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APP下载APP
    下载潮新闻客户端二维码扫描二维码
    下载潮新闻客户端
    读报

    自博书刊 | 关于考古遗址博物馆新进讲解员培训的实践与思考——以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讲解员培训为例

    2023-11-10 05:58 

    作者:王祺程(良渚博物院)

    欢迎转载,须注明作者与来源(《自然博物》第7卷)

    【摘要】考古遗址博物馆是全面展示特定文明的窗口,承担着重要的文化传播使命。对于良渚文化传播而言,其作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专业性特点,以及良渚遗址“土遗址”缺乏观赏性的特征,使得一般公众不易理解其内涵和价值,类似问题也普遍存在于其他考古遗址博物馆。在众多的文化传播手段中,讲解发挥着“让文物活起来”的重要作用。文章以良渚古城遗址新进讲解员培训为例,对考古遗址博物馆新进讲解员的培训师资选择、思维模式、现场实践三方面的方式方法进行论述。

    【关键词】考古遗址;博物馆;讲解员培训;良渚博物院;良渚古城遗址

    良渚博物院属于考古遗址博物馆范畴,这类博物馆具有时代特征鲜明、专业性强、藏品种类单一等特点(罗晓群,2020)。良渚古城遗址作为一个典型的大型考古遗址,具有东方土遗址所面临的观赏性不强、保护和展示难度大等共性问题(黄莉,2020)。讲解员作为博物馆与社会公众直接联系的纽带,是博物馆学术功能走向社会的形象代言人(沙晓芸,2005),在讲好“土遗址”故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良渚博物院、良渚古城遗址公园都具有完整的展示体系且展示形式多样,尤其近些年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对于遗产的解读、传播起到了很好的辅助补充作用,但讲解员直面观众讲解而产生的良好交流与沟通的效果,仍是其他物质工具所不能替代的(武振伟,2017)。“讲解”依然是观众理解良渚古城“土遗址”价值最有效的方式。

    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4300年,分布于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是一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位于浙江余杭的良渚古城遗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于2019年7月6日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申遗成功的第二日,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城址区正式对公众开放。

    为保障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开放运营,笔者于2019年5月起对园区20余名新进讲解员(以下简称“新人”)开展了培训工作,根据自身多年的工作经验和对良渚博物院及良渚古城遗址的认识,拟定了理论与实践课程,制订了长达35天的培训计划。通过连续而紧张的学习,新人们对良渚文化有了全面、清晰的认识,基本能胜任讲解工作,收获了良好的效果与评价。本文就此次培训所得经验,谈谈对考古遗址博物馆新进讲解员培训的一些认识,以期对文博系统讲解员培养有借鉴意义。

    1  选择合适的师资

    讲解至少包含四个基本要素,即文物标本、陈列、讲解员、观众(马青云,贾志强,杨维中,1994),是一项体系严密、专业性强的工作。博物馆讲解员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起着连接文物与观众的纽带作用:通过讲解技能传播文物知识和其蕴含的积极的文化精神,增加观众的文化感知与共情,进而实现文化遗产的教育功能。掌握讲解技能(方法)和文物知识(信息)是做好讲解工作的两大核心要素。要做好讲解培训工作,须慎重择师,选择符合博物馆讲解特征的师资是收获良好培训效果的关键。

    1.1  对文物知识授课人员的选择

    考古遗址博物馆的文化阐释具有以文物为中心的特点,通过研究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推演、还原历史场景与画面。这类博物馆的讲解强调实物性、客观性、逻辑性,与历史时期拥有较多文献、图像资料作为佐证和补充的讲解方式存在一定差异。因此,需要保证新人能牢牢把握考古材料的真实性、解读的科学性、认识的主流性。良渚古城遗址公园20余名新进讲解员,几乎无任何文博工作经验,对于如何做好文化传播工作完全是陌生的,如同一张白纸。怎样在白纸上绘就美丽的画卷,初次传道授业之人尤为重要。基于讲解员培训工作的重要性,良渚新人培训在理论课程阶段邀请了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浙江省文物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业内专家,系统讲授考古学、文化遗产常识、文化遗产价值内涵、遗产地公园规划与建设等专业知识(表1)。这些授课人员皆是良渚古城遗址发掘、申遗以及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规划建设的亲历者、决策者。请他们讲授相关课程,为讲解员提供第一手且优质的信息资料,保障传播内容的可靠性、准确性与知识性,避免新人在正式入职后做“二道贩子”,道听途说,传播错误、夸张、经演绎的内容。

