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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报

    得失久谙关世运

    2025-01-12 05:51 广东东莞

    虞云国先生是我最喜欢的宋史专家,没有之一。他的书我基本都收了,尤其《细说宋朝》是我读宋史的入门之师,所以当《学随世转:二十世纪中国的史家与史学》这本书出来后,欢喜之情难抑。先生在自序中表白道,他很关切“1949年以后的时代变局如何决定中国史家的命运,并怎样干预他们的学术。”因为不仅史学家个人的“得失”托赖于“世运”,就是历史学本身之盛衰,亦由“世运”决定。

    所以,先生在书中详尽的记叙了吕思勉、陈垣、陈寅恪、顾颉刚、吴晗、丁则良、严耕望、刘子健、张家驹、程应镠诸位治史大家的其人、其运。

    书中珍贵资料极多,仅就刘子健先生篇理顺一下感获。

    今年方读毕刘子健先生的《中国转向内在》,极好看。先生生于对中国极具意义的1919年,上海。父亲是银行家,与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洪业为挚友,由此在1937年北平沦陷后,刘子健先生从清华大学转入燕京大学继续学业。

    1941年,日本宪兵队占领燕京大学,刘子健在被捕前冒险将司徒雷登委托他调查日本占领军实施奴化教育的一大包材料沉入池中,因而受到日本人的严刑拷打。

    1943年,刘子健转入北平的中国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抗战胜利后,复归燕京大学教授国文。

    1946年,中国代表团前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能流利讲英、日、法、俄语且熟知史料的刘子健作为专员履职前往。他在日期间发表了《落日的回顾》、《军国日本的末日》、《日本帝国的丑史:崩溃前的黑暗与腐化》、《奇迹的生还》、《关于远东军事法庭》等大量披露日本侵华史实的文章,史笔如刀。

    1948年,刘子健辞职离日,赴美留学,开启美籍华裔历史学者的学术生涯。起先进入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1952年就职于匹兹堡大学历史系。

    刘子健在美学术生涯的初期仍以现代中日关系为研究对象,后20世纪50年代,先生将研究重心从中日关系转向宋史。究其原因有四:

    一则,“史学研究必须排除史家情感干扰的考虑。”1962年,先生自陈:“自己在日本占领下的北京度过青年时代,也被宪兵队逮捕过。时至今日,只要一想起抗日战争就激愤得夜不能寐。”所以,刘子健转向治宋史。

    二则,“20世纪50年代华裔学者颇难平衡美国的学术环境与无法释怀的家国情怀。”“现代中日关系”于己身是切肤之痛,但难以获得美国学术界“同情的回应”。这不是一个“孤峰不与众山俦”的好时机和好环境。

    三则,匹兹堡大学缺少中国研究所需的必备图书。这一段虞云国先生写的极为有趣,说洪业先生问李子健为何放弃先前所长转向宋史,刘子健答学校缺书。书中评“久在哈佛供职的洪业是不容易体会这层难处的。”一问一答间,洪业先生哈佛学术版的“何不食肉糜”,刘子健心内的愁苦气,皆活灵活现、尽跃纸上。喜欢读虞云国先生书,也是因为我总能在先生书中遇到笑点。

    最后,“之所以改治宋史的根本原因,还是刘子健在通史教学中'发现宋代的确是近代中国定型的时期,很值得从各方面去推究分析。'”结果,刘子健转向宋史方向后,还是只能借助暑假,千里驱车赴哈佛大学借阅藏书,哈哈哈哈哈哈哈。读至此大笑。

    此后,刘子健先生付梓著作有《梅尧臣传》、《宋初改革家:范仲淹》、《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宋代中国的变化》等等。刘子健先生在国际宋史学界奠定地位,诸多名誉加身,此处不赘叙。

    刘子健先生身在异乡、心思故国。终在1971年尼克松访华之际,成为随团来访的“唯一一位人文学者。”与其会晤的邓广铭先生说:“据我所知,久居国外的历史学家第一个回到大陆,把欧美历史学界的各种流派、各种思潮向我们做了简要介绍的,也正是子建先生。”两人那次交谈,似乎成为两年以后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的契机。

    刘子健此后半生都心系故国,先为国内宋史学者参与国际间交流付出极大努力,后通过斡旋推动,将“研究中国史的真正的中心重新在国内树立起来。”虞云国先生在书中写道,“在他(刘子健)那里,不仅宋史研究卓见纷呈,而且推动国际宋史学界交流厥功至伟。”

    1994年,刘子健先生驾鹤而去,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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