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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报

    烟缘

    2024-11-01 13:48 浙江杭州

     郦卓均 

         抽第一根烟的时候,我十四岁。

         那是1977年,初中毕业。那时候农村学生初中毕业升高中,是推荐的,“贫下中农上高中”是硬杠子。我的家庭成份是“小土地出租”,大概处在富农跟富裕中农之间,推荐升高中自然是不可能的。于是,跟我差不多家庭成分的几个小伙伴一起,参加生产队劳动。因为年龄小,分配的工作是放牛!放牛人要么是老头要么是小孩,秋冬时节,百草枯萎,我们经常会骑牛去放山,牛放山上,人蜷缩在向阳背风的地方,墓前大概是最暖和的向阳处,老老少少几个人排排坐,老头讲一些似是而非的历史故事,讲风土人情,也讲一些乡村段子,偶尔会给几个小孩来根烟,8分钱一包,经济牌的。在一切都是新奇之中,开始了第一根烟,这一抽,就是四十多年!

        那个时候经济短缺,物资匮乏,物流不畅,香烟品种也不多,基本上是省内品牌。利群、飞马属于最高档的烟,2角9分一包,普通老百姓是想都不敢想的。下一个档次大概是新安江、雄狮、旗鼓、五一、劳动之类的,大概在1角8分到2角4分之间,再下一个档次也是普通百姓最常抽的是1角3分一包的大红鹰、1角4分一包的勇士之类。至于抽8分一包的经济牌的,实在是烟瘾极大又极为潦倒的。我父亲是抽烟的,当时他抽的是大红鹰。有一次他叫我去邻村代销店买一条大红鹰,正好缺货,我就买了一条勇士,回来后父亲一定叫我返回邻村把勇士香烟退掉,到不是因为一条大红鹰便宜一角钱,而是因为父亲钟爱大红鹰这个味,相差一分钱一包的烟,能抽出好赖来,也算是十分讲究的。那时候不懂事,也干一些调皮的事,当时香烟包装没有现在讲究,有时会偷偷的启开烟口的粘纸,从中间位置抽出一根来,然后又用饭粒粘上,做了多次这样的事,好在始终没被父亲发现。

    烟标系诸暨文广局徐可良先生提供


        其实,那时就是玩,算不上真正抽烟。后来高考、中考相继恢复了,考上高中了,整个高中时代就没碰过烟一直到上大学。在大学,感觉文科学生跟理科学生相比,抽烟的比例要高一些,在这样的氛围中,沾上烟也是极自然的,不过那时抽的量也不多,一包烟能维持一个星期甚至更长时间。80年代初期,尽管改革开放了,物资依然匮乏,经济依然贫困,但香烟品种多起来了,最著名的算是没有过滤嘴的蓝版西湖,4角2分一包,后来又有红版西湖,5角一包,再后来杭州卷烟厂又出了一款金猴牌,7角1分一包,特别的香,跟上海的凤凰牌香烟一样,但是这个价格,囊中羞涩的穷学生着实是消费不起的。因为物资短缺,差不多的生活必需品都是凭票供应。那时经常有周边的村妇拎着篮子来学生宿舍楼用鸡蛋鸭蛋以货易票或以票易票,有的同学用票据换鸡蛋,我总是用其他票据换烟票。

         1985年下半年我到浙江日报主办的经济生活报实习。经济生活报当时是一份很有影响力的报纸,当时总编辑是大名鼎鼎的吕韶羽先生,小学课本中的《毛主席视察小营巷》一文就是吕老师的新闻作品,吕老师一高兴,大伙都会调侃他“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我的指导老师是新闻部主任,姓高,有一次省烟草公司召开会议,邀请报社派员采访,高老师就派了我去。在采访过程中,认识了计划销售处赵雨春处长,赵处长当时50岁左右,很和善的一个人,会议结束送了几条白盒子的“内供烟”,当时也叫品尝烟,并叮嘱我有什么需要尽管找他。机缘巧合,正是因为这次采访,让我很是风光了一段时间。烟票短缺问题解决了,偶尔也帮本班同学搞点烟,其他班联系不是很紧密的同学知道这个情况后也千方百计搞所谓“曲线救国”。

