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说,这叫折腾。
我问,怎么算折腾?
她说,你快三十了,再去整牙,就叫折腾。
我说,人家六七十了还离婚,你觉得折腾不折腾?
她说,那叫吃饱了没事干。
我一直有整牙的想法,断断续续,像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人“偷”水那样,水龙头没拧紧,下面放一个大塑料桶,让水昼夜不停地亦或是断断续续地填满,水表不走字那样。这个想法时不时弹出来却常常因为没有强烈的动力而又乖乖地缩了回去。当然,你要知道,诚如橡皮筋,拉久了也会松弛,这个想法得不到有力地支持后,也像一条垮了的皮筋那样,就废弃在某个角落了。
直到我去补牙。
我爸和我一起去的。他不算是陪我去的。因为他自己也有牙要补。临了临了,他打退堂鼓了,我被推进了牙医诊室。
这个地方绝对没有被妖魔化,它带着一种稀松平常的冷酷。房间不大,皮质的躺椅。似乎听起来比木质的要舒服。但你很难理智的不带一丝恐惧地就这样放松地将你的身体和躺椅的曲线并齐,你总要试图将腰曲空出来,像一条砧板上不安的鱼。直到医生带着口罩,麻利地戴上医用手套,轻轻拍拍你的肩膀,“躺好。”
你这才不得不把心稍稍从高空中往下降落一点,鼻腔里全是某种消毒液和石膏的气味。“来,张嘴,啊——”牙医熟练地将口腔镜伸入我的嘴巴,他来回看了很久,又折回去盯着我的X光片,我艰难地把头也挪向右侧,看着我的头骨,看着我两排对峙的牙齿,又默默地把头正了回来,打算悉听尊便。
“我只能帮你补一颗,另外两颗大牙的位置卡在一起了,很难补,需要做矫正。建议你再去杭州的口腔医院看看。”紧接着便是喷了一圈消毒液,口腔里的文武百官顿时精神抖擞了起来,“嘴张大。”唇周紧巴巴的纹理舒展开来,干涸的河床开始迸裂,牙医拿着一个钩状器械,开始在牙床表面祛龋。牙,蛀得很深了。“你这颗牙,蛀得太厉害了,都快到神经了,要注意了。”隐秘的疼痛,蜿蜒地从牙龈深处向上攀爬,我能感觉到这疼痛的触角缠住了所有的神经末梢,如同吸盘,细微又不可忽视。
事实上,那两颗“疑难杂牙”,杭州口腔医院的医生也是认为补牙不易,却没有否定补牙的可能性。然而,“需要做矫正”这句话恍若圣旨,推动着我慢慢走向了整牙的道路。
这根年老的已然失去弹性的皮筋,蜕了一层皮似的,又重新呈现出活力了。
古有行军驻扎,又有夜行百里,整牙的事儿一旦提上日程,便也如千军万马奔赴疆场般顺势而为了。
初听方案之时,还是叫人倒吸一口凉气。我的牙齿比较宽大,如果需要让崎岖的排列变成齐整的行伍,就得削减军队——拔牙。孩童时代,推到一颗摇摇欲坠的乳牙,比推到一把胡了的麻将牌还要容易,可谓在谈笑间便可达成。外公偶尔会用一根线,绑在我的乳牙之上,睁眼闭眼之间,轻松解决。大概这是顺应规律之事,乳牙也已经到了要解甲归田之年,不曾让我经历过多的阵痛。有个习俗,想必不单单只是我的家乡会有,将乳牙丢在屋顶上,保佑出生的新牙可以整整齐齐。
我一定是不够虔诚,才导致我的牙张牙舞爪。
最恐慌的莫过于拔牙。
正畸的医生宽慰我:“你之前拔过智齿,都是会打麻药的,不用害怕。正畸的牙,拔完后不会痛,恢复的也很快。”牙医们见惯了牙齿的生老病死,而我却已经开始惴惴不安。
不免好笑,这样说来,我已经是快三十的人了。但在如此“恐惧”面前,三十这个数字似乎也没什么说服力。我纳闷,勇气何来与年龄成正比?如果这是真理,那么我便虚度了三十年的光景,毫无积攒的勇气,区区拔牙小事,于成年人而言,何足为惧?
后来一想,要这虚无的脸面作何用处?三十岁,也不过就是个数字,难不成还经年累月拼凑出了一副贴身铠甲?成年人何以见得就是无坚不摧。
伊藤比吕美,一个对抗孤独和衰老的战士,在《身后无遗物》中说到“但我没料到,在更年期之后,‘老’会以这种形式袭来,还将没完没了地持续下去。”没完没了的人生之境中是没完没了的老。但是,在她看来,现在的老,终归能走出来。但与以前不同,走出之后,迎面而来的将是死。
拔牙,似乎与生死不是一个量级的话题。但直面这种无可抵抗之下的人的渺小和拘谨,却如出一辙。
这种不安在我再次躺在皮质的躺椅的时候冲破了胸腔。牙医身边跟了几个实习医生,人人都戴着口罩,着白大褂,只剩一双双眼睛移动来,移动去,声音闷在口罩之下,云淡风轻地交互着。
“接下去实习分配怎么操作啊?A医生。”
“你么先安心把考试考掉,其余看情况。”
“下周我们科室聚餐,A医生你要来的奥?我群里给你接龙接上吧?”
