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分析】廖群教授：应通过根本性措施而非临时补贴提高居民收入

“十五五”规划期间，即2026-2030年间，我国经济发展为实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所承担的两大关键使命：一是为2035年GDP比2020年实际翻一番，从总量上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基础；二是为2035年达到高质量发展水平，从质量上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基础。

第一使命对总量增长的要求，既包括对GDP实际增长，即以2020年价格计算之增长的要求，也包括对GDP名义增长，即以当年价格计算之增长的要求。

“十五五”期间GDP实际增长要求年均4.8%。为何有此要求？这是由2035年我国GDP比2020年实际翻一番的目标所决定的。已广为人知的是，2035年比2020年实际翻一番意味着2020-2035的15年间年均实际增长4.73%。从目前形势来看，今年我国GDP实际增长5.0%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则“十四五”期间，即2021-2025年间我国GDP将年均实际增长5.3%。

那“十五五”期间，GDP的年均实际增长速度应该是多少呢？

首先须认识到，翻一番的目标是硬性的，则2021-2035年年均4.73%的增长速度是最低要求。又由于如上所说2021-2025年年均增长5.3%，则对2026-2035的10年来说，年均增长4.55%是最低要求。这是对2026-2035年我国GDP年均实际增长速度的第一个约束。

同时，就4.73%而言，1年如此增长并不难，但15年年均都以此速度增长的难度远高于此。这不仅是因为通常意义上可持续增长的困难，还在于这15年间我国GDP实际增长速度必然放缓的趋势，更在于放缓速率的不可低估。

我国GDP的实际增长速度，从2010年开始就历史性地从10%以上的高速逐步地向中高速放缓。2010年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增长曲线的拐点，此后的放缓就是拐点已过所致，且必然持续。因此，2021-2035年间我国GDP实际增长速度必将呈现“前高后低”持续放缓的态势。问题还在于，我国GDP增长曲线的斜率，在起飞上升时期很高，则在放缓下行时期也必然不低。这就是说，“前高后低”放缓的速率必然会较快。今后有多快难以准确预测，但从我国GDP年均实际增长速度自2010年的10.6%放缓至2011-2015的8.0%、2016–2020年的6.1%和2021-2025年的5.3%（如前预测）的趋势来看，2026-2035年10年间放缓的速率平均每年0.1个百分点，或每5年0.5个百分点不是一个悲观的估计。这可以说是第二个约束。

在上述两个约束下，要实现2035年比2020年实际翻番的目标，2026-2030年和2031-2035年我国GDP年均实际增长速度应分别为4.8%和4.3%。所以，“十五五”期间我国GDP年均实际增速应达4.8%。否则，2035比2020年实际翻番的目标就难以实现。这就是“十五五”期间GDP年均实际增长速度应达4.8%的经济与算术逻辑。

对此，有人会不以为然，认为现阶段，包括“十五五”期间，我国不应再追求GDP增长速度，不应有增长目标或增长目标不应定在4%以上。如上所述，这实际上就是说不应有年均增长4.73%和2035年翻番的目标。

这一观点的依据是，今后我国追求的应是高质量发展，而不是经济总量的增长。必须看到，增长是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发展涵盖增长、深化和升级三个方面，增长居于首位，所以谈经济发展是不能脱离经济增长的，特别是对于现阶段仍然须有中高速增长且具有此等潜力的我国经济而言。

后两个方面，即深化和升级，代表经济质量提升，当然很重要，我国经济正在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不能由此否定第一个方面的经济增长。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高质量发展只能在较快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实现。尤其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现阶段人均GDP仅为发达经济体平均值的1/3左右而又处于努力追赶过程中的经济体来说，在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同时不可能不仍然追求一个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其实，虽然重视程度不同，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都将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定期发布的最重要数据都是GDP增长速度。发达国家尚且如此，作为最大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是否就更有理由这样做呢？贬低甚至蔑视GDP增长速度的倾向是有害的。

另外，“十五五”期间GDP名义增长要求年均5.8%。

为何又要有这个要求呢？是因为，在很多政府文件和研究分析中都还提到2035年我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由于中等发达国家的标准不甚明确，而最低发达国家的标准按人均GDP是清楚的，所以2035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超过最低发达国家，也就是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较易判断，也更易实现。

即使如此，也并非轻而易举。据IMF，2024年最低发达国家，即人均GDP最低的发达国家是克罗地亚，人均GDP为23380美元，今年预计上升为24000美元。假设其人均GDP在今后10年按保守估计年均名义增长2.5%（1.5%实际增长和1%通胀率），则2035年将达30722美元。2020年我国人均GDP为10409美元，在此基础上，假设实际增长翻番实现但GDP平减指数（整体经济的广义通胀率）上涨为零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不变，2035年我国人均GDP将为20818美元，比最低发达国家的30722美元仍相差48%。所以，仅靠实际增长翻番仍然难以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还必须依靠人民币升值和GDP平减指数上涨来消除48%这一差距才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首先看人民币，实际上近年来对美元贬值了10%左右。考虑到目前人民币和美元在实际购买力上的巨大差距，长远来看，人民币确有很大的升值潜力。但人民币国际化是其升值潜力实现的必要条件，而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又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问题在于，保持人民币资本项下不完全可兑换是我国防止外部金融冲击，保持我国金融市场进而经济稳定的重要防火线，我国从未承诺何时放弃。今后10年，正是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阻挡我国经济继续崛起的关键时期，防止外部的金融和经济冲击更为重要，所以我国仍不会承诺也不会硬性地过快推行。于是，今后10年人民币将对美元升值，但不能认为升值48%是当然，而且如果GDP平减指数继续为负的话，人民币的升值幅度须比48%更高，更不能视为必然。

