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居乡怀国：南宋乡居士人刘宰的家国理念与实践》有感

虞云国老师曾说，南宋光宗、宁宗两朝是从“欲有为”到“抵于亡”的历史转捩点。要看南宋朝治世转向衰世的原因，需看此阶段。

台湾学者黄宽重先生的前作《孙应时的学宦生涯：道学追学者对南宋中期政局变动的因应》和今作《居乡怀国：南宋乡居士人刘宰的家国理念与实践》皆是此时期的人物微观史学作品。

用黄宽重教授自己的话说，这两部作品是“个人生命史”。

《孙应时》作侧重南宋光宁两朝“庆元党禁”、“开禧北伐”等政治事件对中下层官员、士人的裹挟冲击，着力点在于时代“动荡”层面；《居乡怀国》侧重描述同时期（光宁理三朝）待阙、归隐的官宦阶层乡居地方时践行家国理念的具体事例，重心在于时代层面的“治与安”。

两作一“动”一“静”，均是从个案角度出发，以个体生命感受折射背后仕宦阶层对整个南宋时代的具体认知。黄宽重基于私人文集的研究著述，亦是对南宋官方史料之外的有效补充。

黄宽重教授提及他著写《居乡怀国》，一则“学界长期以来多关注高官名儒的事迹或学术成就，基层士人群体则多乏人问津。”他希望“由边缘人物与地方事务切入，从侧面理解政治问题，进而讨论社会性议题。”；再则，刘子健先生的《刘宰和赈饥》进入视线，他受此启发步入研究南宋士人与政治社会关系、及从士人家族到基层社会治理的治学路径。

但于刘宰及其乡居善举一事上，黄宽重和刘子健先生观点有些微不同之处。

刘子健认为刘宰之举恰代表了南宋朝廷在为政方面的失职与缺位，例“刘宰等人的努力，更显南宋政府，以及一般官僚，忽视人民，一至于此。”

但黄教授倾向于刘宰等人的赈饥之举是具体事体上，地方层面对朝廷层面的补充，地方与中央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

读《居乡怀国》过程中，中央与地方会以不同位面的动态二元冲突兼二元互补关系反复出现。

先讨论本作传主，“刘宰，南宋时期诗人，镇江人，字平国，号漫塘病叟。他曾中进士，仕途顺遂，后因病辞归，返乡兴办义学、推动赈济。”

理解刘宰，需注意以下三点：

一、科举制度促成士大夫阶层的崛起，兼天水朝的崇文抑武基调，士人文人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颇受优待的时代。尤其到北宋仁宗朝，“士大夫与君共治天下”的模式到达一个巅峰，赵冬梅老师曾说，就封建帝制王朝的君臣共治模式而言，这是最好的时代。

但随着庞大数量的取士，及有限的职位，冗官冗员成为贯穿两宋的连续性沉疴。尤其南宋，连年赋归待阙的情况愈烈。刘宰便是候阙人员之一。所以有了本作书名中的“居乡”。

二、本作中的刘宰和《孙应时》一书中的孙应时，皆是南宋数量庞大的中低层官员之一二。用虞云国老师的话说，“虽位居官僚系统的末端，却同样秉持着时代赋与士大夫群体的使命感，尽管这种使命感与其边缘性地位之间往往呈现出吊诡的尴尬。”

士人身上背负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使命感，促使刘宰等回到地方的归隐或待阙官员，依旧心怀天下，便是书名中“怀国”二字。

三、刘宰等大量乡居的仕宦士绅们，或许地理意义上远离朝堂，但他们曾经的为官口碑、实地治理经验、仕途累积的人脉等，保证他们回到地方之后，获取、拥有一定的地方资源。托举他们有心有力，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家国理念。

虽偏安一隅，但心怀天下。

刘宰的一隅是南宋镇江。

镇江在南宋时的形式与环境，参与、造就了刘宰的心怀家国历程。

镇江随着君臣南渡、南宋建立，既临近宋金边境的淮南地区，又水路发达与临安往来便捷，因而成为南宋的军事北大门，兼商业、人口流转、财政调度、物资转输重镇。

在经济中心南移的大前提下，作为南宋江、河、海输运网络重心的镇江，既被时代赋予促发商业发展和城内市镇崛起、与其他城市缔结城市群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承担重负，不同层级的军政任务叠加平时常规性的赋役征收等民政任务，俱摊派给当地百姓。更兼战时，强力下派的国防任务。

黄宽重教授在本书中评述，“镇江是最敏感的边防重区，对于居处其地的百姓而言，随时要担心可能遭受敌犯，危害身家性命；常规性或紧急的各项动员与征调，也干扰百姓的生活。这些因素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镇江的社会稳定性，限制经济的发展，也不免影响举业的竞争。”

据统计，南宋一百五十三年，镇江中进士者仅一百名。与江南其它沿海富庶地区相比，镇江是取士、进仕的弱势地区。该地区多是低层官员，刘宰本人到辞官为止，也仅是州县幕职，并非高官。

但恰是镇江此地特点，构成其时其地对刘宰的需求，刘宰亦回应了此需求。

镇江因属地的重要性、朝廷政治风云变幻对地方的波及等因素，导致本地区出现知府任期短暂、调动频繁的局面。又有军政、民政双系统的权力边界不清晰，所以大多官员就职镇江后，面对冗乱的官方层级压力、陌生的官场人际、复杂的地方生态，势必会借助地方耆老的意见和势，来理政交差。

