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寻桃花源

历经五年寻访考察，学习探索，在有关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拙著《再寻桃花源》已定稿付梓，并将于近期出版发行。为了与大家分享喜悦，了解本书的主要内容，在此先将《再寻桃花源》（前言）刊发如下，敬请各位方家和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入宋更名潜，自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寻阳郡柴桑县（今江西九江市）人，是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陶渊明的田园隐逸诗和散文辞赋对后世影响很大，特别是他的《桃花源记》，不仅为世人所传唱，而且其中描写的“桃花源”成为人们追求的理想家园。  

陶渊明崇尚的田园生活，环境是优美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劳动是快乐的：“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人们相处是融洽的：“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他憧憬“秋熟靡王税”的理想生活。他的《桃花源记》正是这种没有战乱杀戮压迫，山水青秀幽静，人人劳作自由，百姓淳朴可亲，社会平等和谐的理想生活写照。因此，在人们的心目中引起了共鸣。虽然陶渊明描写的理想社会是虚构的，但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寻找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到目前为止，全国各地有30多处景点自诩为“桃花源”。这些景点有的以地名契合，有的借景筑景，但最后人们到实地一看，都不是心目中的“桃花源”。所以，有人说“世上本无桃花源，只有庸人自扰之”。

其实，陶渊明写《桃花源记》是有原型的。南朝梁任昉说：“武陵源在吴中。” 近年来，笔者对陶渊明的生平足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发现他笔下的“桃花源”原型地，或在杭州市萧山区（古称会稽郡永兴县）浦阳镇灵山村（古称山泉许）一带。

本书以陶渊明的主要生活轨迹和思想演变过程为主线，以会稽的山川地形和风土人情为背景，分上编“再寻‘桃花源’”和下编“陶渊明考证”，加以叙述和论证。

鲁迅先生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 上编“再寻‘桃花源’”正是根据鲁迅先生这一原则写就的。“再寻‘桃花源’”由八章构成，前五章以陶渊明外公孟嘉在浦阳江畔偶遇许询为开端，通过回顾陶渊明的家世，游学从军经历，回归田园隐居等细节，展示了陶渊明“入世”“出世”矛盾的一生。陶渊明积极“入世”的思想，除了从小深受儒家教育外，最主要是受其曾祖父陶侃、外祖父孟嘉的影响。他的“出世”思想，即是个性使然，也是社会现实使然。“入世”与“出世”在陶渊明的思想深处常常形成矛盾，使之难以自拔，即使后来隐居田园，他也难以忘却世事风尘，政局变化，更没有放弃对理想生活的追求。除此之外，第一、三、四章还描写了会稽的山川地形，风土人情，以及这些对陶渊明的影响。会稽的山水人文为陶渊明积累了大量创作素材，会稽的名士特别是隐士的做派，对陶渊明最后回归田园生活也具有一定的影响，这点我们在陶渊明的作品中是可以窥见的。

后三章通过回顾诗人吟诵的“桃花源”，画家笔下的“桃花源”，各地开发的“桃花源”，展示了自南朝宋以来人们对理想社会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通过寻觅陶渊明在会稽的踪迹，以及会稽当地的山川地貌，人文古迹，府志杂记，民间传说，提出了杭州市萧山区浦阳镇灵山村（山泉许）一带是“桃花源” 主要原型地的假设。 

为了拓展读者的想象空间，增加文章的可读性，本书《再寻桃花源》的有关章节，采用文学传记的方法进行叙述。用文学手法叙述，不是脱离当时特定的历史事件与人物进行随意虚构，而是借助生动的文学语言和丰富的艺术手段，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描摹、刻画与渲染，并通过合理想象再现当时的境况。如第一章“雅相知得”，就是根据陶渊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君尝为刺史谢永别驾。永，会稽人，丧亡，君求赴义，路由永兴。高阳许询，有隽才，辞荣不仕，每纵心独往。客居县界，尝乘船近行，适逢君过，叹曰：‘都邑美士，吾尽识之，独不识此人。唯闻中州有孟嘉者，将非是乎？然亦何由来此？’使问君之从者。君谓其使曰：‘本心相过，今先赴义，寻还就君。’及归，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旧交”一节展开写就的。

下编“陶渊明考证”主要由《陶渊明从军考证》《陶渊明游学考证》《陶渊明年谱考补》《对<孟府君传>几个历史事件发生年份的考证》四篇文章组成。陶渊明二十九岁（393年）出任江州祭酒，到四十一岁（405年）归隐，出仕时间前后相加有13年。在这13年中，他当过地方官，也在军中任过职。在做地方官时，初为州祭酒，归隐前又当过80天的彭泽令。对于这一点，陶渊明自己也有记述，历来无人疑议。但对于在军中何处任职，则众说纷纭。有刘牢之、桓玄、刘裕、刘敬宣军中任职等多种说法。争议最大的是陶渊明到底有没有在刘牢之军幕任过职。陶澍在《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中认为：“今为反复推寻，先生始作参军实在己亥，镇军实为刘牢之。”古直从其说。而朱自清在《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中则认为，陶渊明《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这首诗中的“镇军”是指刘裕而非刘牢之，从而间接否定了陶渊明在刘牢之军中任过职。之后，学术界就这一问题基本持这两种观点，莫衷一是。我们注意到陶澍和朱自清的分歧主要是对“镇军”主体的理解和认定不同。其实，认定一个人，一件事，如果仅仅以一首诗、一篇文章为依据，往往容易有所偏颇。更何况陶诗在上千年的流传过程中，由于传抄刻印等各种原因所产生的异文异字比比皆是。据南宋《蔡宽夫诗话》记载：“《渊明集》世既多本，校之不胜其异，有一字而数十字不同者，不可概举。”《陶渊明从军考证》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在对陶渊明的生平传记、生活轨迹、诗文考证的同时，结合史书府志、人文古迹，以及专家的最新研究成果，试图通过全方位多渠道的考证，还原陶渊明的军旅生涯。另外，陶渊明是否在刘牢之军幕任过职，也直接关系到陶渊明游学后，是否再到过会稽，这也是本人撰写《陶渊明从军考证》的目的之一。

