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为什么没在1962年毁灭?——从美苏古三方视角回顾古巴导弹危机事件

2024-11-21 12:11 广东东莞

1961年10月30日,美国飞机侦测到在北冰洋新地岛(Novaia Zemlia)上空发生了一次大型核爆。

“爆炸形成直径8公里的火球”、“火球蹿升至60公里处高空”、“爆炸产生火光在1000公里外清晰可见”、“距核爆中心400公里处的房屋被完全摧毁”,这些关键词构成了当时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核爆炸。而这颗代号为“大伊万”的爆炸当量达5800万吨的氢弹,是奉给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献礼。就是这次大会通过了苏共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纲领。

烟花极度绚烂,但日薄西山。

“大伊万”核爆的3天前,发生了另一场举世瞩目的美苏对抗——东西柏林之间的查理检查站发生的“美苏坦克对峙事件”。当时的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公开表示“显然,冷战是为战争做准备、积蓄力量的时期。”

但处于全世界屏息凝神注目下的,5米、5米又5米的谨慎的、小心的、克制的坦克后撤,终究没有爆发成一场热战。各国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古巴已取代柏林,成为新的待爆火药桶。

为什么是古巴?

“古巴导弹危机”是冷战期间美苏最激烈的一次对抗,它险些酿成的热核战争,至今仍被认为是人类存亡之最危机时刻。它是怎么发生的?它是如何消弭的?

回看当初美、苏、古三方对峙的那场豪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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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洗牌导致世界格局发生新的变化,美国的“门罗主义”从1823年走到1961年时,屠龙勇者成为新的巨龙,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如此陈述,“要让所有的外部势力都知晓,西半球的事情,应该由西半球的人民自己来管。”

于是,美国就要对古巴也管一管了。

美国曾将西班牙赶出了古巴,而后艾森豪威尔任期内美国政府与古巴当地的庄园主和军方结盟,扶植军事政变上台的独裁者,在当地操控农业公司和黑手党家族,将古巴变为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的“新殖民地”。

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埃内斯托·切·格瓦拉推翻军政府上台后,于1960年以国资空虚为由将美国在古巴资产收归国有,且没有资金赔偿。艾森豪威尔总统宣布不再购买古巴蔗糖,这无异于切割对方命脉。此外总统还想发动秘密暴动来推翻古巴政权,但时不我待,他只能将这项政治遗命留给年轻的肯尼迪。

肯尼迪上台后受中情局鼓动在古巴实施“猪湾行动”,以失败告终。这场失败的总统首秀为肯尼迪和军方埋下互不信任的基石。

年轻的新总统曾以为他的发力点会在柏林,但当他带着尚显稚嫩的诚意在维也纳与赫鲁晓夫会面时,遭遇了来自大他23岁的政治老手赫鲁晓夫的威压和欺恫。

“到目前为止,他不仅没有完成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任时就开始筹备的古巴入侵计划,还不顾前任总统的劝告,准备在老挝问题上与苏联妥协,甚至在维也纳被赫鲁晓夫公开羞辱。肯尼迪必须做些事情来改变赫鲁晓夫对自己的看法,更重要的是,他要改变国内反对派对自己的看法。”

扩军、增加军备、增加国防开支——肯尼迪的三板斧。

而赫鲁晓夫对此的回击是,一座新竖立起的“柏林墙”。

尽管柏林墙立起之时,便是“美苏坦克对峙危机”之刻,且苏联坦克首先后撤了第一个5米。但3天之后引爆的“大伊万”——美方称其为“沙皇炸弹”——给了肯尼迪政府第一个震惊,第二个震惊是“沙皇炸弹”为之献礼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卡斯特罗出席大会并公开投身共产主义阵营。

