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的光芒——忆宁波师院贺圣谟老师

王秋淑

图一：贺圣谟老师（选自《圣谟先生纪念集》封面）

当我驱车万里追寻着敕勒川阴山下，当我不辞艰辛探访千年前的昭君墓，当我风尘仆仆沿着山海关外看一望无际的青纱帐，车内耳畔回响着的是中央合唱团那排山倒海铺天盖地而来的音乐震撼：

哎哎哟嗬

哎哎哟嗬

齐心合力把纤拉

哎哎哟嗬

哎哎哟嗬

拉完一把再来拉一把

穿过茂密的白桦林

踏开世界的不平路

哎嗒嗒哎嗒

哎嗒嗒哎嗒

扛着纤绳迈开大步

……

我们沿着伏尔加河

对着太阳我们唱歌

……

而我眼前有时浮现出的是贺圣谟老师，一个大写的人。

图二：中央合唱团【伏尔加之声】光盘

初识贺老师是在大二的“当代文学”课堂。1986年的贺老师正值健壮之年。听同学说，中文系老师中有两大当年的运动健将，其中一位就是贺老师。贺老师当年在运动场上的风姿我只能从他的亲友及同学回忆录中欣赏到，而贺老师儿子贺秋帆在宁波师院运动会上跑100米时如一道闪电呼啸而过的形象，可能就有当年贺老师的影子，因为运动基因是很强大的。

贺老师主攻的是诗歌，他曾说，“诗是最高的文学，最好的文学必须有诗意。”他的课堂充满诗意，贺老师随时可引古今中外诗歌。《圣谟先生纪念集》中有很多人提及这点。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贺老师讲到艾青的《无题》——“软体动物最需要硬壳”，他说，“在这里，自然物被赋予了社会人世上的含义，而这种社会人世的含义又不是社会阅历较少的人能懂。这里生存的思考与炽烈的感情结合在一起，不正常的政治生活造成一种特殊的人，像文革中就有这种人物。诗句朴素冷峻，朴中藏巧，冷中藏热，在读者中诱发无穷想象。诗人对假恶丑的鞭笞寄托在极其平常的描写中。”贺老师可能对文革中的一种像软体动物一样的人太有感触了。

图三：贺圣谟老师手迹

贺老师对艾青何其芳等诗人都有深入研究，对湖畔诗人的研究尤其深入，出了一本专著。我虽读过中文，但自问是诗歌的门外汉。在大学期间，只欣赏过贺老师评何其芳诗歌的《此曲只应天上有》（见《名作欣赏》1983年第4期），觉得贺老师的文字真乃字字珠玑，闪闪发光。

而贺老师周身散发出的诗性光芒一直以来都照亮了我的前方。

有一次，贺老师从课堂里面延伸出去讲到俄罗斯歌曲《三套车》，“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歌曲唱出了马车夫的忧伤和苍凉，贺老师将曲中的诗意传递给在座的每一位同学。老师还说到了《伏尔加船夫曲》，“哎哎哟嗬……”老师竟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来，还模仿拉纤的动作。他说，他拉过大板车，尝过绳索套在肩膀上甚至脖子上的滋味。那应该曾经是炼狱般的生活，在老师心头烙下了几多的伤痕。我睁大眼睛听着老师的叙述，正如看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那是一种会让人落泪的震撼。贺老师说，现在嗓音不行了，烟抽多了，以前会唱歌的。后面有同学说，下课唱吧。

下课了大家也忘了让老师歌唱。但听班主任史曙华老师说，贺老师曾告诉过她，说自己在象山教书时，在河边经常唱歌。如果在星辉斑斓里放歌，可能夏虫也会为之歌唱。没有机会听贺老师放声歌唱是一大遗憾，但贺老师对俄罗斯歌曲的热爱深深地影响了我。大学几年，我收集了一批俄罗斯歌曲，抄到歌本上，就像上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每人手上都有《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样，我至今保存着这一本珍藏版手抄歌本。后来有条件了，我搜集到一批光盘，放到车上，去远方寻觅诗意时，让铺天盖地的音乐流淌进干涸的心房。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任教的学校逢节假日晚上开放校园卡拉OK厅，我总选择其中的一张黑胶唱片，唱一首俄罗斯歌曲。同事说，王老师好像练过一样。

是的，我在多年前唱过，早已熟烂于心，挥之不去，磨灭不掉。贺老师曾说，有些人唱歌技巧很娴熟，但如果另外有人声音沙哑用心用情歌唱，那么他的歌声，更能打动人。我的歌声用我父亲的话说，就是五音少了一音，有点虚飘，但我唱的是心中最美的歌。

还有一次，贺老师由课堂内容衍生出去，讲到俄国十二月党人，他们起义失败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而那些王公贵族的夫人们乘了马车一路跟到苦寒的西伯利亚，这些回肠荡气的爱情真是可歌可泣。

