疑问，这两座城市都是热爱"学习"的。

这种热爱不仅体现在考试成绩上，更深深植根于城市的文化基因之中。

我在创作《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时就注意到，这个浙东沿海城市的居民，推崇"一手毛笔一手算盘"，如果家里子女多，有的就走科举，有的就安排从商。他们不耻于从商，但也商而好儒。

原因也很简单：在这片背山面海、土地贫瘠的土地上，生存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宁波人很早就明白，科举入仕固然光耀门楣，但经商致富同样能改变命运，两者都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宁波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自唐宋以来就是中外商贸往来的枢纽。这种开放的环境塑造了宁波人务实而包容的品格——他们既尊崇儒家经典，又精通商业算术；既恪守传统伦理，又敢于开拓创新。正如晚清实业家严信厚所言："商以通有无，儒以明义理，二者不可偏废。"

这种独特的价值取向，在宁波的天一阁藏书楼和钱行街（即今天江厦街）的比邻而居中得到完美诠释。始建于明朝的天一阁，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而仅一街之隔的钱行街，在清代鼎盛时期汇聚了上百家钱庄票号。书香与铜臭在这里奇妙地融为一体，形成了"白天打算盘算账，晚上点油灯读书"的生活节奏。这种"儒商并重"的传统，让宁波帮在近代中国风云变幻中既能把握商机，又能以家国情怀回馈社会。当然，这也形成了宁波教育在今天如此强悍的一大原因。

【宁波帮叶澄衷在老家创办的私学/来自网络】

相应的，东莞亦是如此。在很多人印象中，东莞这座制造业城市，是个"文化沙漠"。但在创作《"制造"新东莞》的过程中，我竟意外发现，东莞人不仅出举重冠军，也出“状元”。而书院更是遍布东莞城乡。像厚街的鳌台书院，始建于明弘治年间，史料记载其培养出5位进士；茶山南社书院则保存着清嘉庆年间的科举题名碑，记录了数十位功名获得者的信息；莞城的可园不仅是岭南园林的代表作，更是清代文人雅集的学术重镇。这些书院就像散落在制造业版图上的文化明珠，见证着这座城市"崇文重教"的另一面。

我们深究这背后的原因，发现它和宁波有相同也有所差异。如果说宁波的教育传统源于海洋文明的开放包容，而东莞则更多体现了岭南文化中"耕读传家"的务实精神。

作为移民社会，大量士族的南迁，不仅携带家产，更带来了中原的典籍和文化传统。在陌生的岭南环境中，这些移民家族为保持文化认同、维系宗族凝聚力，将兴办书院、私塾视为头等大事。更重要的是，由于移民，东莞历史上长期存在广府、客家和疍家三大族群的互动和博弈。在资源有限的背景下，教育成为族群竞争的重要领域。

还有和东莞特殊的地理、经济有关。东莞地处珠江口，历史上大部分地区是由珠江冲积形成的沙田区。这种特殊地理造就了独特的"沙田文化"——既要组织大规模围垦工程，又需处理复杂的水利纠纷。这使得东莞社会格外重视培养通晓文墨、熟悉律法的人才。还有就是，在明清时期，东莞形成了以莞草种植、晒盐业和商贸为主的特色经济。这些产业需要与官府保持良好关系，而科举功名则是最有效的"护身符"。更重要的是，作为广州外港，东莞自古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前沿。明代屯门海战中，东莞士子最早接触到西洋火器技术；清代鸦片战争前，虎门的书院已开始收藏西洋舆图。这种开放环境塑造了东莞教育"经世致用"的特色。可园创始人张敬修在园内设立"可舟书屋"，既收藏四书五经，也陈列西洋自鸣钟和航海仪器，这种兼容并蓄的教育理念，为近代东莞人快速接纳新技术埋下了伏笔。

【东莞可园。可舟意喻当行则行，当止则止/来自网络】

这不免让人恍然大悟，为什么宁波帮中能人辈出，在他们中间，既有叱咤商界的包玉刚、邵逸夫，也有享誉学界的童第周、路甬祥……而东莞也从农耕社会，在改革开放之后，快速转型和城市升级。如今，当人们惊叹于松山湖科技企业的创新能力时，或许不会想到，这背后是这座城市数百年积淀的教育基因在发挥作用。