1962年4月,美国在太平洋圣诞岛(Christmas Island)上试爆了一枚洲际导弹——“民兵”,这是对“沙皇炸弹”的反击。

在苏联尚无洲际导弹的情况下,“'民兵'导弹的出现改变了游戏规则,苏联需要研发出能够随时准备发射的新一代导弹。”但眼下,“民兵”的出现明显打破了美苏间的力量平衡。

苏联的核武既不具备随时发射的能力,又几近没有远程打击能力。只是肯尼迪还未曾淋漓畅快的享受“民兵”出世带来的荣誉与满足,便于4个月后收到苏联回赠的超级大礼。

“在1962年劳工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也就是8月31日(星期五)的早上,一则消息被报送到了白宫。这则消息如同炸弹一般,无论何时何地投下都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力。”

“两天前中情局的一架U-2侦察机在飞越古巴时发现了苏联制造的S-75德斯纳地对空导弹。”

苏联人在古巴部署了导弹,而射程覆盖美国。

“古巴导弹危机盖过了柏林危机,成为肯尼迪外交政策团队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肯尼迪曾以为柏林的局势最终会走向核战争,他在阅读《八月炮火》之后谈及,“沟通失败、误解和相互挑衅在导致开战的重大事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当下获知消息的第一时刻,肯尼迪震怒、暴跳如雷。《八月炮火》的阅读也许没有给他任何帮助,在古巴导弹危机事件的最初时刻,年轻的、深感被冒犯的总统的第一反应表现得像是彻头彻尾的鹰派——“消灭他们”。

肯尼迪要求突袭古巴,对苏联部署的导弹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但该计划“遭到了来自国务院、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代表们的共同反对,要知道这三大部门的意见几乎从未达成一致。”

关于本书《愚蠢的核弹》,读过暗蓝老师的一个观点,“最终的确让事件峰回路转......仅仅是他在那十三天的举棋不定释放了更多偶然。事后来看,这些偶然稍有差池,都将导致这一事件走向完全不同的结局。”

整个危机事件过程中,不仅是肯尼迪,而是来自于美苏各自内部的各方势力的各种考量,所随机释放的偶然性,最终消弭这场人类的灭顶之灾。

“约翰·肯尼迪必须做出抉择。中情局关于在古巴发现8枚已进入战备状态导弹的汇报,似乎成了影响总统决策的关键砝码。此时,实施空袭后导致核打击并最终引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肯尼迪不情愿地放弃了他领导了整整一周的'空袭'阵营,加入了多数派的'封锁'阵营。”

美国政府拿出了内部多方妥协后的方案:对古巴实施海上封锁。但肯尼迪左右摇摆的时间里,苏联继续往古巴源源不断的运送导弹。公开表态后的肯尼迪在等待克里姆林宫的回应,但总统的内心也在恐惧“如果苏联强硬回应,真的发生核战怎么办?”

来自赫鲁晓夫的要求,使肯尼迪深深松了一口气。苏联要求美国先撤回部署在土耳其的核弹,随后己方撤回部署在古巴的武器。

彼时“拥核国领土之外,现在只有三个地方有核导弹:古巴、土耳其、意大利。”而土耳其、意大利正是美国的作品。肯尼迪极情愿做这个交易,“用部署在意大利和土耳其的美国导弹跟苏联做交易。”

但美国国务院、国防部、甚至肯尼迪的顾问们都不同意。

“古巴导弹危机以来,肯尼迪第一次觉得自己与赫鲁晓夫的距离比与顾问们更近。肯尼迪愿意接受赫鲁晓夫提出的交易,问题在于......其他人都反对。”

事件的胶着状态随着封锁、谈判期间,一架美方U-2侦察机在古巴上空被击落迎来转折点。

“我们意识到苏联和古巴显然已经准备好开战了。套在我们身上的绞索都越来越紧,逃离的桥就要塌了。”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在回忆录中如是写道。

战争真正,一触即发。

U-2侦察机的被击落,坚定了肯尼迪按下暂停键、最大可能避免核战的决心。他和弟弟罗伯特私下接触苏联在美的克格勃高层,表示愿意和赫鲁晓夫就“撤出美方在土耳其核弹”达成私下协议。美方秘密撤出核弹,苏联在国际社会对此保密。