何家明老师撰文称贺老师“理想追求充满诗意，是个理想主义者”。

有天午后，贺老师踱步到八五（2）班女生寝室与大家聊天，我经过时也进去。贺老师一落座就不自觉地点上一支烟，这时，住在窗户边第一床上铺的杨飞华折了一个纸烟盒从蚊帐里递出来，贺老师接住，说：“这个好，这个好。”话匣子打开后，他说：“你们以后如果有回肠荡气的爱情，我帮你们写。”

有关老师和师母的爱情故事，不知道，只知道老师在课间曾告诉我们，他那时由于结婚条件限制，只能分水果硬糖，什么样的条件决定了什么样的行为。近来看《圣谟先生纪念集》，才知师母是个温婉秀丽的女子，尤其是老师在宁波街头拉着大板车满街跑时，邂逅当时的女友（就是后来的师母），女友心疼地帮他擦汗的那一幕，真是刻骨铭心，可入电影中的经典镜头，这个特写镜头让人回味无穷。

课堂里的更多时候，我就像一台录音机，睁大眼睛，唯恐记漏了老师的话语，在中文系二楼西边阶梯教室里，在第二排中间的第一个位置，我静静地聆听着。

贺老师反复告诫我们：“书到用时方恨少。”他说，现在不好好读书，以后工作了，有家庭了，就没有多少余力再多读书的，他要逼一逼我们。一学期下来，“当代文学”要考试了，我把课堂笔记翻了几遍，自认为应该没多大问题，谁知拿到题目傻眼了。除了文学史题目是死板的，更多的容量是让我们写文学评论。我记得有一道题是为一篇陌生的小说写文学评论，现在只记得小说中的主人公衣服前胸有饭粒。那场考试，真的让我考出汗来，全程奋笔疾书马不停蹄，手都写酸了，脑细胞不知死了多少，最后在写得满满当当但仍心有不安中交了试卷。事后忐忑不安了好几天，大家心里也都没底，不知能否及格。接着，有消息传出，说有人不及格，接着又不知从哪里传来的消息，说男同学那边有一天晚上有人说到伤心事，再说到“当代文学”成绩，不知谁开了个头哭了，接着有几人哭了。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看来只因未到伤心处。我更是焦虑得不行，在诚惶诚恐中度过了漫长的几天。最后，终于等来了成绩，我考了78分。后来到写毕业论文才知老师用心良苦，他是逼我们多读书，逼我们写好评论，为日后的论文写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贺老师曾告诉我们，他喜看书，看书最好的享受就是在晚上备课结束后，在开明街老宅，他临睡前，在床头点亮读书灯，自由自在地任意阅读。纪念集中贺老师的“闭门即在深山，读书随处净土”“一息尚存书要读，岂为功名始读书”，这些警句给了身处浮华世界的我们最好的教育。文字是有温度的，书籍是可以治愚，疗伤，悦己，救人……

大三的第二学期，我们要选论文的指导老师。我痴迷现代文学，尤其喜欢郁达夫的作品。郁达夫早年留学日本，深受日本文学影响。我想做郁达夫与日本文学的比较研究。中文系研究比较文学的首推吴全韬老师，我就报到吴老师的名下。当时中文系还有个规定，在论文指导上推行双向选择。

很多同学都已落实导师，我还没定下来，心里如热锅上的蚂蚁，备受煎熬。正是又一年的栀子花开时节，中文系楼下的草木郁郁葱葱，一派生机，我全无心思去欣赏这一切。我被同学叫到中文系三楼办公室。我是个小镇女孩，读大一时怕自己基础差，跟不上其他同学，愁得头发都掉了不少，父亲写信来让我用“章光101”。虽然后来拿了一等奖学金，但那份惴惴可想而知。吴老师在等候我，里面还有贺圣谟老师等人。得知我选择论题的原因后，吴老师劈头就是一盆冷水。他说他只研究英国文学，还有法国文学，啥个郁达夫和日本文学，他不研究。确实，吴老师是暨南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是钱锺书先生的高足，他是不研究日本文学的，这真的为难他。何况后来做了吴老师徒弟后，他告诉我，他的父亲在浙江海门（今改称“椒江”）开过小医院，抗战时日本人的飞机扔下的炸弹把吴老师的书箱炸得粉碎，抗战时，吴老师为求学到福建建阳读书，一路颠沛流离吃尽苦头，这也许是他不喜欢日本文学的另一个原因。

听了吴老师的话，我当时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吴老师不收，我找谁去？其他老师也许都收满了徒弟，我可怎么办？我像没娘的孩子，呆站在那里。在旁边的贺圣谟老师见我如此忧愁，就牵了我的手，也牵了吴老师的手，说：“吴老师，带去带去！”还说，“吴老师保证会让你通过的。”又转头对吴老师诚恳地说：“吴老师，答应了，答应了！”吴老师神情严肃地点点头，说：“会让你通过的。”

这一幕真让我刻骨铭心，我在《书生意气 赤子情怀——忆宁波师院吴全韬老师》一文中提到过。当时贺老师牵过我的手，他身上散发出的烟味，让我第一次觉得这也是一种芬芳。贺老师帮我解了围，对贺老师的感激之情一直埋藏在我的心底。