只是，当镇海中学的学子们捧着清华北大的录取通知书远赴他乡，当东莞理工学院最优秀的毕业生也难免会被深圳企业高薪挖走，两座城市都在经历着人才"漏斗效应"的阵痛。

这种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不匹配，就像一场精心准备的盛宴，最终却为他人做了嫁衣。

换句话说，这种教育的"断层"，还是犹如一枚耀眼的疮疤，让宁波和东莞黯然神伤。

Vol.2

不得不说，宁波和东莞在高等教育上，并不是一个受宠的孩子。

这就像家里的"老二"一样，既不像老大那样受重视，也不像老小那样受偏爱。

而且，宁波还是计划单列市，和杭州有点在同个屋头，却分家单过的意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宁波只能眼睁睁看着杭州坐拥浙江大学这座"教育航母"，享受着省内90%以上的高教资源倾斜。与此同时，宁波在省级高校布局中长期处于弱势——1984至2000年间，浙江省新建的11所本科院校中，有9所落户杭州。甚至，宁波大学建校之初，曾希望能挂"浙江第二大学"的牌子，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今日宁波大学/来自网络】

东莞比宁波相对要好，但它的“形势”更为“恶劣”，因为它还得承受着广州和深圳的"挤压"，只能眼睁睁看着中山大学、华南理工等名校在周边城市开枝散叶，自己却连一所像样的综合性大学都难以培育。当1983年深圳大学迎来首批新生时，东莞的第一所成人高校还在图纸阶段。即使日后有东莞理工学院，也走了一段艰辛路程。

《“制造”新东莞》也曾写到东莞理工学院创办的故事。为解决人才问题，东莞于1986年选址并决定创办东莞理工学院，首要面临的自然是经费问题。根据1988年8月17日编印的《东莞理工学院筹建简讯》，东莞理工学院全部工程预算为5493.2万元（包括征地费、设计费、仪器设备费），占1987年东莞市财政收入2.02亿元的27.19%，接近三分之一。为了筹备资金，1975年任东莞县委副书记，分工管经济，后成为东莞第一任地级市市长的郑锦滔从香港邀请了几十位著名人士回来，住在东莞宾馆，和他们细说东莞建大学的必要性和难处，希望他们和香港同胞能在资金上给予帮助。

最终，东莞市政府决定由市财政拨款3100万元，分三年拨完。余款发动内地各单位、个人和香港同胞认捐。除市财政拨付专款之外，东莞市还拉下脸皮，采用当时不允许的“土办法”，伸手向下级政府机关“索要”、向企事业单位发动捐款，希望举全市之力共同为东莞理工学院筹措经费。

还有个问题，就是提出筹办时，东莞还是一个县级市，按照相关规定，县级市是不够资格独立申请创办高等院校的。在北京部委办理相关流程时，收到的反馈便是：“你们一个县办大学？怎么可能。”即使东莞已是县级市，但别人还是很干脆：这个市，是县级市，还是县啊。想来，这样的刺激，加上其他一些原因，让东莞随后又开始申请成为地级市。“这回程序很熟悉了，但报告却很快给驳回了：非农人口、市区面积等指标上，东莞没有达标，而且市镇之间缺乏县治构。”显然，城区面积过小，市和镇之间没有县一级，都让东莞不被看好。

不是谁都有超前意识的。即使1988年东莞升格为地级市，县委会议室里争论最激烈的是"先建体育馆还是先修路"，大学根本不在议程之中。好在五年后，东莞理工学院还是获批准招生，于1990年在荔枝林中奠基，被当地人亲切又略带调侃地称为"荔枝园大学"。这个称呼背后，是这座城市对高等教育的复杂情感。有幸，杨振宁先生答应做其名誉校长。但问题又来了，学院是专科，还是不符合东莞发展的需求，所以它们又想到了专升本。这又一次遭遇了阻力。有人认为东莞没必要自己花钱办一所大学，学生可以就近去广州、深圳，但有人却认为，哪怕让东莞自己掏钱也要办。好在最后一种观点占据了上风。东莞的努力，再加上国家也认为需要将教育资源向东莞这样的制造业高地倾斜，所以最终还是成了。

