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显扬，以功立名 —浦江有个民间大方伯 文|汪永良 乙巳冬月，岁寒霜重，余随医院同仁四十人共赴浦江访古。车行浙南山野间，但见苍峦叠翠，浦阳江碧如青罗带。导游遥指大畈乡上河村方向道：“彼处有‘大方伯第’，乃民国贤达陈肇英故居。”闻“大方伯”三字，心头忽生沧桑之思——此明清布政使尊称（省级行政长官尊称，相当于现代的省长），取《礼记》“千里之外设方伯”古意，非德才兼备者不可当。今竟存于这云雾深处的山村，其中必有文章。 “方伯”者，古诸侯之长也。浦江山川灵秀，宋元以降文风蔚然，郑义门“江南第一家”孝义传世九百年，今又见陈氏“大方伯第”，足证此地“诗书簪缨不绝，忠良节义相承”的传统。然陈肇英之“大方伯”非朝廷诰封，乃民间对其功业德行的至高赞誉。昔年孙中山先生尝言：“革命之基础，在于高深之学问”，陈公以秀才之身投辛亥洪流，由传统士绅蜕变为近代政治人物，其宅邸得此雅称，恰如一面古镜，照见中国乡土社会“以德显扬，以功立名”的价值标尺。 陈肇英，字雄夫，此“雄”字可谓其一生写照。光绪三十四年，当“剪辫易服”的浪潮席卷江南时，这位二十岁的浦江秀才做出了惊人的抉择——他不仅剪去象征旧时代的发辫，更将家传的《四书章句》与光复会的秘密刊物一同藏入行囊。那年深秋，在绍兴大通学堂的银杏树下，他与秋瑾对坐长谈。“吾辈读书人，当为天下先”，秋瑾的这句话，如星火落入他心中早已干涸的儒家理想之田。后来陶成章在回忆录中写道：“雄夫夜行百里传递密信，遇清兵巡查，从容吟诵《左传》蒙混过关，真有古侠士之风。” 民国肇建，风云际会。这位从会党暗巷走出的书生，竟成为浙江省临时参议会议长。面对浦江“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困局，他提出“以山养民，以工富民”之策。民国十二年春，他亲自召集火腿作坊主于县署花厅，以茶代酒立约：“凡改良工艺者，减税三年。”更令人惊叹的是，他竟从上海请来德国机械师，在壶源溪畔建起浙中第一座水力纺织实验所。那幅题于县署的楹联“政简刑清，便是太平气象；工兴商集，方为富裕根基”，背后藏着无数个与商贾围炉夜话的冬夜。至民国二十三年杭江铁路勘测队踏入浦江时，老农们蹲在田埂上看洋仪器，他们不知道，三年前那个在雨中勘察路线的青衫先生，就是为此奔走千里的陈参议长。 然陈公之志，岂止于实业？某日翻阅严复译《天演论》，他在页边批注：“科举废而新学兴，此乃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亦三千年未有之机缘。”民国八年，他捐出筹备母亲七旬寿宴的三千两白银，在郑氏宗祠旁建起壶江小学。开学那日，他亲手为每个孩童发放石板石笔，却说：“今日之笔，将来或可画铁路蓝图，或可写救国文章。”更令人动容的是“陈氏义塾”那条不成文的规定——凡贫家子弟晨读者，管早饭；夜读者，供灯油。二十年间，从这里走出了七位留洋学生，其中三人后来成为浙江大学首批理工科教授。 抗战烽火中，他的文化守护尤显悲壮。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五日，杭州沦陷前夜，文澜阁馆员抬着最后一批《四库全书》珍本仓皇出城。陈肇英在金华驿站接应时，发现三册《明文海》因马车颠簸散落泥泞。这位年近五旬的参议员竟跪在雨夜中，一页页拾起，用衣袖拭净，哽咽道：“此乃徐渭手批本，丢一页，江南文脉就断一根骨。”在龙泉藏书的岩洞里，他带着族人用苦楝树汁防蠹，以竹炭除湿，七百个日夜的守护，换来战后八千卷典籍完整归阁。