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之死》

《王氏之死》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的作品，篇幅很小，主要讲述清康熙年间山东郯城一个有夫之妇王氏私奔的事件，及该事件所在地山东域内在某种程度的“皇权不下县”情况下，呈现出的县域权力结构和民间生活实况。

本书是很重磅的作品，但它带给我的阅读体验比较复杂。分两部分细聊：

一、《王氏之死》在学界的重要性和作品完整性方面的遗憾

史景迁是西方史学界著名的汉学家，他曾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该组织成立一百四十年以来仅有三位中国史研究者获此殊荣，史景迁便是其中之一。而《王氏之死》便是将他拱至如此地位的重要作品之一。

《王氏之死》在1978年就出了英文版，一经出版就在美国学界引起轰动，一方面他通俗的书写方式，（相对）引发美国普通读者对阅读中国的兴趣；另一方面是他在微观史方面的创新。用王笛老师的话说就是，“当时微观史在意大利和法国才刚刚起步，中国的历史学家还把注意力放在农民战争、革命、精英等重大课题上。而在那个时候，史景迁便把他的研究兴趣放到了那些默默无闻的普通人，放到了落后的乡村。”史景迁自己说，“我对‘王氏之死’产生兴趣时，大部分人还没有开始研究中国妇女。”学者卢汉超对他回应是，“那时大部分人还没有开始研究社会史。”

所以从史学研究方面而言，史景迁先生在中国史、微观史方面，说他有创辟之功可能也不为过；从单纯的书写者方面而言，史景迁怀有对微末之人的悲悯心，他在书中说，“前人对近代以前中国乡村所做的描述，并非取材于特定一处，而是汇集了广大地理范围和漫长时间跨度中的各种证据，这个过程不可避免的将人去个体化。”大历史的角度有时候会忽略个人苦难，或者将苦难平均化，个体的人受过的实实在在的苦成为历史中一个数据。但史景迁看到了。70年代的某天，他在耶鲁图书馆看到了1672年，中国山东郯城，一个私奔又复归的女性王氏，死在了大雪茫茫之夜。

但同时《王氏之死》确实存在资料匮乏的情况，史景迁说“像我在《王氏之死》中用的那种材料就相对比较少了。事实上关于这个案子《福惠全书》上只有十几行字。”

所以史景迁写《王氏之死》时，从蒲松龄文学作品中提取了大量素材。关于作品中为何出现蒲松龄，史景迁个人是这样解释的，“决定以他（蒲松龄）的视角来填补更套路化的历史和行政著作中的空白。”且蒲松龄以“意象塑造”的符号出现，延伸了大历史背景下渺小的单个个体的内心世界——他们也有孤独感、性爱、有的人可能还有梦想——哪怕他们贫穷、孱弱、卑微。

虽然中国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文学作品一定会自觉不自觉的展现其时其地的社会生活环境、经济、文化和政治情况，因此以文学资料证史并不鲜见，且确有佳作。但确实也有部分观点认为资料的缺乏和文学因素的补充，削弱《王氏之死》作为历史著作的专业性。就我个人而言，与近年读过的另一本现象级微观史《公主之死》相比，虽然一个公主和一个农妇在历史上被记录的详实程度差距很大，但《王氏之死》的完整性和详实度方面确实略有欠缺。

二、《王氏之死》的书写结构和书写风格

虽然本书名为《王氏之死》，但实则史景迁将全书分为四个部分，最后才是王氏出场。“我在四次小危机的背景下观察这些百姓：第一次涉及土地耕作及赋税征收；第二次是一名寡妇试图保护其子嗣及遗产；第三次是地方恩怨引发的暴力事件；第四次是一名姓王的妇人无法再忍受生活现状，选择逃离郯城的夫家。”

这四部分可以理解为，第一部分是当时底层百姓的生存环境；第二部分是当时的女性生存环境；第三部分是县域内人们反抗生存困境的表达；第四部分是具体的王氏个人对生存困境的反抗、表达。虽然最后王氏以失败告终。

王氏败于她生活在一个穷乡僻壤郯城，败于她是底层女性，败于底层乡民对于困境的反抗途径单一且无效，更败于她自己对来自生存恶意的无知和她自己并不具备反抗恶意的能力。

郯城，此地十事有九皆属灾异，十二年中每年必有一次重大饥荒，另：

1622年，乡民死于白莲教起义。

1640年，蝗虫。

1641年，盗匪劫掠。

1643年，满人入侵。

1644年，李自成战败，满人再次入侵。

1649年，河水泛滥毁田。

1650年，盗匪劫掠。

1668年，地震。

1670年，应急谷仓被毁。

1670年，黄六鸿赴郯城任知县时，发现此地“轻生者甚多......地方凋敝，百姓贫苦，原不知有生之乐。”

就是这样一个极贫极苦的地方，还“所有可见的财富、影响力和权力都分配不均。”灾时，人相食。平日，人相欺。底层女性更是处于食物链上的最低端。

书中前三个部分，通过对明末清初之际混乱的土地制度；明文规定和实际操作之间存在空间的清代律法；复杂的税收情况；活在县志里却难以在现实中苟活的贞洁寡妇；以及这些综合背景下，底层乡民有限且无效的反抗。这些通通作为王氏出场的前奏，“看，她就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看了开头，我就猜到结局。”

王氏1671年初嫁与贫者任某，同年，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悄然与人私奔，后遭情人遗弃。1671年11月，王氏归乡，因犯“逃亡罪”“通奸罪”不能归家便寄身于村近道观。后被任某发现，此时的困境是，要么王氏受刑罚，若任某不追究、不休妻，便是任某受罚。最终结局是，王氏随任某回家，被他扼死在一个漫天大雪夜。

王氏敢于与情人私奔，是她对社会礼法与生活困境的反抗，她看似做出了一种自认可行的求生方法，但最终却被既定的社会结构、法理、民风、夫意联手判处“死刑”​。

一个活生生的、有求有欲的卑微妇人死了，成为历史上仅有十几行字的注脚。但史景迁用层层剥开，四层递进的书写结构，将王氏重新立于世人前。

在王氏之死前，她有大段的蒙太奇式的梦境。正是这段梦境的书写，是史景迁书写风格中最有争议的部分。他用《聊斋志异》拼凑出一个完全有别于现实中王氏的女人，梦境中的王氏倾城容貌、锦绣生活。我反复想，史景迁此处神来一笔的用意何在。

他在书中说，这部作品他选用三个视角，一是冯可参主编的1673年《郯城县志》，二是曾任郯城知县的黄六鸿的个人笔记，三是与王氏同时代的临县的蒲松龄作品。前两个视角是官方的、确凿的、但是冷漠的，那么蒲松龄的视角补充进来，到底如史景迁本人所说，“通过蒙太奇的形式，将这些人物及意象拼贴组合......更接近妇人王氏死前在睡梦中的所思所想。”？还是这场梦境是史景迁对于——一个有情欲的、活生生的女人短暂且悲剧的一生——文学上的补偿？

作为我个人而言，不欣赏这场如珠似玉的梦境，这场梦豪奢又残忍。看到开头“冬湖的绿水之上，莲花盛开，清香随风飘往她的方向......”立时想起“误入藕花深处”的李清照，同是女人，但脱离阶级谈性别没有意义。同是女人，一个的苦是“人比黄花瘦”，一个的苦是陈尸雪夜。

让王氏回到王氏之死，冷冰冰，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