    1.2  对讲解技能授课人员的选择

    以实物为依据向观众传播正确思想与文化知识,服务于社会,是博物馆讲解存在的基点,离开实物的讲解不能称其为博物馆讲解(马青云,贾志强,杨维中,1994)。博物馆与文化遗产地的讲解,必须注重以“物”为主,将研究资料与文物有机结合,进行深入解读,作为连接文物与公众的桥梁。一般历史故事的讲述往往专注于事件,不依托文物,或将文物放在次要的陪衬位置,缺少“史”与“物”之间的互动。例如,笔者曾在良渚博物院展厅内偶遇一文物爱好者带队讲解,面对眼前的木构井架,其着重介绍了井架的历史演进和水井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但就眼前文物未做深入解读,只是简单提到良渚文化时期已出现水井。这位讲解者虽博学,却缺少对眼前文物的深入了解,缺乏对该文物及其与整个展览关系的认识,其说词更换到任何水井解说场景都适用。此种将主要文物放在次要位置的讲解方式,缺少针对性内容,无法让观众获得良好的文化体验感。博物馆讲解要在紧贴文物本身质地、工艺、纹饰、出土状况等外在表现的基础上,还原、理解、探讨其背后所蕴含的历史、科学、艺术等信息。面对前例的井架,博物馆讲解人员会以出土地点、井内发现的其他遗物(如陶罐等)、井壁的工艺、井架反映的木工作业水平、良渚文化发现的水井总量、与同时期其他文化发现的水井比较等作为切入点,紧紧围绕眼前文物,全面立体地将良渚先民和良渚社会的生活通过语言描绘出来,让人感受真实、丰满的良渚文化面貌。

    这些内容的精彩呈现需要讲解员消化吸收相关知识,经再次加工创造,用通俗易懂、准确优美的语言进行讲述,使观众的情感与文物的内涵共振,产生身临其境、亲近历史之感。在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下,一些文博系统讲解员的培训,会邀请从事旅游工作的金牌导游前来授课。然而,文博讲解人员与旅游导览人员的工作存在差异。尽管有些导游见多识广,是一些景观或景区的讲解能手,但其主体工作更偏向于生活性与娱乐性,他们更加擅长在团队活动中与各方的协调、对接、沟通等工作,面对专业性更强的文物讲解,难以做到“以物述史”,存在对博物馆工作特质了解不足、讲述尺度拿捏不准、学术研究深度不够等问题,难以达到良好的教学示范效果。

    从以上方面不难发现,以考古遗址博物馆为代表的文博系统讲解工作具有特殊性:强调文物和文化阐释的第一属性,传播方法、要求也和一般导览工作有着本质区别。如果没有在博物馆、遗产地的特定情境下长期训练,没有对博物馆、遗产地社会职能的准确认识,没有对文物及其环境细致入微的了解,没有对博物馆观众心理的充分掌握,就无法完成一场良好的讲解。因此,在制订培训计划时,应考虑邀请文博界社会教育专家授课,分享其在文化遗产领域长期与文物、公众互动的经历与经验,传授传播技能,包括职业素养、形体姿势、语言发声、讲解技巧等,通过业内前辈的示范,第一时间为新人树立文博工作者的职业标杆,培养职业气质,明确职业方向,避免其在传播方式与方法上绕弯路、走错路。

    2  构建科学的讲解思维模式

    讲解的本质是一个互动、交往的过程,绝非单向输出,需根据观众的反应随时对传播内容与形式进行选择和调整,才能使观众欣然接收相关信息。在培训过程中,帮助新人建立科学的讲解思维与认识,有利于其在短期内提升讲解水平。