而当他主持重修《浦阳陈氏宗谱》时，在序言中挥毫写下“国可亡，史不可亡”的泣血之语，这八字后来被钱穆在《国史大纲》引为卷首，成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文化坚守的共同誓言。 如此深谋远虑，源于他对文明传承的独特认知。某次与友人在富春江舟中夜话，他曾指着两岸青山说：“你看这山形水势，五百年未曾大变；而朝代更迭，不过二三百年周期。能超越王朝兴替的，唯有耕读传家的血脉与薪火相传的典籍。”这番话，恰似暗夜中的明灯，不仅照亮了战时文物西迁的道路，更照见中国士人骨子里对文明香火的那份近乎宗教般的虔诚。 访其故居，方知其人。上河村“大方伯第”坐北朝南，背倚青山如屏，前临清溪似练。宅院占地三亩余，三进四合，青砖墁地，马头墙如骏马昂首。最妙者乃木雕匠心——正厅月梁刻“渔樵耕读”，窗棂雕“二十四孝”，雀替作祥云瑞兽，处处透着“儒门气象”。然细察之，西厢房玻璃窗、铁艺栏杆悄然融入，恰似主人既恪守传统又放眼世界的胸襟。中堂悬“忠孝耕读，清廉济世”八字家训，其下列祖规十二条，尤以四句最振聋发聩：“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故陈氏百年间出教授十七人；“禄厚须忧民，位高更畏天”——此其任立法委员时拒收金条之注脚；“持家以俭，待人以宽”——宅内厨房至今存咸菜陶瓮数口；“族旺不忘乡邻贫”——民国十八年浦江大旱，陈公开仓平粜，活人数千。家训不在高悬，而在日用常行之间。 如此门风，自然星火相传。陈肇英育有三子二女，皆受新式教育。长子陈树人留美学机械，归国后参与钱塘江大桥设计；次子陈荫人继承父志，于台湾创办“浦江同乡会”，编印《浦江文献丛书》；孙女陈晓萍为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近年捐资设“大方伯奖学金”，已资助寒门学子百二十人。更有一支迁居马来西亚，曾孙陈启明二零一九年率团归乡祭祖，携回民国时期家族书信影印件三十六封，成为研究浙籍侨民的重要史料。二零一七年，浦江县将老宅辟为“乡贤文化纪念馆”，进门可见赵朴初题写的对联：“一方伯乐识骏马，千古文章传世家”。这传世的，何止文章，更是那股流淌在血脉里的精神。 徘徊老宅天井中，冬阳斜照，梁柱投影如棋盘。忽觉陈肇英一生恰似弈者——在传统与现代、革命与建设、乡土与世界的棋盘上，每一步皆苦心经营。他非完人，身处时代激流自有局限，然其生命轨迹给我们三重启示：士人精神贵在“知行合一”，从光复会的“驱逐鞑虏”到抗战时的“文化坚守”，他始终将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转化为具体行动；家风传承胜于金银留赠，陈氏后人散居四海，职业各异，然“重教、清廉、济世”六字如遗传密码代代相承；地方贤达乃国家脊梁，他一生多任职中枢，然心思始终系于浦江山野，中国现代化进程，实由无数这样的“地方性实践”汇聚而成。 日影西移，告别老宅时，见村口古枫如火。同行的年轻医生感叹：“没想到这小山村藏着大历史。”余笑而答曰：“非山村藏历史，乃历史本由万千山村书写。”陈肇英这位“民国民间大方伯”，用一生印证了顾炎武那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归途车过浦阳江，但见暮色中江水汩汩，千载如斯。忽然懂得：真正的“大方伯”，从来不是官印绶带，而是百姓心中那杆秤，称得出一个人生命的重量与温度。陈肇英的名字能与这方山水共存，缘由在此。江水长流，青山不语，而人间功业，自在民心代代相传的记忆里，获得不朽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