2002年3月经教育部批准，东莞理工学院变更为本科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2006年5月获批为学士学位授予单位。

【今日的东莞理工学院/来自网络】

尽管如愿以偿，但这种长达十年的"马拉松式"审批，还是让一位参与过筹建的老教育工作者感慨："我们就像是在参加一场戴着镣铐的舞蹈，既要跳出自己的风采，又不能踩到别人的脚尖。"

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正是这种"不受宠"的处境，反而激发了两座城市发展高等教育的独特智慧。

当资源分配的天平难以撼动时，宁波和东莞都不约而同选择了"曲线救国"。

Vol.3

1985年的春天，离乡四十年的包玉刚回到中兴中学，当他抚摸着教室里的旧课桌时，做出了捐建宁波大学的决定。

这位船王在奠基仪式上说："大学要像码头一样，让人才和知识在这里集散。"这份情怀在宁波商帮中代代相传，形成了独特的"宁波帮帮宁波"传统。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宁波帮"对家乡教育捐赠超100亿元，从幼儿园到大学构建了完整的反哺链条。

我曾漫步在今天的宁波大学校园里，看到包玉刚图书馆、包玉书和包陪庆科学楼；林杏琴会堂；王明康乐雪芳海洋楼、王明康乐雪芳海运楼；以及由校友庞升东捐资3000万元的真诚图书馆……不禁感慨宁波帮的家国情怀，以及对教育改变乡土的深刻认知。显然，虞仁荣今天投资筹建东方理工大学，和前辈们的精神一脉相承。

“浙江排名5000位次以内被录取，除了本科四年学费全免，还可获得奖励20万！”“5001-6000位次奖励15万，6001-7000位次奖励10万！”根据报道，2025年高考志愿填报前夕，这所刚刚获得教育部批复设立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就以这样震撼的招生政策闯入浙江考生和家长的视野。虽然首届仅面向浙江省内招收80名本科新生，却拿出千万级资金抢夺优质生源。

【宁波东方理工大学对一些问题的回应/来自海报新闻】

虞仁荣带来的不仅是生源的冲击，更有人才教育方式的创新。在宁波鄞州科技园，韦尔半导体的芯片生产线与中科院材料所仅一墙之隔。与此同时，位于镇海清水浦片区的东方理工大学采用"基金会+理事会"的创新治理模式。当年宁大想成为浙江第二大学而不得，现在东方理工大学已经不再剑指“第二个浙大”，“而是中国的欧林工学院。”这所新型大学的专业设置将完全对接宁波"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首批开设的智能装备、绿色化工等特色学科，彰显出与城市产业血脉相连的办学理念。这也意味着，虞仁荣正致力于打通“产学研”。当教育和研究、产业紧密相拥并擦出花火，宁波的未来将大为光辉。

这也是东莞之所以和中科院物理所合作，引进并成立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的重要原因。此外，它还积极支持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一批高校在东莞布局建设研究院、研究中心，进一步助力营造良好科创生态，焕发创新活力。某种意义上，“借势发展”“借鸡生蛋”成了东莞解决人才问题并实现持续发展的一大方式。

【和散裂中子源同在一条路上的松山湖材料实验室/摄自王千马】

‌尤其是随着华为等科技巨头入驻松山湖，东莞更是另辟蹊径，把企业研发中心变成"没有围墙的大学"，让产业需求直接驱动人才培养。这种"非典型"发展路径，或许正是"老二"们突破资源困局的生存之道。

在东莞松山湖的华为培训中心，传统教室被创新工场取代。学员在配备商用5G基站的实训室里调试设备，在1:1复刻的智能产线上实践操作。"我们不要论文要专利。"华为大学校长王端军的这句话，或许代表了产业界对人才培养最直白的期待。这种“实战即学习”模式正在产生涟漪效应：vivo与浙江大学合作共建“电子信息工程师技术中心”，聚焦通信技术人才培养，提供实践平台和课程支持；OPPO也尝试通过与高校合作，探索产教融合的新路径。

