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对犹太负面印象的起点，是否源自犹大的背叛？

《傲慢与偏见：希腊化-罗马时期地中海世界的犹太观念》这本书解决了我两个问题：

一是，世界历史中先后有过几个文明，皆因失去祖庭而中断文明的延续，如曾在存在过的阿摩利人、亚述人、加喜特人等。为何自从第二次犹太——罗马战争以降，犹太人被赶出犹地亚省、全球大流散近两千年的境地下，犹太文明不曾断根，这是为何。

二，西方世界反犹的根源是否起自（约公元26-36年）犹大对耶稣的出卖？

第一个问题，著者在书中提到一个概念——“宗教大众化”。

它的含义是，“曾经属于犹太祭司集团的宗教责任和特权逐步为所有成年犹太男性承担和分享。普通犹太人深度融入作为伦理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的犹太主义之中。”

这个“宗教信仰权利”从祭司和贵族阶层下放，降至民众阶层，它背后的逻辑是犹太人丧失了族群领地，在“政治独立”缺失的状态下维持族群认同，只能将叙事重心从政治转向宗教。

除却“宗教大众化”的层面，还有“文化的转向”。

公元70年第二圣殿被毁后，一群犹太知识分子因担心民族未来走向无知无觉的灭亡，从而秘密聚集在“贾布奈”犹太经学院，就是这批人商讨出了一系列挽救民族文化的举措，尤其是将宗教、文化“法典化”和“正典化”。

依著者所述，“它是犹太人认识上帝、践行圣约，规范人生行动和进行价值判断的依据。”它包括但不限于“拒绝外邦人的偶像和宗教崇拜，守安息日，守犹太饮食法，男性行割礼，缴纳圣殿税，圣殿朝觐。”等。

我们可以直观的理解到，这种举措的直白、粗暴和有力。把犹太教义具化到法律层面和生活层面，犹太人不管走到世界上的哪个角落，只要还活，就活的是犹太人的样子。

用文雅的表达是，用特定的“犹太性”来建构自己的犹太身份，用通俗的理解是，生活习惯背后的文化藩篱生成天然身份屏障。

加之，“希腊化君主以及罗马统治者通常会赋予散居地犹太人‘按其祖先法律生活’的权利。”在犹太文明和其他强势文明博弈之初，就被外部环境预留了形成身份屏障的空间。

所以犹太人全球流散1800年，但他们“应许之地”、“特选之子”的概念铭记五内，外化、具化到生活层面的宗教与文明不曾断裂，犹太群体的自我认同烙印在每一处角落的每一个犹太人之身，并始终如一、牢不可破、世代相传。

就第二问题，西方世界反犹的根源。在本书中所述的时间线可以更往前推。

有主流观点认为，犹太人建立的哈斯蒙尼王朝（公元前2世纪）导致古代反犹现象的出现，但也有更早的记录显示，公元前5世纪，在埃及象岛上便出现过埃及本地人针对散居犹太人的暴动。

但不管哪个时间点，反犹现象的背后是犹太文化和其他文明之间话语权的争夺和博弈。

在本书研究的起讫时间段内，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希腊化时期”，地域在环地中海世界，犹太民族已经先后与三个古代文明发生过碰撞与冲突。分别是：埃及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犹太民族和犹太文化与其他文明的抵牾，此时此域已经埋下根由。

• 犹太文明与埃及文明的博弈

著者在书中提及，“古代世界针对犹太民族的偏见和仇视，最早也缘起于这片土地（埃及）。”但著者同时又说，埃及人的族群偏见，其实在最初并非单单针对犹太人，而是公平的仇视一切入主埃及的异族。只是最终加诸犹太人之身。

之所以最终将敌视锁定在犹太民族，有多方面的原因：宏观层面是犹太的一神崇拜和埃及的多神崇拜有天然冲突；托勒密统治者的重犹抑埃政策加剧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当时“叙史竞争”背景下，各民族通过贬低其他民族来凸显自身历史悠久的各种文本，其中埃及祭司马涅托关于犹太的偏见性叙事《埃及史》，成为反犹观念的材料支撑。

而“马涅托的犹太观念的背后，隐伏着更加深远的历史积怨。”

埃及人曾经遭受过长达20年的宗教改革叠加瘟疫灾难期。以至于异族入侵、宗教他者、瘟疫三者叠加成为一种埃及人记忆中的伤痛范式。这种范式在希克索斯人、亚述人、波斯人入侵时，都被埃及人先后应激、投射过。

尽管犹太人从未成为埃及的统治者，但之所以最终仇恨定格在犹太人身上，有学者观点倾向于，犹太人的一神宗教与埃及的多神信仰差距最大。“异体性宗教与埃及宗教的对立性越强，埃及人对其回应就越激烈。”

犹太人的宗教排他性，“使得他们以无比放肆的方式践踏埃及的宗教，虐待埃及的祭司，摧毁埃及的神庙。”

且在数个异族先后统治埃及时期，犹太人均选择成为统治者的马前卒、中层管理者，从而成为埃及当地人眼中的统治者的帮凶和压迫者。最终导致公元前425年波斯人统治时期，发生在埃及腹地的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行为的“象岛事件”。

