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仰忠
我是一名全日制小学毕业生,却在临近不惑之年时圆了大学梦。回首半个多世纪前的岁月,那是个特殊的时代,我小学毕业后,便辍学干活,学艺、务农,为生计而奔波。那时的我,从未想过自己能走进大学校门,获得国家教委认可的大学法律专业毕业证书。
从七十年代中叶知青返城工作后,我便开启了漫长的求学之路。初中补习、高中语文班、广播电视大学的业余学习,历经这些年的坚持与努力,最终让我在38岁这一年得偿所愿。但其实,早在 22 岁当知青时,我的大学梦就曾有过一次触手可及的机会。
1972 年,我被分配到偏僻的下埠口大队当 “知青”。那时,多数城镇居民待业人员下乡务农,只有少数幸运儿能进厂矿当工人。
当时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社员参与集体劳动记工分,农村经济落后,存在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与体力劳动之间的 “三大差别”。在文革期间,大中院校取消入学考试,招生主要靠各地推荐工农兵青年,并在毕业后由国家包分配,还能转为城市户口,这在那时可是人人羡慕的 “香馍馍”。
原武义县三十四个公社,每年分到大学和中专推荐生指标少之又少,一个公社最多也就一两个名额。因此农村青年若能被推荐上大学,那简直是凤毛麟角,如同中了状元一般。
当年的招生政策是 “分配指标、群众推荐、组织考察、党委审定、择优录取“。这里的 “优”,主要看出身成份(贫下中农优先)、思想品质和身体素质,文化水平反倒成了参考因素之一。在那个政治挂帅、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成份差的子女上大学受到诸多限制,而贫下中农和工人家庭的孩子才是推荐首选。
在支农的第二年,我参加了城关区计划生育宣传队,队里还有两位知青,其中插队在后陈大队的小陈,他家虽是地主成份,但因表现出色,被破格推荐上大学。听说这是全县为树立典型,推荐成份差的优秀青年上大学的唯一指标。
虽然知青们嘴上都说要扎根农村干革命,可一旦有招生、招工、参军的机会,谁都不想错过。有位女知青,生产队劳动时吃苦耐劳、全勤不偷懒,宣传部门还把她的事迹投稿给报社。结果她刚被推荐上大学,《浙江日报》滞后发表了那篇 “万马拉我不回头 —— 记女知青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事迹” 通讯稿,实在让人忍俊不禁。
我也不例外,心里一直盼着能有上大学 “出人头地” 的机会。所以在农村时,我表现格外突出。1975 年夏天,城关区教办把我列入了上大学的推荐对象。 记得那一天,我正和社员们在烈日下割稻子,大队吴会计突然远远喊我,让我马上到大队办公室,说区教办有人找。我顾不上解下擦汗的 “汤布”,卷着泥裤腿、光着脚就匆匆赶了过去。
区教办的邵生荣老师和公社教办的陈天宝老师见我这副模样,微微一笑。自我介绍后,便直截了当地说:“仰忠同志,你在农村表现不错,今年邵宅公社有个上大学的招生名额,经群众推荐和区教办研究,确定你为推荐对象之一。” 我一听,心里猛地一震,脸上不自觉泛起红晕,连忙道谢。
邵老师得知我是贫农出身,又问我有什么特长,我回答爱好美术,能徒手作画。陈老师接着问我想报哪所院校,我兴奋地说:“我想报考浙江美术学院。”两位老师听了,便让我当场画一幅画试试。我赶忙回知青点拿来画笔、白纸和颜料。
说起自学画画,还得从少年时跟父亲学刻字说起。那时流行戴毛主席像章,我照着报纸上毛主席戴军帽的侧面像,在木块上刻成印章,印出来的头像和报纸上的几乎一模一样。
我还能在钢笔套上雕刻飞鸟、花草,以及简单的上海滩高楼、苏州河景象。还有下埠口祠堂、小学走廊和电灌站的墙上,也都留下我画的巨型油画。村民们都说,祠堂边那幅 “古田会议永放光芒” 的油画,那画中军人的双眼仿佛会盯着人看。
不一会儿,我画好了一张头戴草帽、手握宝书(毛主席语录本)、肩扛锄头的人物画,背景是远山和田野,还题了字 “五七指示永放光芒”。邵老师和陈老师看了,满意地点点头,夸我画得好,还说要把这幅画带去招生办作参考。
当晚,两位老师就分头走访了三十多位村民,了解我在农村的表现。这个走访调查环节十分关键,隔壁村大队书记的女儿,就因为摘了生产队一个桃子,被教办老师走访得知后,取消了她的推荐资格。
几天后,下埠口叶书记告诉我,教办老师走访时,大家都对我的表现赞不绝口,让我安心等待录取通知。可我左等右等,却毫无音信。后来才知道,问题出在政审没通过。
陈老师说,我父亲在解放初曾被迫给土匪刻过公章。我解释那是在土匪枪口威胁下刻的,而且公章刻错字没法用,父亲还因此逃到乡下,差点丢了性命。但在那个年代,政审标准严苛,稍有问题就通不过,我的大学梦就此破灭。
后来我招工返城,经人介绍,与一位农民出身的姑娘相恋结婚。妻子初中毕业,务农七年,1976 年,她幸运地成为最后一批推荐上大学(中专)的工农兵学员。她的经历激励着我,此后我先后参加初中补习班、两年制业余高中语文班,又经过三年电大的刻苦学习,终于拿到了大学文凭。
捧着烫金的毕业证书,我不禁回想起当年在田间劳作,却心怀憧憬的自己。虽然此生没能成为画家,但终究还是圆了大学梦 。
仰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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