“这我就不去了,你们年轻人聚聚算了。我这也就算六分之一,少了六分之一也没关系。”
“你不去那怎么行啊,就当去吃口饭。”
……
宽和的氛围也疏解不了。我摘下眼镜,头顶便是探照灯。此时还未打开。左边是漱口装置,右边的小推车上是各样的器械。
人最难得的便是想象力。
人最可怕的也是想象力。
A医生踱过来,“你要拔左边的四号位牙,两颗,是不是?”
我点点头。还是不放心地问了一句:“医生,会疼吗?”
A医生定睛看着我,像料到我会如此询问一般,“会打麻药,拔的过程你放心,一定不疼。麻药两三小时后会失效,之后可能会有点疼。回去后要注意口腔清理,不能马上进食,建议流食。如果后续仍然流血或者有不舒服的症状,你来找我。但是一般来说,不会的。”
心里发毛的无助的情绪似乎也随着麻醉针离开牙龈,而短暂地离开了我。嘴里一股麻醉药的苦涩味道,继而左边的嘴唇开始“肿大”,我吓得马上摸了摸我的嘴巴,口齿不清地问护士:“我的嘴巴没有肿吧?”脑海里全是TVB电影里香港嘴的画面,护士拍拍我:“没有肿,是麻药生效了。”
行刑开始了。
是钳子吧,我闭着眼。护士在后方把着我的下颚,A医生钳住左上方的那颗牙,用力地向外拉扯,也许是很戏谑的,我心里竟然想着,这不就是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属实不疼。但能明显感到遭遇了阻力。A医生加大了力气。这颗牙开始脱离牙龈,牙根逐节抽离它生长了近二十年的故土,似乎还有留恋。却听不见一丝呜咽。
这种感觉,很奇妙。和菜园里拔菜差不多,盘根错节,一拎起来,便是细细密密缠绕的根系上带着来自地底下的泥土,迎面而来的是一股子土腥气。
空落落的。
“牙齿你还要吗?”
我的土地上,多了两个冒着血的窟窿。
“你要不要看看你的牙齿?”
我的身体,失去了两颗牙齿。
“不了。”
我一共拔了四颗牙,左边上下和右边上下各两颗。
我不仅,不敢看我的牙。
我也不敢,看我的伤口。
“你看,这颗牙其实有点萎缩了。”
“是的,这颗牙的牙根居然这么短。”
他们在谈论牙的时候,我紧紧咬住窟窿里的棉球,来堵住快要溢出来的无力。
走之前,我望了一眼,我身体的一部分。它在一只一次性杯子里。透过光线,我隐隐看见它们的轮廓。然后,不带一丝犹豫地离开了。
就这样,四颗弃子。被我丢弃在这张棋盘之上。
它们毫无争辩之力,也绝无辩驳的资格。它们大可以声张自己相貌平庸却是我日常生活的肱股之臣。只因为影响了我的美貌,我便大手一挥,铲除了它们,哪怕它们来自我的身体。
它们如此坚硬,又如此脆弱。它们不言不语,矜矜业业。它们名正言顺地出生,又“名正言顺”地消失。如同一些正在消逝的文明。
我迟疑着望向窟窿,像是一个深渊。镜子里的我憔悴又疲惫。深渊也在凝视着我。整个口腔在适应这个颠覆的空间,失去和停留,已知和未知。
电影里常有这样一个画面。比如说顾长卫的《刺猬》。王战团喜欢下象棋。他有好几位棋友。其中一位叫老贺。十多年过去了,王战团还是那个王战团,他依旧在下象棋,对面却没有人。边上的老头愣愣地提了一句:“你和我下一盘呗,老贺都头七了……”
口腔里健在的那些牙齿,也会如此来怀念已逝的四位吗?
电影中,王战团的棋局被混混踢翻了,红色的兵滚落在地,王战团不停地奔跑,跑过了行道树,跑到了隧道,跑过了陡坡,跑向了河流,爬过了泥潭……他说,他看见老贺了。
此时,我已经戴上了牙套。隐形的那种。全方位将牙齿包裹在透明的模型里。
别扭、古怪、酸痛、挤胀,每颗牙齿都有了既有的目的地,他们在这个套子里艰难地移动,莫过于一场漫长的朝圣。摘下牙套短暂地解绑,我甚至能听到他们厚重的呼吸声、尖叫声、呐喊声。在每个寂静的黑夜里,这些牙齿静静地迁徙着,每一步都落成一句诗,每个清晨我漱口吐出的血水里,都有他们的梦呓和历史。
此刻,他们还会记得离开的四位故友吗?在忙碌的迁徙之中,在矫正的酸痛之中,也许,已然自顾不暇了。
这些于他们而言,是刑具。
这些于我而言,是美丽。
掉了几根头发,会心疼。
多了几条皱纹,会着急。
长了几个结节,会揪心。
对于牙齿,包裹在嘴唇之下的牙齿,它的去留,我怎会如此无动于衷?
拥有它们的时候,我从未觉得庆幸,只觉得本应如此。决意抛弃它们的时候,也并未不舍心疼,只觉得它们该为其他牙齿让路。拔掉它们的时候,牙根慢慢从牙龈抽离的瞬间,我明白,它们在跟我告别:这场牙齿的旅行,它们无法和我一起上路。
我隐隐意识到,这场无声的告别,就这样,被我关在了牙科诊室的门内。我们隔着一扇门,隔着一层杯壁。
几年后的今天,大概已是移山倒海,填平了深渊,连怀念的由头都无了。
在它们被遗忘之前,以此作纪念。
长颈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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