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大地行：走进承德避暑山庄

燕赵大地行：走进承德避暑山庄

“山庄咫尺间，乃作万里观。”这是乾隆帝作《山庄晓景》诗的压轴句。承德避暑山庄西高东低的地势，正好是中国版图的缩影。它从整体上显现出一种四方朝揖、众向所归之气势。

山庄西北部的巍巍群山，仿佛看见了西藏、新疆；中部的万树园，令人联想到蒙古草原和东北森林；东南部的楼阁亭榭又让我们回到了烟雨江南。

承德原名热河，全长只有300米的河流，地图不标注且举世闻名，被载入不列颠百科全书，这与承德避暑山庄有关。康熙四十二年(1703)清廷在此修建避暑山庄，雍正元年(1723)设热河厅，十一年(1733)取“承受先祖恩泽”之义，改名为承德州。这就是“承德”名称的起源。

“避暑山庄是清廷除紫禁城之外的第二个政治中心，帝王的雄图霸业掩映于山水林苑之间，十八世纪中国的众多政治风云尽皆聚汇于此。” 博物馆墙壁上的文字这般叙述。

走进这里，所见所闻的绝不止一座帝王行宫这般简单，它使我们感受到了历史上民族融合、民族团结这一宏大主题生动而具体的写照。

（一）

康熙帝在他的《避暑山庄记》里对造园理念做过阐释：“因而度高平远近之差，开自然峰岚之势。依松为斋，则窍崖润色；引水在亭，则榛烟出谷，皆非人力之所能。”大清国的帝王受“天人合一”等中原思想文化的感染，借当地的山形水势凸显自然美，而并不以豪奢取胜，达到了与周边环境的完美契合。

康熙帝有副对联赞美他的杰作——避暑山庄，是在胜境中建造园林：“自有山川开北极，天然美景胜西湖”。的确，这不仅省去了不少人力，还能以最小的资金投入，获取最佳的视觉效果；而且不仅没有过多扰民，更没有过多的去劳民；既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风格，又相融了汉族与满族的不同建筑特色，展示了大清国时期的文化底蕴与艺术水准。

康熙像

康熙帝六下江南，沿着京杭大运河，穿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一直到钱塘江，数次微服私访杭州西湖、无锡寄畅园、苏州木渎古镇、安徽黄山等古迹名胜，可见其对江南的喜爱和对中原文化的认同。

避暑山庄的“芝径云堤”是康熙三十六景中的第二景，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仿杭州西子湖苏堤构筑而成。这道堤连接了环碧、月色江声、如意洲三岛，造出了蓬莱三岛“一池三山”的意境。你只要有心观察，在这里还可看到断桥残雪、平湖秋月、曲院风荷、柳浪闻莺、雷峰夕照、南屏晚钟、双峰插云、三潭印月、花港观鱼的影踪。

不仅如此，源自东晋陶渊明《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中“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有真意轩”；唐王维《田园乐·其三》中“釆菱渡头风急，策杖林西日斜”的“采菱渡”；宋苏东坡《赤壁赋》中“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的“月色江声”；宋代周敦颐《爱莲说》中“不蔓不枝，香远益清”的“香远益清”；明归有光《沧浪亭记》中“苏子美始建沧浪亭，最后禅者居之”的“沧浪屿”等遗韵深厚的景致，也一一地在避暑山庄重现。

还有比如仿杭州六和塔、苏州狮子林、镇江金山寺的一些建筑布局，尤其是避暑山庄内为数不多的道教宫观广元宫，形制与泰山碧霞元君祠几无差异，只是规模略小一些。据史料记载，乾隆三十六年（1771）时，皇帝为恭贺皇太后80寿诞，在当年二月至岱庙，并登山祭拜元君。乾隆帝在位期间，先后十次驻跸或祭拜泰山，其中登岱顶礼元君就有六次。

（二）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游牧民族是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民族融合过程中，围绕边疆民族问题，中原统治者经历了无数次摸索、尝试与实践，从万里长城到避暑山庄，这是妥善处理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一大转折点，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由冲突、分裂走向和谐共生、守望相助、共同进步的一个标志。

丽正门是避暑山庄正门。丽正，取自《易经》：“日月丽于天”，即光明正大的门，建于乾隆十九年（1754）。乾隆帝用满、藏、汉、维、蒙五种文字题写“丽正门”，表达了寄望于各民族之间能够兼收并蓄、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的心愿。

澹泊敬诚殿是避暑山庄的第一大主殿，作用相当于北京故宫的太和殿，是清朝皇帝驻跸山庄期间批阅奏章、引荐官吏和举行庆典的地方。它建于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此殿面阔七楹，进深五间，坐北朝南。顶棚的735块天花板雕刻有万字、寿桃、蝙蝠等纹饰，象征“万福万寿”之意。大殿正中悬挂康熙帝题写的“澹泊敬诚”匾额。乾隆十九年（1754）用金丝楠木改建后又俗称“楠木殿”。

乾隆四十五年（1780），正值乾隆帝七旬寿辰，远在西藏的政教首领六世班禅提前一年启程，途经甘肃、陕西、四川、内蒙、青海、宁夏等地，费时十三个月赶赴热河，为乾隆帝祝寿。因此次觐见“不因招致，而出于喇嘛自愿”，乾隆帝十分高兴和重视，特命人仿照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在承德建造“须弥福寿之庙”，为六世班禅赴热河期间讲经说法和居住场所；同时，命皇六子永瑢以及国师章嘉活佛前往内蒙古多伦诺尔相迎；还破例允许其坐轿进入丽正门。