刘宰便是此间地方耆老的代表性人物。

刘氏家族，自祖父起，三代读书人至刘宰中进士才完成阶层跨越。刘宰虽位低，但通过同年和姻亲的缔结，拓开人脉。他与权相韩侂胄的外甥张嗣古是好友，第二任妻子——光州知州梁季珌之女——便是经由张嗣古介绍结亲。此后岳家是刘宰结识名宦硕儒的重要推手。

刘宰辞官后在乡居期间的三次大规模赈饥，亦是岳家梁氏的财资、人脉在背后给予他一定助力。

与黄宽重另一著作传主孙应时相较，同为低层官员，刘宰无疑更为幸运。但两人之迥别命运，却都与南宋权相柄政这一现象有关。

孙应时得以进入史学研究者的视线，不得不说有他是史弥远老师的因素。但孙应时一生仕进艰难，皆因出身寒素无家族之奥援、又被裹挟进“庆元党禁”风波，此时同他私交甚笃的史弥远之父史浩已退出权力中枢，但史弥远尚未显达。随后孙应时中寿而逝，结束其并不有别于南宋其他中低层官员的生命历程。

而刘宰幸运之处在于，即使辞官，也有丰厚家资支撑他的乡居生活。且因与各方友人如辛弃疾等不断互动，他始终对朝廷中枢的动向保持获知、并参与献言献策。随后，韩侂胄被杀、岳父逝世，刘宰失去与朝廷决策者的绵密互动，遂安心乡居地方，经营乡里关系。

出于向官府反映镇江军政对乡民的影响甚至苛扰，刘宰以“乡绅”这一社会领袖的身份，在“官”与“民”之间充当弥合角色。他受邀为各州县兴修县衙、寺庙等各公私公益设施、撰写表彰之文，尤其在灾荒之年组织实施三次大规模的赈饥活动。

以上这些善举，并非是为了谋求再次出仕，而是“刘宰遵从道学治国安邦的儒家理念，作为一个乡绅，他把这个理想在地方转化为实践，用以改善民生，可以说是‘儒教地方化’的一个例子。”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宋代士人的一生精神之所在。

半生处江湖之远的刘宰，始终身体力行的以乡居善举作为朝廷制度或帑藏层面缺位的补充。黄宽重教授认为，这不是朝廷和地方氏族、乡贤的对立，而是中央和地方二元补充的关系。

介于此，厘清一下中央和地方在各个位面的关系。

一、唐宋变革后，宋代科举制托举了大量寒素出身的士子“暮登天子堂”。士人阶层崛起，填充到国家机器中各个环节。治理国家的不是宋以前的传统世族勋贵，而是大量的中低层官吏。具化到地方层面，地方上累世大族话语权减弱，朝廷机构话语权增强，是某种程度上的“国”进“民”退。

二、宋代经济发展导致出现“城市化进程”，城市化带来人口流动。高彦颐教授曾在《闺塾师》中有观点，“人口流动和新的社会组织激增，削弱了村长和里长的地位，淘空了以乡村为中心的传统‘地方’社会。”虽她论述主体是明清两代的江南地区，但在“人口流动淘空传统‘地方’社会”的底层逻辑上，宋代亦如是。

三、南宋的衣冠南渡。北宋覆亡、君臣南渡改变了朝廷的权力结构，部分旧贵隐去、江南新贵崛起。地缘叠加权力的变更，也会使传统地方势力或宗族削弱话语权。

四、地理层面，南宋疆域的变小及江南水系交通的发达，及仕进层面的异地任职、岗位轮换、磨勘等一系列因素。这些因素的集合使地域流动变得相对更频繁。继而这种频繁就会使人与故乡、故地的羁绊越来越弱化。“地”对“人”的束缚力也随之变弱。

兼之以上四个原因，地方上传统宗族、世家有强化“一体感”和“荣誉感”的迫切需求。

地方宗族、士绅们兴建义庄、编纂谱牒、刊印地方著作、乡里青年共同读书等，这众多措施一方面是为了培养未来宦途互相扶持的力量，及创造乡里共荣的认同感和一体感；另一方面，这代表着“南宋诗人虽然有地方化的倾向，但是通过地图、地方志的传播，他们对中央的想象以及认同仍维持不坠，以至于对国家的关注并未稍减。”

最后，黄宽重教授在本书《结论》中表述，“信息的流通，让南宋士人无论乡居或在朝，都能对朝廷产生认同，即使士人的活动重心转向地方，仍未疏离与国家的关系。”

这是刘宰的“居乡怀国”，也是宋代无数士人的差相仿佛的生命历程。

参考资料：

《居乡怀国：南宋乡居人士刘宰的家国理念与实践》黄宽重著

《孙应时的学宦生涯：道学追学者对南宋中期政局变动的因应》黄宽重著

《从中州到钱塘：虞云国说宋朝》虞云国著

《宋史测度》刘子健著

《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高彦颐著、李志生译

《权力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与国家》柏文莉著、刘云军译

《家庭·乡里·朝堂：北宋士人与孝道》张聪著、刘云军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