【作为东莞产业的领军企业，它们需要在人才培育上做出表率/摄自王千马】

正在争取更名为大学的东莞理工学院，也因此有了新的活法——通过与华为共建“鸿蒙班”探索教学改革。大三学生可进入华为松山湖基地参与实训，接触工业机器人、光刻机等高端设备。"未来学生的毕业设计可能就是一份创业计划书。"校长马宏伟描绘的图景，正在重新定义大学的形态与功能。

他的设想如今正在落地——已有学生项目获得风险投资并被企业采用。另外，学院这些年也在努力推动一个举措，就是在莞工读书，留东莞就业。

与此同时，东莞的教育变革也在向更深层次推进。《“制造”新东莞》便提及，除了进一步谋求东莞理工学院改名大学，如“东莞大学”，以及进一步推动广东科技学院从“创百年学府、育产业精英”走向“培养应用创新型人才，赋能新质生产力”之外，还要利用身处大湾区的优势，推动共享智慧的落地。

让东莞大喜所望的是，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在2024年9月正式启动，而大湾区大学也在东莞落户并生根——这所由中国科学院院士田刚负责筹建的大学，在东莞有两个校区，一个是松山湖校区，毗邻中国散裂中子源、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等大科学装置、大科研平台，占地250亩；一个则是滨海湾威远岛校区，占地2100亩。该校的定位是以理工科为主的高水平新型研究型大学，重点聚焦物质科学、先进工程、生命科学、新一代信息技术、理学、金融等六个方向，并致力于打造共享融合、人文交互、智慧互联、低碳绿色的现代化文明校园——无疑正和近些年来东莞的转型升级相呼应。

在推动大湾区大学建设的同时，他们还联合香港中文大学共建大湾区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先进材料与绿色能源研究院。

在今天东莞的松山湖科学城，高校用地与企业研发中心犬牙交错，香港城市大学东莞校区与散裂中子源更是近在咫尺，这种刻意为之的空间布局，模糊了学界与业界的界限，创造出全新的创新生态。

从宁波到东莞，两座千万级人口城市的教育突围之路虽然风格迥异，却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当传统的高校发展模式难以突破时，唯有立足城市特质，打通教育与产业的任督二脉，才能在激烈的城市竞争中赢得未来。南京大学城市研究院院长张鸿雁亦曾指出："后发城市建高校必须错位竞争。宁波可聚焦'港口经济+智能制造'学科群，东莞应围绕电子信息构建特色体系。"在我看来，宁波亦可建立"镇海中学-宁波大学等-甬江实验室"贯通培养通道，东莞则可着力构建"东华中学/东莞中学-东莞理工等-松山湖企业"无缝衔接体系，这都是有益的尝试。

在《“制造”新东莞》中，我对“人才”的变革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那就是变人口红利为工程师红利。毋庸讳言，当年的创业者，大多是“闯”一代，他们凭借着胆量、努力和自我牺牲，不是成为流水线上的熟练工人，就是成为能管理一个工厂的领导。那么，今天的人才，必须成为“创”一代，应该是具备某项专业技能，拥有某种程度的学历或者学识，但更重要的是，必须要有向全球而行的勇气，无创新不生存的意识，以及对产品持续打磨的工匠精神。甚至，我们更应该像马斯克那样，将自己的征程放在星辰和大海，为整个人类的进步而努力。

这既是对东莞的期望，也是对宁波的期许，同样也是对像绵阳、芜湖、宜昌、岳阳、吉林（市）、大连、青岛、榆林（或宝鸡）、吕梁（或大同）等第二城的要求。只有如此，包玉刚当年"大学要像码头"的愿景，不仅会实现，而且正在被赋予全新的时代内涵——不仅要成为人才与知识的集散地，更要成为创新与产业的价值链枢纽。

这条路或许漫长，但它们已经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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