波斯统治结束后，埃及对波斯人的仇恨随时间而淡化，但犹太人长久的世代生活在埃及，并一直与异族统治者合作、管理压迫埃及人。埃及人对犹太人的仇视态度形成长时间历史积淀，并最终以马涅托著《埃及史》的形式呈现出来。

埃及的反犹观念不仅铺陈在埃及的各个阶层之中，也影响了其他族群的犹太观念，包括希腊人、罗马人。

• 犹太文明与希腊文明的博弈

“公元前四世纪以降，希腊主义借由军事扩张与政治统治，打破了地域、语言和族群的限制，成为具有普遍特征的霸权文化，并对其他文明提出挑战。”

在希腊时期，犹太祖庭犹地亚周围环伺希腊化城市，希腊文明、商业、经济、政治模式等势不可挡的对犹太文明形成穿透性的冲击力，哪怕在犹地亚的乡村，也有人可以用希腊语起草各类官方文书和契约合同。

甚至在犹太话语权最强盛期——哈斯蒙尼王朝，该家族中亦有起希腊名字的情况。

希腊文明有强烈的文明中心主义倾向。因其绚烂，犹太贵族对希腊文明和生活方式心向往之，甚至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体育馆。但底层犹太民众的清苦使他们天然对希腊化的生活方式排斥、竖起藩篱。

在公元前2世纪，这种犹太社会内部的撕裂达到一个顶峰。犹太贵族实行希腊化改革，但接下来的塞琉古君主强行推展的希腊化政策和宗教迫害，引发犹太人的马加比起义。这是犹太人历史上少有的一次战胜异邦人的战争。之后，建立哈斯蒙尼王朝。从而中断了希腊文明对犹太文明的冲击。

但本质上，哈斯蒙尼王朝在用希腊化的方式扩展它的政治和地理疆域，本书著者称“犹太主义成为一种与希腊主义并立的文化，虽然二者的内核迥然不同，但在形式和结构上却高度相似。”

随着哈斯蒙尼王朝的扩张和对希腊人的压迫，恶化了犹太族群和希腊族群的关系。加之希腊人和埃及人的文化互动，势必受到埃及的犹太观念的影响，最终形成希腊语境下的犹太人——“犹太人不属于希腊世界和城邦范式，他们的生活方式仇外，具有隔离性。”

值得注意的是，“希腊族群的犹太观念的发展植根于社会现实基础。”

• 犹太文明与罗马文明的博弈

公元前30年，罗马吞并埃及，统一地中海世界。而犹太人在此间再次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埃及的犹太人为罗马入侵提供帮助。

初期罗马人与犹太人相洽无间。但随着罗马统治者对埃及社会民众的等级划分——一等人“公民”（希腊人）、二等人“都市人”，三等人“埃及人”，并随等级收税——犹太人陷入尴尬境地，他们大多数被归在三等人的范畴。即：

“罗马的改革对他们造成的损失不仅是经济上缴纳人头税，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政治地位被降到了埃及人的位阶，严重损伤了他们的尊严和优越感。”

随后公元38年在亚历山大里亚爆发的反犹暴动，当希腊人和犹太人将纷争与裁决展示到罗马皇帝盖乌斯面前时，这个亲希腊的皇帝再次给予了犹太人轻蔑和嘲笑。这背后更有罗马崇尚帝王崇拜，但犹太人予以拒绝的原因。

埃及犹太人所处的劣势，随着盖乌斯被刺杀而结束，新皇帝克劳狄并不支持希腊人。公元41年，犹太人发动对希腊人的复仇行动。罗马皇帝虽不支持希腊人，但依旧关闭犹太人上升权利阶层的通道。犹太族群充满怨恨，民族主义抬头。

此后犹太族群和其他族群间冲突频发，仇恨愈深。

希腊人与犹太人的纷争，屡屡需要罗马皇帝裁决。希腊人努力打动罗马统治者的同时，他们的反犹观念也潜移默化影响罗马世界。

自此，地中海世界的四大文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犹太文明，除了后者之外，前三者的犹太观念完成交融。

历史学家塔西佗曾抨击犹太人，他的观点即具有普遍性、又具罗马特征。他指出，“我们罗马人认为是神圣的一切，在犹太人看来都是渎神的；另一方面，我们憎恶的一切，在他们又都是允许的。”

罗马世界内部，皇帝不满于犹太人拒绝对他的帝王崇拜，而罗马保守精英群体则对犹太习俗多有诟病。当然还有最重要的，犹太人的“双重忠诚”问题。罗马统治层开始敏感于一个问题，到底犹太人是否忠诚于罗马。

随后公元70年爆发的罗马—犹太战争，以及公元116~117的流散地大起义印证了罗马人的怀疑，并最终以第二次罗马—犹太战争呈现罗马人的大结局版犹太观念：

将身居祖庭的犹太人赶出犹地亚，将此地改名为巴勒斯坦。

#晚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