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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报

    邹天石:国家债务是财富而不是欠债

    2024-04-12 07:20 海南海口

    Bank, banking,这些名称都与“河岸”相关,这个词据说来自英国古代码头上的当铺,后来逐步发展成了银行体系。 从这个词中我们看到了西方银行业的几个属性,一是它的流程性,二是它的效益性,三是它的责任性。 笔者在这里简单分析一下什么是流程性。

    现代银行的产品就是货币服务,以最准确、最高效、最及时的方式通过满足市场需求实现自身都价值最大化。 债权和债务是这种经营行为的基础要素,它把货币供需双方关系准确对应起来,及时、有效、可靠地加以控制。然而这种传统的金融要素在当代金融领域中已经转变成了虚拟化模式,银行把债务打包成资产抵押品加以销售,明明是负债却变成了一种另类资产,其中美国国债就是最突出的例子。这种做法的理论依据来自英国古代河岸钱庄,例如,汤森钱庄在河口收到客户的抵押品,内河三百英里外的普利茅斯的钱庄马上接受了该客户的取款资格,并开始计算利息。此时这位客户开始使用汤森钱庄的支票支付各种费用,这个程序看似环节复杂,其实都围绕着“时间”做文章,那就是极力缩短各环节之间的时间差。如此看来,债权与债务之间的数量关系取决于时间关系,由此产生出各种类型的金融产品,期货、贴现率、对赌协议、国债发行等等都是由此产生。

    回到我们当今各种债务危机话题,中国目前作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家,不但没有获得收支平衡,反而被各种地方债和企业债压得喘不过气来,实际债务名列前茅,这是为何? 这类情况同样发生在日本身上。 核心问题就是中国与日本都是美国的最大债主,而美国可以用自己的市场换取中日两国的产品输入,贸易赤字变成了输出美元货币的渠道,把通胀转嫁给中国与日本。这种转嫁方式在现实中不但没有形成通胀,反而更加刺激了中日两国的产能发展,最终连美国市场都无法化解这种过剩产能,让美国不得不请求中国和日本把美元收入用来购买美债,以此确保美元的购买力和稳定汇率。

    然而这种过剩美元收入对应的是中国和日本的国内债务扩张,这些债务用于支付国内出口商品生产,债务只能使用本币支付,由此产生出大量“外汇占款”。 外汇占款在出口企业银行账目上是收入,但从整个国内金融市场上来看却是债务,必须由国家创造出对应的货币用来支付这笔债务,于是就出现了外汇收入越多,国内债务也越多的情况。这种债务压力迫使国家不断增发债务,包括地方政府债务,否则出口收入难以为继。

    明明是外汇收入却变成了国家债务,显然这种情况令许多人迷惑不解。 这种不解来自我们混淆了家庭个人债务与政府债务的区别,即政府是通过债务发行创造财富的,因为它掌握着货币发行权,而家庭只能通过工作换取货币偿还债务。 同样道理,美国政府不断通过债务扩张创造更多美元,美元既是国际财富的载体,也是各国债权的抵押物,而且各国可以用美债作为抵押品获得更多美元财富。许多人误以为美债太多会导致美国财政破产,这种看法来自对于美债的误解。美债对于美国其实是财富,对于中国和日本这些出口国家才是债务。 耶伦为何要求中国增加持有美债? 目的就是创造更多美元货币,给中国制造更多债务负担。

    过去三十年中,中国通过出口创汇迎来了债务浪潮,通过各种企业债和地方债创造了巨大财富,最终这些债务变成房地产转嫁到了购房者身上,形成了一个债务与债权关系的闭环循环体系。 中国房地产业对于中国人绝对功大于过,没有这个债务杠杆很难想象一个巨大国家能够在短短二十余年让八亿人口脱贫,没有这样规模的脱贫很难做到新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大家不妨试想一下,如果中国政府像印度政府那样缺少发债能力,中国目前经济水平可能还不如印度。我们不妨从另个角度看,表面上政府发债是透支了未来数十年的市场需求,但这难道不是让大家提前消费了未来数十年的利润吗?没错,债务理论的依据就是“这个社会永远都在发展,未来的人们同样会具备提前消费更未来的利润之能力”。你现在不消费,以后的人就无法提前消费他们未来的利润。 结论就是债务如同一列消除时间隔阂的火车,它让我们永远跑在时间的前面进行消费。

    注: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平台无关

    邹天石教授自画像

    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旅美地缘政治学家

    中国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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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大学 “一带一路”研究院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等机构一起,于2019年底入选中国智库索引(CTTI)来源智库,并于2022年入选“中国智库索引(CTTI)高校智库百强榜”,获评为A等级智库。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并成为海南大学及海南省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荣登CTTI高校智库百强榜的高校智库。

    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还作为中国华南地区唯一高校代表,入选“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成员单位,成员单位包括欧盟-亚洲中心、法国可持续发展与国际关系研究所、英国海外发展研究所,以及中国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院等56家中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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