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定

金圣叹评《水浒》是“血溅墨缸，腥风透笔。”一句道尽梁山泊诸雄的杀戮之风。

萨孟武先生说：“研究社会科学的人，是将小说看做社会意识的表现。”那《水浒》这部作品会呈现出一种狠厉的群体性气质，是否是当时社会现况的诚实再现？如果答案为“是”，那出现这种社会局面的原因是什么。

王学泰先生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的解释是，“水浒好汉的残暴气质，某种程度上是对文人与文人气质的逆反，这与宋朝时重文轻武、尚武风气下移到底层社会息息相关。”但仅这一点，不足以含括当时复杂的社会现况的成因和结果。《被牺牲的“局部”》一书，有更深一层的解释。本书还有个副标题是“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而《水浒传》恰恰是淮地知识分子施耐庵撰写的，主要以淮北地区为背景的强梁故事。

先来明晰一下“淮北”的概念，在本书中的划定是，“以清代雍正、乾隆年间行政区划中的江苏淮安府、徐州府、海州直隶州，安徽的凤阳府、颍州府、泗州直隶州为其核心地区；以山东省的曹州府、兖州府、济宁直隶州（主要是沿微山湖地区）的部分地区，河南省毗连安徽、江苏的部分地区为其外围地区。”

《水浒》写的是北宋末年以宋江起义为蓝本的故事，真实历史背景下淮北一域的溃败基本与文学作品是同时间线的。文学中，王朝末世、天下大乱、强梁四起；现实中，淮北也将开启地狱模式。

时间线先稍往回拉，唐朝及唐之前的淮北，曾经一直拿的是初代“江南”的剧本——

“淮北为富庶的鱼米之乡，是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区。农作物中，稻米的种植极为普遍，并广泛地使用耕牛。手工纺织业非常发达，女子纺织技能在全国首屈一指。”在宋以后的“苏湖熟，天下足”，曾经是宋之前的民谚“江淮熟，天下足”。宋代刘子寰曾在《醉蓬莱》称：“淮海维阳，物华天产，未觉输京洛。”

但富饶诗书耕读之地到1128年戛然而止。此后淮北先后在南宋、明朝、清朝、上世纪前半段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出于不同的原因，成为“被牺牲的局部”。

——先是南宋时期

北宋亡，朝廷迁都临安，开启南宋时代。随着政治中心南移与诗礼南渡，淮北也失去国家核心地区的地位，随之一同失去的是国家政策上的倾斜和眷顾。且当时为避免与金兵交战，“东京留守杜充竟掘开黄河南岸大堤，使黄河水南流入淮，这是淮北生态畸变的开端。”此后的淮北终南宋一朝属金宋交战地带，宋、金双方均无意加以治理。以1128年为起点，淮北绵延八个世纪民不聊生、多灾多难。

若南宋只是对淮北地区无暇顾及和疏于治理，至明朝则为漕、祖陵两项缘由，直接将淮北打入地狱模式。

——明朝时期

在“天子守国门”之后，京师的供给成为头等大事，为保漕运，在朝廷的主持下开始上马一系列水利工程。万历七年(1579)，潘季驯主持的黄淮治水工程竣工。“潘季驯大筑高家堰，截断淮河，逼迫全部淮水以趋清口，将大涧、小涧等原来出水口全部闭塞，这就是治黄史上著名的‘蓄清刷黄’‘刷黄济运’之策。”

但高家堰竣工第二年，万历八年“雨涝，淮水围困泗州城，并危及明祖陵。”就此，从官员到朝廷的态度是“但不病漕与陵，则任其所之。”因此在保漕运、保明祖陵的高层决策下，针对“淮大溢”的对策是屡屡加筑高家堰，最终导致淮水外溢淹没泗州城、百姓流离失所和淮北一域的整体生态衰变。