    2.1  打破“背诵模式”

    讲解稿作为一份“材料”,行文方式多为书面语,并不适合口语表达,需要讲解员进行转化。但新人常常视讲解稿为“规范”,背诵记忆其中的内容,原封不动地照搬转述,缺乏理解与再创造,容易令观众在听讲过程中产生乏味感与疲惫感。也有部分讲解稿采用口语化的行文方式,如良渚博物院在2018年完成陈列改造后,由策展团队编撰的“良渚博物院讲解词(儿童版)”,该讲解稿中设置了较多的互动提问语句,较为生动活泼。但这类讲解稿充满撰稿人的思维方式与语言习惯,如果新人全盘照收,会与个人气质、表述习惯产生冲突,给观众造成“张冠李戴”的怪异感。

    死记硬背、照本宣科的讲解方法是初入门者的过渡性方式(赵彬,2005),讲解负责人应及时对新人进行指导,打破这种讲解模式。如新人试讲时,容易因过分紧张而出现缺乏情感的背稿情况,此时负责人应及时打断,以观众的视角,用提问的方式启发、鼓励、引导其以对交流的状态将知识点讲述出来,帮助新人尽快走出这种讲解初级阶段的困境。如置之不顾,久而久之,讲解员可能会思维固化,失去自我思想与风格,最终失去对知识的渴求、对讲解工作的热情。一旦如此,讲解员就如同语音导览器,自身价值无法体现。

    如上所述,讲解员出现背诵模式的根本原因在于使用了自己未参与编撰的现成讲解稿,缺乏对内容的深入理解;再者,文化遗产地的讲解内容往往专业性强、内涵深刻,作为非相关专业背景的新人要在短时间内吃透内容并不容易,只能先选择背诵记忆的方式。因此,要想帮助新人尽快走出讲解的初级阶段,还可以采用倡导新人自行撰写讲解稿的方法。在前期学习过程中,馆方提供相关展览的基础素材和有关文化遗产的基本资料,由社教人员和学术研究人员进行指导把关。三星堆博物馆在这方面有很好的实践经验:每份讲解词经由各位写作者的精心锤炼打磨,形成独特的风格,最符合写作者的自身气质和表达习惯,从而使三星堆博物馆的讲解充满活力。新进讲解员也在撰写讲解词、反复琢磨推敲以及与专业人士的交流过程中,夯实了基础,加深了理解,增强了信心(阙显凤,罗晓红,2006)。

    以上两种解决“讲解背诵模式”问题的方法各有特点。“提问打断”便于操作,人力成本低,针对性强,是一种督导式的方法;“自行撰稿”虽然人力成本高,耗时长,但对内容嚼得碎、吃得透、传得准,是一种系统学习方法。两种方法可根据培训周期、讲解员个体特征等灵活选择或组合使用。

    2.2  理解“土遗址”的讲解目标与方法

    李泽厚先生在《美学四讲》中讲道:“为什么废墟能成为美?为什么人们愿意去观赏它?因为它记录了实践的艰辛历史,凝结了过去生活的印痕,使人能得到一种深沉的历史感受 ……断壁残垣有什么好看?因为它是过去战斗历程的形式 ……”良渚古城遗址、大明宫遗址、元大都遗址等,这类缺乏观赏性的遗存尽管不吸引眼球,却是宏大历史场景的真实记录与反映。因此,对于“土遗址”的讲解目标是让观众脑海里出现历史景象和先民实践的社会画面,不能就物言物,割裂物与人、与物、与社会的关系,所有的讲解要素都应为搭建大场景而发力,所谓“以点现景”。