陶渊明是否有过游学经历？以前陶学研究者很少有人提及，亦未见这方面的研究文章。《陶渊明游学考证》结合陶渊明的生平足迹、诗文辞赋，以及史书传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陶渊明年谱考补》在坚定六十三岁说的同时，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根据陶渊明的主要生活轨迹，补录了游学和从军的相关事迹。二是利用当前信息时代的优势，吸收专家学者最新研究成果，对陶渊明的相关诗文作系年系地考证补充。 

对于陶渊明的生卒年限，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寻阳县之某里。”沈约《宋书·陶潜传》：“潜，元嘉四年卒，时年六十三。”萧统《陶渊明传》：“元嘉四年将复征命，会卒，时年六十三。” 房玄龄《晋书·陶潜传》：“宋元嘉中卒，时年六十三。”可以说，宋以前对陶渊明六十三岁说，几乎无异议。但从南宋开始，随着编纂陶渊明年谱的兴起，陶渊明的生年也众说纷纭，有张縯七十六岁说，圣旦、邓安生五十九岁说，梁启超五十六岁说，古直五十二岁说，吴挚甫五十一岁说等等。他们的依据大都出自陶诗的某一版本，相互驳难，自圆其说。殊不知，陶诗在上千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误，如果以某一版本为证，实在难以避免差错。比如《游斜川并序》云：“辛酉正月五日”、“开岁倏五日”。此处“辛酉”、“五日”有两处异文，一作“辛丑”、一作“五十”。如取“辛丑”、“五十”，则得出陶渊明七十六岁（张縯说）。如取“辛酉”、“五十”， 则得出陶渊明五十六岁（梁启超说）。如取“辛丑”、“五日”，则说明陶渊明是401年正月初五游斜川。而取“辛酉”、“五日”， 则说明陶渊明是421年正月初五游斜川。可见，在研究古诗文中，完全以一家一版的诗文为证，也不见得是科学的方法，还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在研究陶渊明生卒年限时，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颜延之与渊明情款，于其死后不久作诔文尚且不知其享年，而沈约晚于颜延之，又从何得知”？意思是说，颜延之和陶渊明是生前好友，尚且不知道陶渊明的享年，而沈约晚于颜延之，又怎么会知道陶渊明的享年呢？显然这种观点更值得商榷。据史料记载，颜延之与陶渊明最后一次相见，是景平二年（424），是年颜延之因刘义真事件牵连，被外放始安（广西桂林）太守，在路经寻阳时，专门到栗里（南村）拜访了陶渊明。从景平二年（424）到陶渊明去世的元嘉四年（427），已过去整整三年，对于一个外地人来说，有些事情记不清楚，当在情理之中。颜延之作诔文时，事已至急，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以“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寻阳县之某里”表述，实乃明智之举，也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沈约则不同，他是《宋书》的作者，本身研究态度严谨，资料全面翔实，如有疑难问题，也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核实。所以，他在《宋书·陶潜传》中对陶渊明生卒年限的研究结论，实属可信。

对于陶渊明的游学经历和从军过程，本文基于《陶渊明游学考证》和《陶渊明从军考证》的研究，从时间、地点上予以明确。

对陶渊明的诗文解读，先贤时人不计其数。过去，对陶诗的作文时间，除诗题明确外，大多以“年龄”或以异文异字推断，涉及当时的社会状况和重大历史事件较少。近年来，专家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大突破。本文吸取了专家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对陶渊明的相关诗文做了系年系地的考证补充。

在撰写本书时，笔者还对陶渊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几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年份进行了考证，颇有收获。现整理成《对<孟府君传>几个历史事件发生年份的考证》一文，一并附上，供陶学研究者参考。

为了给读者提供阅读方便，本书还辑录了陶渊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萧统《陶渊明传》和《陶渊明集序》、沈约《宋书·陶潜传》、房玄龄等《晋书·陶潜传》、李延寿《南史·陶潜传》、佚名《莲社高贤传·陶潜传》。陶氏宗谱虽然史料价值不高，但本书还是节录了《彭泽定山陶氏宗谱》和《都昌西源陶氏宗谱》中有关陶渊明部分，目的是供读者了解各地的陶氏宗谱。

撰写本书的目的，是试图通过追寻陶渊明的生平足迹，还原相关历史真相，向读者和陶学研究者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从而更好地弘扬传统文化。

“桃花源”的核心思想是和谐，这种和谐遍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方方面面。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今天，进一步弘扬“桃花源”的核心思想，建设“桃花源”式的新型农村，对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