有分析数据表明，修筑高家堰之后水灾频率明显增加，“未修高家堰的15世纪，水灾仅有4次，修筑高家堰的16、17世纪分别达22、23次，18世纪更达35次。”“潘季驯主持修筑的高家堰，实为淮北生态衰变史上的分水岭。在以后的近三百年里，一代又一代的河臣们不断地加筑高家堰，不断地扩大两淮地区的灾源......明中后期以后，由于维持运道的需要，代表中央政府的河臣们逼迫全部黄河水流向徐、邳地区，人为地把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灾患全部转移到淮北。”

“淮泗诸水，滔滔东注”，泗州城最终沉没洪泽湖底。以泗州人为代表的淮北地域百姓，马俊亚老师如此写道，“对于泗州人而言，无疑是生死存亡之事，但与维持京师及北部边境的粮食供应，保障国家的正常秩序这一核心利益相比，是极不相称的，只能属‘局部利益’。”

到清代，清廷自然无须顾忌明祖陵的安危，削弱意识形态方面的禁区是朝廷被动的强于前朝的地方。但另一方面，漕、盐与河依旧是把控朝廷上下的三项最高原则。

——清朝时期

“有清一代，漕运仍是国家必须顾全的大局。张伯行指出：‘国家之大事在漕，而漕运之利惟赖河。’”因此，清代对于水灾的治理缘由排序，依次是维护漕运、维护统治稳定、济民困。

此处有细节可以注意，马老师单独指出康熙朝的治河工程：

“17世纪后期，由于康熙的开创精神，国家工程方面的潜力被有效地运用到改善影响黄河的各种因素中。像1688年开筑中河、1699年加固高家堰这类庞大工程的完成，实实在在地显示了一个王朝在其青年时代的活力。必须说明的是，庞大的治水工程的完工，使得其后大约60年里没有发生严重的洪灾，这主要是由于地方官员的积极参与、河工的经济和有效征用，以及在早期阶段尚少官僚习气的清帝国所呈现的小康状态。”

也曾有学者“推重雍正时的水利工程，认为超过了顺治与康熙时代，极大地提高了民众的福利。”

著者在书中论及，清初的君臣们即使相对重视淮黄的治理，在某种程度上，治水也是为了保证漕运、盐课及其他税收的征收——“淮黄堤工，关系地方盐课。”

但延至乾隆朝，有朝臣为减免淮北水患建议“引黄水入大清河入海”，这一主张因威胁到漕道被乾隆帝拒绝。每年的农历五到九月，漕粮北运时期就是整个淮河中游成为滞洪区时期。对此，乾隆的态度是置之不理——“此后仍有以治河奏者，必将原折发还。”

及至清中期以后，政治腐败、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治法治人，两俱无有，腹部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流域，几无岁不灾，而其灾害程度，复与年俱增。”朝廷无心、无力、无能，淮北的民生问题再次成为国家利益的“局部”牺牲品。

纵观南宋至上世纪前半段，唯有元代不因人为因素导致水患频发。皆因“元代采取海运漕粮的方略，终元一代，国家对黄、淮的投入经费根本无法与明清两代相比，但淮北水患却远没有明清严重。”

但因漕运带来的巨大利益，以及衍生的治淮水利工程的巨大利益，漕运、河务两大利益集团上下绑定，终明清两代不复海运。“到万历中期，漕运派已经长期垄断着廷议中的话语霸权，对偶然出现的海运派采用严酷的打击手段。”“康熙、嘉庆年间，均因河患严重，臣僚屡议改河运为海运，终因河运派势力太大，没有议出结果。可以说，明清两代的国困财穷，与漕运政略有着极大的关联。”

除了漕与河，盐业也是淮北地区背负的巨大负累。

“中央政府的‘三大政’（漕务、河务、盐务），相当一部分（甚至是主要部分）集中于淮北地区......不论是作为国家财政支柱的盐务，还是作为国家财政漏卮的河务，以及国家命运所系之漕粮，对淮北而言，均非福音，而是随时需要淮北为之牺牲的不可撼触的‘大局’。”

淮扬地区承担的国家财赋之重出乎想象，“两淮盐课约占明朝财政收入的24%。”“在后来清代中央政府每年约4千万两的财政收入中，约有十分之一至六分之一来自两淮盐业。”