这就要求GDP平减指数，也就是广义通胀率也要做出贡献，为此起码须从近年来的负值区间走出至正值区间。至于正值于什么水平，看看其他GDP实际增长率在0-3%的国家的通胀率目标都设定在2%，对我国这样一个GDP实际增长在4.5%以上的国家来说，年度广义通胀率或GDP平减指数上涨率达到1%的水平应该不是一个很高的要求。这就意味着，“十五五”期间我国GDP的年均名义增长速度应达5.8%。

如此，今后10年GDP平减指数将上升10.5%。在此前提下，人民币只需升值37.5%，这更为可能，2035年我国名义GDP就将超过最低发达国家，从而实现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目标，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可能性也明显提高。

实际上，2-3%的GDP平减指数上涨率对我国经济更为理想，将大幅加快我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和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步伐。不仅如此，也更有利于经济的实际增长。应该认识到，通胀率太高当然不好，会降低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和消费水平。但太低，特别是为负，也会对经济的实际增长产生很多负面影响。第一，降低企业的销售收入从而利润下降，因为销售收入不仅取决于产品销售数量，也直接取决于产品销售价格。这将抑制企业投资。第二，企业利润降低使得员工的工资奖金等收入增长减慢。这将抑制居民消费。第三，通胀低迷使得居民和企业都感觉现金珍贵，所以更不愿消费或投资。这些都将直接抑制GDP中的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两大主要元素，从而抑制GDP的实际增长。所以，将GDP平减指数或广义通胀率从负值区间提升到正值区间并达1%或以上，应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十五五”期间的重要目标之一。

上述GDP实际增长和名义增长两大要求的共同挑战是，当前我国商品市场严重供过于求，需求明显不足，同时供给显著过剩。这一挑战造成经济扩张欠缺力度，从而GDP实际增长速度难以达到潜力水平，同时又导致通胀率易跌难升，使得GDP名义增长速度更慢于实际增长速度。

既然如此，提升需求和减少供给是实现两大要求的根本途径。鉴于今后外部需求将不可控制地恶化，提升需求主要是提升内部需求，即内需，包括国内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减少供给，首先是控制新的产能建设，防止内卷式的规模扩张，同时消减过时的旧产能和旧产品。鉴于供过于求的严重程度，提升内需和减少供给的力度都应达到非常强劲的地步。为此，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更加积极有为，大力提升宽松力度。

财政政策应切实地更加积极。首先，通过财政渠道根本性地提高中低阶层居民的收入。这些居民是我国消费不足的主要群体所在，消费倾向高，提高其收入将取得显著的政策边际效应；中长期而言又具有减小收入差距的重大意义。所谓根本性，是说不是一次性地补贴如消费券等，而是通过政府转移支付和税收调节等手段进行持续性的收入二次分配。

第二，显著增强“两新”政策，即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力度。财政政策大有可为也必须有为，以大幅的财政补贴鼓励居民进行以旧换新，即虽还能用但用得不够满意的传统旧产品折价卖出的同时购买现代化的新产品，和企业设备更新，即以现代化的新设备置换传统的旧设备。

第三，重振基础设施投资支出。持续强劲的基础设施投资不仅将支持短期经济增长，也将对我国在新经济时代的中长期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重大意义。

在以上三大方向，财政政策的力度应该充分地大，以持续性的大规模政府发债和更高的赤字率予以支持；毕竟我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即使包括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也明显低于很多其他国家。

货币政策也应更加有为。通胀水平低迷，是货币政策宽松的基本依据；使GDP平减指数或广义通胀率由负转正，是今后10年我国货币政策宽松的应达目标。针对居民消费意愿不够，应进一步降低储蓄存款利率。应该看到，我国消费需求不足，除了中低阶层居民的收入增长不够快外，还在于居民收入未能充分地转换成消费需求，形成了堵点，而其根本原因是居民的消费意愿不够。从2018年以来我国居民储蓄存款连续7年双位数增长，大大快于居民收入和支出的增长速度就可见一斑。

消费意愿不够，反映我国居民传统的节俭意识仍然很强，喜欢存钱，谨慎花钱。也与社会保障体系的涵盖面不够宽和保障度不够高有关，很多人担忧未来的养老与医疗，因而多存钱，少花钱。其实，银行储蓄存款利率仍大幅高于接近于0的消费品价格指数，更加剧了人们存钱而非消费的意愿。在这一形势下，除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货币政策应进一步降息，缩小银行储蓄存款利率与消费品价格上涨速度之差，降低居民的存款动机，促使银行居民储蓄存款搬家至消费品市场。应该说，目前我国的储蓄存款利率水平已比以前降低了很多，但仍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的正常年份，与一些发展中经济体相比也属偏高水平。考虑到我国虽仍处于发展中阶段，但是一个特殊的新兴经济体，似乎“未老先富”，商品与货币市场的供需关系呈现与发达经济体类似的双过剩局面，为提升居民的消费需求和企业的投资需求，应不惜采取发达经济体的低利率货币政策，将银行利率调至够低的水平，有必要时甚至向零水平靠拢。

（作者廖群系信和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文章来源：宏观经济智库‍‍‍

图片来源：宏观经济智库

廖群教授

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兼职教授

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

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原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预测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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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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