在肯尼迪变成鸽派的时间内,美国其他高层们的精力也被古巴导弹危机事件耗尽。

最终摆在台面上的苏联让步,使危局得以缓解。苏联私下得到美国总统的承诺;在国际社会上,以美国承诺不进攻古巴、不与苏联开战换取苏联将核武撤出古巴,并全程接受联合国官方人员监督。

美国和它年轻的总统再次屹立于世界舞台,获得掌声、荣耀和意气风发。那么,苏联得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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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60年代,苏联过的不好也不坏。

美国国内社会动荡,但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且共产主义在亚非拉蓬勃发展。但世间事自有其不如意,勿管是一人还是一国。彼时柏林问题虽是斯大林和杜鲁门时代的遗留问题,但也是正在进行时问题。美国和苏联因自身巨大的经济差距造成施以援手时,衍生的西柏林和东柏林之经济落差。苏占区的东德人纷纷向往西柏林,这是苏联难以承受之重。

恰逢艾森豪威尔政府与古巴政府决裂,古巴国内共产主义运动也有兴起之势。赫鲁晓夫恰逢其会,“发表公开声明,要求美国停止对古巴的干涉,否则将使用核武器。这是苏联版的'门罗主义'。”

彼时的赫鲁晓夫剑指古巴,意在柏林。他希望美国能撤出西柏林,而在维也纳的会议上,他发现了肯尼迪作为一个政治新人的稚嫩和可欺。

赫鲁晓夫深知苏联较之美国核武的落后,但他笃定肯尼迪缺乏经验,可以肆无忌惮的恫吓,以期在柏林问题上达成所愿。

铩羽而归的肯尼迪却走上赫鲁晓夫期待的反向之路。他回国扩军增军备了。但赫鲁晓夫只是虚张声势,并不想挑起战争。在美国的强硬态度之下,诞生了世界史上最神来、又癫狂的一笔——柏林墙的竖立。

墙竖立时,就爆发了著名的“美苏坦克对峙”。白宫和克里姆林宫都曾分别下达“停止对峙”的命令。尽管事态最终得以平息,但这是第一次,赫鲁晓夫意识到他对“将在外有所不受”的部队失去某种程度的绝对控制。

所幸,终归,这一回合,美苏再次平手。

坦克对峙的当月,苏联召开意气风发的“共产主义建设者”的代表大会,即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大会的尾声,核工业部门试爆一颗当量达5800万吨的氢弹“大伊万”——这场被美军侦查到的核爆——是献礼、是最高级别的庆贺烟花。

也正是这次大会,经历过“猪湾事件”的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公开参会、公开投身社会主义阵营以寻求苏联保护。但并不想当下就伸以援手的赫鲁晓夫,此刻喜忧参半。

5个月后,美国对“大伊万”的回礼是,太平洋圣诞岛上试爆的一枚洲际导弹——“民兵”。从这一刻起,美苏军事力量平衡被打破。

摆在赫鲁晓夫面前的问题有两个:一、怎么能保护古巴,哪怕是出于老大哥的面子。二、苏联的核武辐射距离至今不能覆盖美国,在苏联核武落后的情况下,该如何自保。

出访保加利亚期间的赫鲁晓夫居然真的一拍脑袋想出了两全之策,即在古巴部署核武器。古巴有武器傍身,苏联的导弹也能射程到达美国。这位最高领导人沾沾自喜于一箭双雕。

这场曾经几乎爆发的、使人类回到石器时代的热核战,竟然问世的如此敷衍和潦草,也许世界真的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拥有最高权力的赫鲁晓夫一言独断的开启了“阿纳德尔”行动,即1962年7月起往古巴运送核武、军事专家、部队。并将驻古巴苏军命名为“苏联驻古巴集团军”,这与苏联派驻东德部队(苏联驻德国集团军)十分相似的名称,“表明苏联已经将与西方阵营交锋的军事前沿急速推进到了加勒比地区。”