但充斥天量财富的两淮盐业并没有带动淮地的经济发展，从官方看，盐税是垄断和上缴，不存在流动发展空间；从盐商看，淮北盐商多是陕、晋、徽地区的人，对淮北缺乏乡土感情，且他们赚在淮北、花在扬州，财富因盐商在扬州的聚集流向此处。

盐业并没有给淮北带来财富，空余榨取。

且巨大的利益成为腐败渊薮，盐业带来的权力寻租空间包括但不限于捐官、行贿换取贩盐资格的世袭、统治者对盐商盘剥导致盐商对下层剥削、盐务贪腐勒索、官警军三方涉及走私私盐、缉私盐警抓良冒功、私盐船动辄滋事、缉私盐警耗费巨额经费、缉私轮船包运鸦片、以查私盐的名义滥捕壮丁、私盐巨枭横行等等。

著者说，“从官场政治的角度来看，盐政是皇帝控制臣属、上级官员控制下级、不同职能的官员相互控制、巨商控制小商、豪绅劣吏控制平民百姓的工具；从国体的本质来看，盐业是那些拥有各种权势的利益集团有意识地维持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再运用各自的权势进行博弈，从而分润制度性暴利的舞台。”

在这个充溢暴利和暴力的舞台上，所有阶层和群体都攫取到不同程度的利益，除了最底层的淮北百姓。以灶户为例，“明代被官府定为灶籍的民人，家人甚至视其与被判死刑相同。”“按清朝律法规定，户籍分为军、民、驿、灶等，严禁百姓变动户籍......煎丁的子孙世袭灶籍，仍无法改变职业，也就无法改变身份，事实上世袭了人身不自由。”明清两朝，灶户的地位都是社会最底层，不如贫农、不如私家奴隶，因灶户是国家控制的奴隶，不允许自卖自身、且灶户世袭。一日为灶户，终身为灶户、子子孙孙皆灶户。

在盐商经营的近千年时间里，淮北一直保持一穷二白的困境。近千年的盘剥和生存艰难使得淮北成为“中国历史上造反最普遍的地区”（见裴宜理著作观点）。这也就是为何淮地知识分子施耐庵撰写出了以淮北为背景地的“血溅墨缸，腥风透笔”的充满杀戮之气的《水浒》。

淮北的苦难并没有跟随清王朝的落幕而结束，“从19世纪60年代至1937年，中央政府的主要目标经历了从‘自强’到‘现代化’的变化。其实质就是与外国产业进行竞争、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在这一国策之下，对内地最为明显的损害是原来由国家政府承担的黄河水利治理及交通的维持变成了地方性的事务。事实上是国家放弃了内地。”

——上世纪前半段

至于到了上世纪前半段，一方面“中央政府无意负担淮北地区的治水费用，而是由地方政府筹集，治水事务每况愈下。”地方分治的后果是，水利工程难以统筹而治，只能小修小补，水患无法根除且容易引发地区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淮北河务更成了军阀斗争的牺牲品。淮北一地的悲怆命运在1938年到达顶峰，为迟滞日军的进攻，最终酿成炸开花园口大堤的花园口决堤事件。

“在花园口决堤后黄河8年多的泛滥中，死亡人口达89万。在苏北地区形成巨浸，并迫使1200万人口流离失所。”“人相食”三个字不绝于史，但我读本书之前，不知道这三个字的时间下限是1938年。

这本书是我读过的最艰难的一本书，从宏大叙事角度看淮北因明清两朝错误的王朝决策而成为被牺牲的“局部”困苦千年，在江南地区已经进入新兴工业时代的同时，淮北人民还在“俨然丐也”。这种落差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和想象；但从每一个卑微的生命来看，“人相食”凿凿于史、史不绝书。我读的过程已经很艰难，不敢想著者马俊亚老师在漫长的研究过程中经历了什么，更不敢想每一个曾活在历史中的淮北人真切的经历过什么。

以唐代诗人张籍的《泗水行》结尾吧，“泗水流急石纂纂，鲤鱼上下红尾短。……城边鱼市人早行，水烟漠漠多棹声。”

惟愿国泰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