毕业后，我一直想当面向贺老师表示感谢，但几次同学会都没见到贺老师。后来我家先生在2011年去宁波开同学会，我问，“见到贺老师了吗？”他很高兴地说，“见到了，见到了，我还敬了酒。”我再问，“你代我表示感谢了吗？”他说，“人太多了，没法说。”我有点失落。

其实，我完全可以打听到贺老师的联系方式，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没有迈出这一步。我自毕业以后一直在小学校教书，尽管有大学老师说我屈才了，尽管我教书也问心无愧，但我毕竟是无名小卒，我拿什么向贺老师汇报呢？于是这个小我在心里作祟，使我错过了永远的机会。

尽管如此，我留心着贺老师的一切消息，我在2002年12月5日的《南方周末》上读到了贺老师的文章——《“孤证”提供人的发言》。1957年夏天，毛主席在上海请一些人座谈。会上罗稷南问毛主席，要是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主席回答说，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是进了班房，要么是顾全大局，不说话。后来罗稷南将当时听到的话告诉贺老师。多年后，贺老师告诉了鲁迅的亲人海婴，并写了《“孤证”提供人的发言》发表在《南方周末》上。

《南方周末》是一份有良心讲真话的报纸，父亲订了几十年。父亲看了那篇文章后告诉我，说这里面的作者真大胆，真难得。我告诉父亲，这位作者就是我的大学老师。父亲与贺老师同为1940年出生的人，父亲家遭遇了祖父土改后被错划为地主反革命，祖母因不堪凌辱投水自尽的悲剧。（家庭的冤案在1986年被彻底平反。）父亲1959年温岭中学高中毕业后因成分不好无缘大学。父亲知道那段苦难的历史，所以后来总是小心翼翼。像贺老师说的，那代人“没有才与不才，只有幸与不幸”。贺老师耿直的性格，对真理的坚持，让我的父亲，贺老师的同龄人也肃然起敬。

这使我想到贺老师给我们分析田汉的剧本《关汉卿》时提到的关汉卿的原始性格——“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珰珰一粒的铜豌豆”。老师，你也是一粒响珰珰的“铜豌豆”，我敬你，佩你！

贺老师故去的消息，我在同学群中得知；有关贺老师的征文启事，我也在同学群中看到。一开始，我也想写写贺老师，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无奈，我那段时间一人在外地装修房子，头绪太多，静不下心来，后来过了截稿时间，也就作罢。

《书生意气赤子情怀》一文发表后，汪维辉老师让我家先生转告我，让我也写写贺老师。我是该写写贺老师，我要把我无处表达的感激之情用文字找到一个寄托的出口。近日，我看完了李永宏同学从贺秋帆处拿到后寄给我的《贺圣谟文集》《圣谟先生纪念集》，我还翻出了三本大学时的课堂笔记——“当代文学”（一）、“当代文学”（二）、“艾青研究”，认真阅读了所有的文字，我好像又回到了大学课堂，我又见到了贺老师，我又听到了贺老师略显磁性的嗓音，他模拟纤夫拉纤的声音“哎哎哟嗬……”

图四：《贺圣谟文存》《圣谟先生纪念集》

我在当年的笔记本上还摘下了贺老师的一些金句子：

*一首诗越有时代感，越反映某时代，越有长久的流传价值；越有中国的风味，就越能走向世界，流传世界。

*有什么样的胸襟，就会有什么样的眼光，有什么样的眼光，就会喜欢什么山水，然后就会写什么样的诗。

*好诗至少应该是小小的奇迹，从有限篇幅中看到广阔的深刻的东西，甚至感受到一种思想，把握住生活的神韵。

*作家只有当作品着力表现社会、人生，通过生活变迁表现时代脉动，再从中透露政治意义，这样的意义是值得咀嚼的，是成功的。

*一个作者才学识三者缺一不可，有时作者的识见，在创作中占到至关重要的地位，包含着明察生活的底蕴和发展的趋向。

*听课，看教科书、作品分析外，还要从另一角度看出别人没说过的话，记住现成的结论是无助于我们的能力的。

*最有生命力的东西，应是最贴近生活的东西。

……

这些金句子，虽经时间的淘洗，仍然金光灿灿，闪耀着诗性的光芒。

汪曾祺先生在写西南联大的《随遇而安·七载云烟》里曾说，“我生活得最久，接受影响最深，使我成为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作家，——不是另外一种作家的地方，是西南联大。”他在写西南联大的其他文章中，借他人之口告诉读者，西南联大为什么能出那么多的人才？是自由，是民主，是开放，是独立思考；是一种气质，一种格调。那么我在宁波师院中文系那一座座丰碑里学到了什么？是一种精神的底子。我在贺老师身上读到了什么？是诗性的光芒：洋溢的诗情，浪漫的情调，悲悯的情怀，坚贞的追求……老师，谢谢你！

图五：宁波师院中文系八五级毕业照（二排右八贺圣谟老师，前排左五作者）

我的前方将永远有诗和远方，还有音乐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