    在“以点现景”的讲解目标下,讲解方法则要以丰富“景”的内容与细节为中心展开,使观众容易理解、接受讲解中传递的历史画面。“土遗址”讲解应当从考古资料入手,紧扣遗址的历史、科学、艺术三方面的价值,进行细节性阐释,每阐释完一方面就要进行回顾性的画面综述,帮助观众整理细节信息组成的社会场景,实现物与景的交融,拉近历史与观众的距离,增强观众与眼前之“物”的精神互动和沉浸体验。以良渚古城城墙遗址为例。第一步,讲述考古发掘的基本情况,即良渚古城城墙的墙体为黄土堆筑,墙体底部铺设人工搬运而来的垫石,垫石的底部则是淤泥层。第二步,阐释考古研究成果,包含良渚古城营建时的地貌环境、物资运输工具,墙体黄土、人工垫石的来源。第三步,用以上要素构建画面“良渚古城营建于一片沼泽湿地之上,良渚先民驾驶着竹筏,将周围山体中的石块运至此地,作为城墙的基础,石块墙基之上堆筑黄土,成为城墙墙体 ……”完成这部分讲解后,就营建城墙蕴含的科学技术进行新一轮讲述、阐释和构建。应以此模式,让土遗址在讲解中“活起来”,尽量避免一次性讲述完所有细节信息后再做整理,导致观众难以消化信息且缺少参与感。

    3  坚持以现场实践为学习的主阵地

    3.1  熟悉真实的工作环境

    博物馆展厅及考古遗址的真实环境和工作形式与讲解员在办公室内练习所进行的想象模拟训练存在差异。新人在办公室内的背稿准备工作时间过长,容易成为将工作环境和形式理想化、模式化的“室内讲解员”。尽早进入现场实践是提升讲解水平的第一选择。

    根据观众兴趣点、计划参观时长等的不同,场馆往往会提供多种参观路线及导览形式。例如,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以下简称“公园”)城址区封闭管理面积3.66km²,依托宫殿、王陵墓地、仓储区、作坊区、城墙等主要遗址,打造了10处可供详细解读的展示点。运营单位通过对各展示点的不同组合,为游客推荐了“古城漫步之旅”“古城朝圣之旅”“古城探源之旅”“古城摄影留念之旅”四条不同主题的步行线路,其步行所需时间经测算分别为107min、25min、15min、25min(图1)。此外,观光车按照“陆城门—南城墙展示点—钟家港作坊区—莫角山宫殿区—反山王陵区—西城墙展示点”的路线全程接驳游览,带观众逐一参观每一处重要的遗址点。笔者在公园运营前期承担“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讲解词”整理工作,评估出完成此游线的全程讲解需耗时150min。讲解员置身现场熟悉环境,方能对空间尺度、展示点及展品位置、线路串联等形成清晰的概念,从而恰到好处地把控讲解时间、明确讲解重点,为观众提供优质的服务。

    讲解是实现博物馆及遗址公园教育职能的方式之一。然而讲解和校园授课有诸多不同之处。例如,博物馆观众的构成具有极大的广泛性,包括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国别、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性别、不同文化素养等各种各样的人(王宏钧,2001),校园则以学生为主,人群特征相对单一、固定;博物馆(展厅或遗址)空间呈开放状态,讲解过程中容易被干扰,校园教学空间相对封闭,授课环境稳定……因此,文博讲解不仅是单向的知识输出与互动,还得处理讲解过程中的突发事件。例如,良渚古城在遗产展示方面尽管运用了植物标识的方式,在装点遗址区的同时突出了城墙遗址边界、宫殿遗址位置,但“土遗址”依然不易被识辨,且美丽的景观有时还会给讲解带来干扰和挑战:公众在参观过程中,常有“遗址在哪里”的疑惑,又或者被景观植物吸引,提出“这是什么花”等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参观时关注点容易脱离遗址本身,讲解员的讲解节奏会因此被切割、打乱。在此情况下,如何随机应变,迅速调整自身状态,组织观众回到听讲环境中,是新人面临的最大难点。这种应变能力是讲解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在实践中才能得到切实的提高。基于培训目标,笔者在培训后期设置了较长时间的实践训练计划,倡导新人在掌握基本知识后尽早进入现场,主动直面观众。考虑到新人需在实践中找寻知识的短板、传播方法的不足,且不能游刃有余地处理突发提问及意外,现场实践需安排经验丰富的社教工作者陪同。