赫鲁晓夫内心的狂喜与自大、蛮勇只堪堪维持两个月,“当美国已发现苏联在古巴部署防空导弹的消息传来时,尼基塔·赫鲁晓夫正在度假。”晒日光浴、游泳的赫鲁晓夫开始担心,美国是否会全面进攻古巴,如果开战是否意味着演变成美苏之间的核战争。

这句名言此刻应当出现,“制造恐惧的人也无法摆脱恐惧。”

恐惧中的赫鲁晓夫等来了美国回应——对古巴实行封锁禁运。还没来得及长舒一口气,驻古巴苏军就联合古巴官方共同击落一架美方侦察机,一口气再次提到喉头。

随后,美军方对海下的苏方核潜艇投了照明弹,而苏方误以为已全面开展,发射核弹的按钮开启、等待按下。美方千钧一发之际发出信号,以示道歉。苏方核潜艇上亦有反对发射核弹的领导者,双方的及时退步,消弭了整场古巴导弹危机中最接近战争引爆的那一刻。

《孙子兵法.火攻篇》有句话,“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赫鲁晓夫怒而兴师了,核潜艇的主事人几乎愠而致战了。万幸危急之间,“不合于利而止。”

美苏最高领导人都意识到一个问题:他们正在渐渐丧失对下属的控制。这反而强化了他俩人绝不愿爆发核战争的决心。

面对美方对古巴的封锁和有可能引而待发的进攻,赫鲁晓夫在看到美国媒体一家报纸的点评后,再次得到灵感,对肯尼迪如此要求:美国撤回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苏联就撤回部署在古巴的导弹。

而肯尼迪对此要求的回应是,可以私下达成赫鲁晓夫的要求,但双方皆不能就土耳其一事发表公开声明。

精疲力尽的美苏双方终于找到了各自能承受的底线。于是历时十三天的古巴导弹危机最终呈现给国际社会的结局是:美国承诺不进攻古巴、不首先发动与苏联的战争,苏联在联合国监督下撤回部署在古巴的导弹。

实则台面之下,美国撤回土耳其的导弹,苏联既解决古巴的安全危机问题,又得到美国不首先发动战争的承诺。经此一役,胆战心惊、精疲力尽的双方想必短期内确实不会轻启衅端。

尽管危机解除之后的赫鲁晓夫强撑赢家颜面,但苏联确实失了面子又失了里子。

苏方在古巴投入大量的钱力、物力、人力。而最终撤退时,军方领导层及军人均认为,“不管是俄国军队还是苏联军队,都从未遭受过这种奇耻大辱,竟允许敌方核查我方的武器运输。”他们可是战斗民族啊,莫失莫忘。

“两年后,在1964年10月,当苏共中央主席团抨击赫鲁晓夫的自大、冒险主义和在国内外犯下的错误......”赫鲁晓夫被罢免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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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古巴是一个符号,象征着美洲未能完成其彻底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最高目标。”

相较于其他美洲殖民地,古巴独立较晚。美国赶走西班牙后成了这块土地上新的“殖民者”。一度“古巴的农业、矿业、公用事业以及金融服务业的大部分资产,最终都落入美国之手。”直到律师出身的卡斯特罗和医生出身的切.格瓦拉成功上台,才摆脱了美国的新型殖民。但代价是国家遭受经济制裁、领土主权安全朝不保夕。

“猪湾行动”后,卡斯特罗果断投身苏联阵营,这一举措给华盛顿和莫斯科都带来重大挑战。冷战期间,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打破美苏之间微妙的平衡之力。

卡斯特罗最初的想法只是,“他迫切需要团结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并希望这种团结的力量不仅仅体现在古巴能够向苏联出口蔗糖、向苏联贷款购买苏制设备或是从苏联进口石油等方面上,他更需要的是武器装备,特别是导弹。”