在澹泊敬诚殿，乾隆帝用刚刚学会的藏语与六世班禅对话：“我佛长途跋涉必感辛劳。”班禅回敬：“远叨圣恩一路平安。”此番对话以表达乾隆帝对六世班禅的关心厚爱。接见仪式毕，乾隆帝又引班禅至四知书屋落座。规格之高、礼遇之重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对促进民族团结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而以达到“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

此外，乾隆帝在这里还曾接见蒙古三策凌，标志着准噶尔部走向政治孤立。再如接见首次来中国访问的英国马戈尔尼使团，以及缅甸、安南、老挝等重要使节都在澹泊敬诚殿举行。

乾隆像

（三）

明朝到了明成祖朱棣（1360年5月2日—1424年8月12日）时期，蒙古再次成为边患。朱棣五次亲征讨伐，最后一次病逝在北伐征途。土木堡一役，大明号称的五十万大军，被蒙古一支瓦刺也先部打得全军覆没，英宗朱祁镇被俘。

蒙古实力强悍，曾经是地球上最强大的一个民族。怎么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

从努尔哈赤、皇太极一直到顺治时期，清朝的皇族，都长期选择与科尔沁蒙古（清代属漠南蒙古、内札萨克蒙古）联姻。那时候蒙古分为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漠西蒙古。黄金家族的后裔林丹汗统治漠南蒙古中的察哈尔蒙古，他一直希望统一整个蒙古，恢复成吉思汗的基业。结果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在皇太极领导下，将林丹汗一举歼灭，并收编了察哈尔蒙古的军队和地盘。漠西蒙古是准噶尔汗国所在的位置，也被康熙、乾隆给打服了。

对于漠北蒙古，如今的外蒙，清廷设立盟旗制度，采取分而治之。虽然没有直接实施军事管理，但已将漠北蒙古各大贵族的利益与清朝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

漠西蒙古又称卫拉特蒙古，由明朝时期的蒙古瓦剌部演变而来，卫拉特蒙古主要由和硕特部、准噶尔部、土尔扈特部、杜尔伯特部四大部落组成。随着准噶尔部崛起，开始向外扩张牧区，摩擦不断。为避开准噶尔部的侵扰，土尔扈特部迁居到了伏尔加河下游地区。沙俄彼得大帝亲政后，国力越来越强，野心也越来越大，对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的土尔扈特部人不仅强征大量租税，而且逼迫他们加入俄罗斯国籍，遭阿玉奇汗严词拒绝。沙俄在武力干涉失败后通过多种手段与之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

公元1709年，沙俄与瑞典在欧洲展开了大北方战争，沙皇彼得一世要求阿玉奇汗派出三千名土尔扈特骑兵参战。作为互换，沙皇同意阿玉奇汗提出去大清国朝贡的条件。就这样土尔扈特部在与祖国失去联系40多年后，终于重新取得了联系。这让康熙帝十分感动和高兴，于是，派遣礼部郎中图理琛率领使团前去慰问犒赏土尔扈特部。分别时，阿玉奇汗拉着图理琛的手说：“俄罗斯与我衣冠俱不同，我终归中国矣！”由于沙俄的百般阻扰和干涉，土尔扈特部回归中国的事情在阿玉奇汗这里一直没能实现。

转眼到了乾隆年间，阿玉奇汗的曾孙渥巴锡汗继位。沙皇为了牵制渥巴锡汗，强制改组了汗王之下的一个贵族议会机构，叫扎尔固议会，要求该议会不再对汗王负责，而是直接隶属于沙皇之下，可与沙皇对话，以此来架空汗王。公元1767年，渥巴锡汗开始秘密与心腹贵族谋划脱离沙俄回归中国的计划，最终决定回归中国。公元1771年春（乾隆三十六年）起身，在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的带领下，粉碎了沙俄军队的层层堵截和追击，历时八个月回到祖国怀抱。

乾隆三十六年（1771）九月十七日，刚刚从国外归来的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等来到了承德避暑山庄，受到乾隆帝的盛情款待，一系列超级封赏也随之开启。次日，乾隆帝在澹泊敬诚殿接见渥巴锡一行。之后又在四知书屋和卷阿胜境单独会见渥巴锡，并与之长谈。渥巴锡向乾隆帝汇报了他们悲壮的东返过程和祖辈的光荣历史。之后，渥巴锡在避暑山庄半个月的时间里，参加了清政府举行的所有盛典，“赐宴万树园及溥仁寺，命设灯宴，观火戏”。九月二十日，正值普陀宗乘之庙落成典礼，渥巴锡等与喀尔喀、内蒙古、青海、新疆等地少数民族的王公贵族一同瞻礼，参加盛大法会。

为此，乾隆帝撰写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篇碑文，以满、汉、蒙、藏四体文字镌刻于两块巨型石碑上，至今依然立于普陀宗乘之庙内，这正是大清国重视民族融合民族团结的历史见证。

慈禧像

一座避暑山庄，半部清朝兴衰史。真乃：山庄咫尺间，直作万里观。

（图片均由作者拍摄）

2024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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