    由此可以看到两个问题:一是讲解现场,尤其此类大型“土遗址”,具有空间大、线路多、内容庞杂的特点;二是讲解工作强度高、难度大。新人需要熟悉现场整体布局,分析各区块信息,搭建不同参观线路的知识逻辑,了解相关服务设施和景观,领会“透过土/物见人”的讲解技巧,应对难以预料的多方面提问。这样的客观条件与要求,对新人的知识体系与心理素质是极大的考验。要在短时间内提升业务能力,最好的途径是让新人在掌握基本理论知识后迅速投身工作现场,亲身实践。实践中应敦促新人从知识积累、讲解技巧、观众心理等多方面主动发现、思考问题,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达到上岗要求。

    3.2  把握“先展厅后遗址”的场地实践次序

    良渚博物院是一座收藏、研究、展示和宣传良渚文化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其紧紧围绕“良渚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主题展览,以“水乡泽国”“文明圣地”“玉魂国魄”三个展厅,系统讲述了良渚先民的生业形态、良渚古城的格局结构、良渚文明的玉器礼制,具有叙事逻辑清晰、体系性强、语言通俗性高、展品观赏释读性突出等特点和优势,在3000多平方米的馆区内把难以理解的良渚古城“土遗址”的内涵与面貌全面、立体、生动地呈现出来。该展览荣获“第十六届(2018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相较之下,良渚古城遗址虽为良渚部分文物的出土地,但其核心是展示不可移动的“土筑”城市。有学者将其特点形象地描述为“地下气象万千,地上土丘一片”,说明其内涵尽管深刻,但不易被识辨和认知。因此,要讲好良渚古城的故事,新人必须在脑海中形成良渚古城的空间格局,理解良渚古城与良渚文化的关系,吃透遗址公园内各片区土丘的功能、意义与价值,否则直面土丘而没有大概念,犹如盲人摸象。

    在正式培训开始前,新人受运营单位安排参观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其对遗址的第一感受是,尽管有资深工作人员介绍和导览图辅助,要找准空间方位难度依然很大,更遑论对遗址的全面理解。而新人第一次参观良渚博物院的感受,则比参观遗址更容易对良渚文化建立起概念并有所理解。考虑以上客观因素,笔者在前期课程安排时,把理论培训结束后的第一讲解实践地选择在良渚博物院,旨在利用其集中、完善的展示体系优势,帮助新人消化、巩固、强化理论课程中的良渚文化学习成果,从而使新人在进入遗址现场前能对良渚古城有深刻了解。

    4  结论

    综上所述,文博讲解员的培训是一项系统工作。讲解员培训的组织者,应明辨“文与旅”的联系与区别,坚持文博讲解员文化属性的本质,高标准选择文博行业内业务型专家授课;采用“提问打断”法和“自行撰稿”法,帮助新人快速走出背诵思维模式下的初级讲解状态;鼓励新人尽早进入展厅和遗址开展实地讲解训练。对于考古遗址,尤其要使新人明确构建宏观历史景象的讲解目标,优先利用室内场馆成熟的展示体系,把握文化遗产的内涵和价值,再进行遗址现场讲解学习。

    1956年5月,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副局长在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上对讲解员的社会角色和重要性作出了深刻、详细指示:“讲解工作是博物馆文化教育工作的最前线,讲解的效果直接影响广大观众,讲解员就是观众的老师,作为老师只有进行科学研究,精通自己的业务,熟悉每一件展品,并能解答观众,才能更好地帮助观众,才能更好地发挥博物馆的文化教育作用。”(王冶秋,1956)讲解员培训虽在形式上延续了传统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模式,但在理念上,应高度重视、准确认识和把握讲解员在文化遗产工作中的定位与价值,进而积极探索新进讲解员培训的理念与方式方法。

    (原载于《自然博物》第7卷,第77-83页)

    文字/王祺程

    公众号初审/方寸

    公众号终审/钱周兴

    特别声明
    本文为潮鸣号作者在潮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观点,不代表潮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潮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
    回到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