此公开投营之举,起先苏联表现得极为冷静与保守。赫鲁晓夫并不想如此早早的便承担起古巴的安全问题。

面对苏方消极对待,卡斯特罗在1962年古巴经济困难时,选择了对国内的古巴共产党人发难,目的在于给苏联施压。苏联继而调整了对古巴的策略,从经济、军事等各方位予以援助,某批武器甚至从埃及的订单中抽调、优先给予古巴。

“1962年4月18日,为纪念古巴猪湾事件胜利一周年,赫鲁晓夫致信'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这一称呼表明赫鲁晓夫已经彻底抛弃了此前对卡斯特罗和古巴采取的谨慎态度。这也意味着,卡斯特罗最终利用意识形态将古巴和苏联捆绑在一起,赫鲁晓夫对此也欣然接受。”

强捆绑的苏联在美国“民兵”试爆成功后,给古巴带来终极大礼、抑或是潘多拉之盒——在古巴部署导弹。

在古巴点头同意之后,整个事态的进程便再也不以古巴的意志为转移。从运输、安装、到被美国发现、美苏博弈,直到最后同意在联合国监督下导弹撤出古巴,古巴仿佛还在牌桌上,但成了观者。

“卡斯特罗在20世纪90年代初回忆道,'我们觉得自己成了某种用来讨价还价的筹码。'”

卡斯特罗在几十年之后,回忆起苏联无视古巴、单方面与美国达成协议之事——以便古巴导弹危机消除,依旧是“当时我们全体国民都满心愤慨,而不是觉得宽慰。”

古巴人的最后一怒是,“哈瓦那电台播报了古巴接受美国不入侵承诺的五点要求,其中包括停止公开或秘密袭击古巴、停止美国对该岛实行的商业封锁,以及美军从关塔那摩军事基地撤出。此外,古巴还发表了一份声明,大意是已下令击落任何入侵古巴领空的美国飞机。”此外,卡里特罗顶住了联合国派驻官员的压力,坚决不允许核武器撤走时在古巴境内实施监督。

于是有了接下来,武器离岛后,苏联船只接受检查的局面。只能说,在整个事件的最后一刻,卡斯特罗将撤离之辱分给了赫鲁晓夫一半。而这一半之耻成为赫鲁晓夫两年后下台的稻草之一。


尾声


回顾整个古巴导弹危机过程,最终热核战争未爆、人类得以平稳落地的原因,除了这十三天中释放的各种随机和偶然性之外,最终还是美苏两位领导人都认为己方无法赢得核战争,恐惧使人按下停止键。

著者沙希利·浦洛基教授用他四本书构成了一个“核宇宙”,他说本意在于“探讨了强权的衰落和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兴起,揭示了不同思想、不同政体间的碰撞。”

《愚蠢的核弹:古巴导弹危机新史》本书则以“古巴导弹危机事件”为切入点,详述了1962年时,普通国民对国家宏大叙事的热情、武器的发展、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碰撞,以及最后“主怒而兴师”对这个国家的裹挟。

万幸最终“核对抗带来的恐惧为两位领导人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基础,使他们能够搁置政治和文化上的分歧,让世界免于核灾难。”

作者在撰写本书时,运用反传统叙事,若以往古巴导弹危机相关书籍都侧重当权者准确预判、做出正确决策的叙事角度的话,那本书则侧重于整个危机事件中,当权者和相关利益者是如何因为文化分歧、意识形态差异而做出了错误情势判断。

不能因古巴导弹危机最终以和平局面而告终,便无视掉当初各方的错误,“包括意识形态上的傲慢与偏见、凌驾一切的政治私利、对于对手的地缘战略目标和意图的误判,以及由情报缺失和文化差异导致的判断失当等。”

因为,这些问题在当今世界依旧存在。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沙希利·浦洛基教授的叙事是反传统的,但他的主旨是传统的,千千万万人都会这样思考“世界为什么没在1962年毁灭?”

如今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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