         赵处长古道热肠,帮了我许多忙。结婚办喜酒需要烟,甚至女方喜事用烟也要由男方提供,这在凭票供应时代对男方来讲有很大的压力。遇到这样的情况去找赵处长,他不会有任何推托,总是问需要多少?喜酒在哪办?然后拿起纸笔写下批条给办喜酒所在的地级市烟草公司给予解决。那一年我的一个小伙伴结婚,托我办两件事,一是买30条烟,二是因女方要求买一辆凤凰牌自行车,这两件事在八十年代都是很棘手的事,好在赵处长帮助,我在绍兴烟草公司拿了烟,又通过朋友到一开始生产“飞花”牌自行车,后又与上海自行车厂合资生产“凤凰”牌自行车的绍兴自行车厂(后来又叫海尔曼斯自行车)买了车,然后骑车从绍兴到诸暨交到小伙伴手中,小伙伴不善言辞,但内心感激之情却写在脸上。赵处长退休后就失去联系了,到今天他应该有90多岁了,不知道他是否康健?

         大学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香烟还是凭票供应,品种却是越来越丰富,双轨制的价格,也使得“黄牛”市场应运而生并且十分活跃。无论在杭州还是在县城抑或乡镇,在街头巷尾,不论是店家还是民居门前,总能看到摆着许多空烟盒的小摊,这就是盛极一时的香烟“黑市″,不用烟票,随行就市,两厢情愿,暗中交易。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大批销售人员活跃在城市各个角落,那时,腋下夹个公文包,白衬衣口袋中装着一包云烟抑或是红塔山的,一般来说都是显摆实力的销售人员,也是那个时代城市的一道风景线。八十年代国门洞开后,各种外烟品牌纷纷涌入,从总督1号到良友、希尔顿,从骆驼到三五,从健牌到万宝路,林林总总。女士烟最著名的算是“摩尔”了,细细长长的,看着觉得很优雅!其实我大学毕业后抽了近20年的外烟,之所以选择外烟,有一种说法是抽外烟不起痰。在近20年的外烟史中,最不喜欢的是日韩烟,青草味特别重,最钟爱的是三五!这么多年过去了,国烟的价格如火箭般上升,所谓天价烟比比皆是,但外烟价格似乎几十年如一日,搞不清什么道理!

    烟标系诸暨文广局徐可良先生提供


         后来,抽外烟的越来越少了,按时下时髦的说法叫再抽就没有朋友了。特别是在机关没有禁烟令之前,如果主要领导抽烟,会议室总是烟雾缭绕,抽外烟显然是没有市场的,于是又改抽国烟了。再后来,粗烟变中支甚至变细支了,或许是长期文字工作和长期抽烟的习惯,我的烟瘾不算小,抽中支勉强对付,抽细支实在不够过瘾,我称之为“排量不足”。只是为烟友计,现在会朋应酬,总是带着粗细不同的烟,老烟民算是碰到新问题了。

         香烟如同酒一般,也是社交的媒介社交的润滑剂。香烟能看出一个人的气场,初次相识的人,递上一根烟,瞬间会拉近距离,本来不知道从何说起,可以从烟说起。香烟也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性,有的人自己不抽烟,但始终备着烟,而且递烟极勤,没等你抽完这根,他又递上第二根;有的人平时不抽烟,可能也没烟瘾,但在一定的场合特别是酒后他会来者不拒,甚至会主动要烟,但他在任何情况下始终不会备烟。在我看来,小小一根烟,也能映照出人生百态。

    现在很多朋友、同学戒烟了,抽烟的人越来越少,有时在饭局上特别有女士在场的时候,会觉得十分尴尬。有许多人主张戒烟,特别是上了一定年龄之后。其实,在正常情况下我是不主张戒烟的,在我身边有长期抽烟习惯而戒烟反而影响健康的,不在少数。我有一位十分尊敬的副省级老领导,“十三岁闯关东、十九岁下江南”,烟瘾很大,离休之后,被夫人断了“粮草”,烟瘾难熬时他会到我办公室来,猛抽几根,过足烟瘾,然后我会给他一些烟,他总是拿几根,然后放入公文包中,我说您不怕被阿姨发现?他总是乐呵呵说最危险的地方是最安全的。他是山东大汉,身体十分壮实,离休没几年身体就出问题了,再没过几年就去世了,十分惋惜。不能说他身体出问题一定跟戒烟有因果关系,但在我看来,长期养成的习惯强行改变不是一件好事,真的不要轻易去改变它,如同一辆高速奔驰的汽车,突然踩急刹车,出问题也是自然的。

    还得慢慢来,不是有句话叫“抽好点、少抽点"吗?真能做到这样,也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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