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的江津,梅雨季的潮气像块浸了水的棉絮,裹着鹤山坪的青瓦土墙。陈独秀躺在竹床上,指间捏着半页《新青年》残刊,纸边印着1919年他写的《敬告青年》,墨色在潮气里洇成浅灰,像极了他此刻涣散的目光。床头瓦罐里的薄荷蔫了大半,那是潘兰珍上月从山坡采的,说能醒神,可终究抵不过他日益衰竭的肺疾。
“先生,喝点粥吧。”潘兰珍的布鞋碾过青砖地,药碗与瓷勺相碰的脆响惊飞了窗台上的麻雀。她鬓角别着朵野茉莉,是今早去镇上抓药时,巷口王婆婆硬塞给她的——都知道陈家的女人苦,男人快不行了,还穿着打补丁的月白衫。陈独秀抬眼,看见她手腕上的红痕,想起三日前她冒雨去鼎山采蕨菜,滑倒在青石板上,回来却笑着说“摔不坏,倒捡了半筐嫩蕨”。
药碗搁在雕花床头柜上,蒸汽混着艾草味漫上来。他盯着碗里浮着的几粒糙米,突然想起1937年南京监狱的中秋,潘兰珍隔着铁栅栏递来的桂花糖芋头,那时她还年轻,眼睛亮得像秦淮河的灯。“兰珍,”他喉咙像塞了团棉絮,伸手抓住她磨出茧子的手指,触感像老树皮,“我走之后,你……”
“知道,知道。”潘兰珍别过脸去,用袖口快速抹了下眼角,发间的茉莉掉在被面上,“头一条,找个靠得住的人改嫁;第二条,不动教育部的钱,不拿你的名声换米。”她故意把“先生”换成“你”,像他们在上海亭子间做邻居时那样随意,那时他总穿着灰布长衫,在煤油灯下写啊写,笔尖划过稿纸的声音,比弄堂里的电车声还轻。
十二年前的上海,霞飞路的梧桐正落新叶。潘兰珍在恒安纱厂做童工,下工后蹲在弄堂口啃烧饼,看见新搬来的“李先生”,正对着房东太太送来的熊掌宴皱眉:“束脩我照付,只是这大鱼大肉,还是换成窝头吧。”后来她才知道,这个拒绝富商家教的穷先生,就是报纸上天天骂的“共党头目”陈独秀。再后来纱厂罢工,她跟着女工们去散发传单,传单上的油墨味,和他书房里的墨香一模一样
南京老虎桥监狱的铁窗,把1932年的冬天切得支离破碎。潘兰珍第一次探监,抱着半箩筐《昭明文选》《韩非子》,看守们盯着她补丁摞补丁的棉袄冷笑,直到看见陈独秀在煤油灯下用米汤粘补书页,才渐渐收起轻慢。
“他们说你在写《实庵字说》。”她隔着铁栅栏递去棉袜,指尖触到他冻得发红的手腕,“牢里冷,你总说汉字是骨头,可骨头也怕冻。”他却笑,狱灯在眼镜片上跳着光:“兰珍你看,‘囚’字里面是个人,外面是方框,可方框关得住身子,关不住字。”
流亡的路像条拧不干的湿布,从武汉到重庆,再到江津鹤山坪。1938年的长江水很急,潘兰珍抱着侄孙女站在朝天门码头,看陈独秀拄着拐杖立在风里,长衫被吹得贴在背上,露出嶙峋的肩胛骨,像只褪了毛的鹤。船票钱是她当掉陪嫁的银镯换的,他知道后气得发抖:“那是你母亲留给你的!”她却把空了的首饰盒塞进枕头下:“我娘临终说,跟着心善的人,不怕没好日子。”
最苦的是1940年的腊月,老祖母瞎了眼,小侄子出疹子,家里只剩半袋霉米。保长带着两个穿中山装的人上门,皮箱里码着法币和呢子大衣:“陈先生,教育部的聘书都备好了,您只要……”话没说完,砚台就砸在门框上,墨汁顺着剥落的墙皮往下淌,像道淌血的伤口。陈独秀扶着桌子喘气,眼里烧着火:“告诉蒋中正,我陈独秀的笔,只写得动‘公理’二字。”
此刻在江津的病床上,他的手已经握不住笔了,却还惦记着压在樟木箱底的《小学识字教本》手稿。潘兰珍知道,那叠用麻绳捆了又捆的宣纸,比他的命还重。上个月教育部又寄来汇款单,信封上印着“学术补助”,他让她原封不动地退回去,说“不能让后人指着脊梁骨说,陈独秀卖字换米”。
“兰珍,你怨过我吗?”陈独秀突然开口,声音轻得像片就要落下的叶子。潘兰珍愣住,想起去年他在石墙院给学生讲课,讲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时,阳光穿过窗棂照在他灰白的发上,像落了层雪。
她怎么会不怨呢?在纱厂时,姐妹们都嫁了有正经工作的男人,住砖瓦房,穿新旗袍;跟着他却要住漏雨的茅屋,吃掺了观音土的窝窝头,甚至连孩子都不敢要:1930年那次流产,她在血水里看见没成形的胎儿,他抱着她哭,像个犯了错的孩子。
可怨归怨,潘兰珍记得在南京监狱,他教她认字,用树枝在地上写“兰”字,说“香草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记得在重庆,敌机轰炸时,他把她护在身子底下,碎石子划破了他的脸,却笑着说“我这条命,早该在五四运动时就没了,多活一天,都是赚的”;
更记得除夕,他们在油灯下分食半块腊肉,他突然说:“兰珍,等太平了,我们回安庆,去看振风塔,你最爱吃的江毛水饺,我请你吃个够。”
窗外的雨不知何时下起来了,雨点打在青瓦上,像无数只小手在敲打。潘兰珍摸黑点上油灯,光晕里,陈独秀的颧骨显得更高了,像座久经风雨的石崖。她想起他写的《金粉泪》,其中一句“自来亡国多妖孽,未必和戎便可安”,那时他在监狱里,用烟盒纸写,说要警醒世人。如今世人醒没醒她不知道,她只知道这个男人,把自己活成了一支永远不弯的笔。
“先生,该喝药了。”她舀起一勺药汤,吹了又吹,递到他唇边。他喝了两口,突然剧烈咳嗽起来,苍白的手帕上洇开几点血,像腊梅开在雪地里。等喘息稍定,他从枕头下摸出个布包,里面是几枚银圆和一张字条,字迹歪歪扭扭,是他用左手写的:“兰珍收,此系卖字所得,干净钱,可买米。”
泪水终于忍不住落下来,潘兰珍把布包紧紧攥在手里,银圆的凉意透过掌心,像他这些年给她的所有温暖。她想起上个月,他偷偷给镇上的孩子补课,用树枝在地上教他们写“人”字,说“撇是脊梁,捺是腿,站得直,才能走得远”。家长们送来自家种的青菜,他非要按市价折算成银圆,说“不能让人说我陈独秀占老百姓便宜”。
5月27日的凌晨,江津下了场暴雨。潘兰珍趴在床沿打盹,突然听见他轻声说:“兰珍,《新青年》……”等她抬头,只见他眼睛微闭,唇角还沾着没擦干净的药渍,像睡着了一般。床头柜上的煤油灯芯“噗”地跳了下,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那影子很瘦,却很长,仿佛能一直延伸到十多年前的上海,延伸到那些办杂志、闹革命、蹲监狱的岁月里。
丧事办得寒酸。陈松年当掉了父亲留给他的怀表,换了副薄杉木棺材。出殡那天,天阴沉沉的,潘兰珍捧着遗像走在最前面,相纸上的陈独秀穿着长衫,目光如剑,仿佛还在看着这个他既爱又恨的世界。路过村口时,几个跟着他读过书的孩子追上来,手里攥着野菊花,轻轻放在棺材上。
回到家,潘兰珍打开樟木箱,取出那叠《小学识字教本》手稿,突然发现里面夹着张泛黄的纸,是1923年她刚跟他时,他在城隍庙给她求的平安符,背面写着:“愿兰珍一生平安,虽乱世漂泊,亦有归处。”泪水再次涌上来,她把平安符贴在胸口,仿佛又听见他说“务求生活自立”,可她知道,有些归处,不在嫁与不嫁,而在心里:心里装着他的倔强,他的操守,他教她认的每个字,都是她的归处。
后来,教育部的汇款单又寄来几次,潘兰珍都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有人劝她:“老太太,您这么苦,何必呢?”她就从箱底翻出陈独秀的字条,指着“干净钱”三个字:“他说过,拿了这钱,他在地下要背骂名的。”其实她心里清楚,老头子最在乎的,不是钱,是这世道还有没有干净的骨头,还有没有不弯腰的人。
每年清明,潘兰珍都会徒步去陈独秀的坟前,带一碟新蒸的窝头,一本刚出版的《新青年》——虽然她看不懂上面的文章,但记得老头子说过,这杂志是“为中国招魂”的。坟头的草长得很快,她每次都要带把小铲子,慢慢清理,就像当年在冷锅里慢慢熬粥,在破纸上慢慢磨墨,在漫长的岁月里,慢慢守住一个人用生命写下的誓言。
江津的雨还在下,青石板路上的脚印深了又浅,浅了又深。潘兰珍坐在门槛上,看着远处的山峦,想起老头子临终前没说完的话,关于那箱书稿,关于未竟的学问,关于这个他始终放心不下的世界。她摸了摸腕上的红痕,那里早已结了痂,却像道永远褪不去的印子,刻着他们一起走过的十二年,刻着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最朴素也最坚韧的懂得:懂他的倔,懂他的苦,懂他心里那盏比煤油灯还亮的灯,照亮的不只是他们的路,还有许多人心里的路。
暮色渐浓时,潘兰珍站起身,拍了拍衣襟上的尘土。屋里的油灯该添油了,樟木箱里的手稿该晒晒潮气了,明天还要去镇上卖绣品——老头子说过,要生活自立。她走到书桌前,看见他用过的狼毫笔还搁在笔架上,笔杆上的包浆温润如玉,像他当年握笔的手,虽已冰冷,却在这世间,留下了永不褪色的墨迹。
华夏女子图鉴
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