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家风故事 行重阳孝礼# 叫“阿婶”的母亲 “阿叔”、“阿婶”，这个称呼，自古以来是对叔叔及婶娘的尊称，可在我家，除了大哥、二哥外，我与弟弟从呀呀学语时就一直用“阿叔”与“阿婶”来称呼父母。习惯成自然，我也不去探问这是为什么。长大了，同学与同事不解问我，你是被抱养的吗？当得到否定的答案时，他们觉得有些奇怪。后来我渐渐地明白了父母的用意，就像那些自幼体弱多病孩子的父母一样，生怕孩子哪一天会夭折，便按照算命瞎子的吩咐，抱着他（她）来到枝繁叶茂的古樟树下，在根部躯干上贴上写着生辰八字的红纸条，点上几炷香，虔诚地拜大樟树为“干爹”是同一个理。 “阿婶”，我只叫了短暂的12年，就被划上了句号。 今年清明节，细雨绵绵，心情特别的压抑，居住在杭州的我匆忙赶回偏远的小山村，为阿叔、阿婶扫墓。 我独自站在墓前，墓碑上镌刻的字体清晰而显眼，水泥浇筑不久的墓里，安放着才去世二周年的“阿叔”——享年104岁父亲的骨灰，及去世长达半个世纪的“阿婶”。绵绵细雨轻轻拍打着我的脸颊，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思念不尽的是阿叔，他老人家在世时是十里八乡闻名的老寿星，也是本乡盘古开天地以来唯一破百岁记录的老人，他的离世可谓寿终正寝。与阿叔相比，阿婶的命运是悲惨的，寿命是短暂的，病痛的折磨，让她只停留在50岁，以致我12岁、弟弟才10岁就失去了母爱，更为叹息的是，阿婶的病——肺结核，如果在今天不仅能根治，而且免费治疗……我的脑海任由思绪纷飞，记忆深处阿婶的点点滴滴及阿叔在世时告诉我有关阿婶的一切仿佛被激活的元素，都冒了出来。 1924年阿婶出生在与阿叔相隔仅一座山岭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母重男轻女，见出生是个女娃，便唉声叹气，恨不得立刻送人，恰逢一对不会生育的淳安藉夫妇，正在该村做手艺，便抱给他们做了养女。 阿婶童年饱受苦难，身体瘦弱，艰难的生活环境，使她从小就学会了做饭、做针线活、做农活，且养成了自强、自立、勤俭持家的个性。20岁那年带着她唯一的亲人——养母出嫁，嫁给了憨厚的阿叔。 在旁人眼里，阿婶能干且长相好，个性强，明辨是非。可残疾的公公与丈夫老实巴交，祖上曾有山林、田、地等家产，均被强势的叔父霸占着，单枪匹马的阿婶据理抗争，坚持一个理“不是我的东西我不会要，是我家的东西，你们休想夺走”。因而四面树了敌，“得罪”了长辈。他们人多势众，想用口舌战压倒阿婶，坚强的阿婶，没有向他们低头。 阿婶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费心费神地操劳持家，1945年大哥出生了，解放初，大姐、二哥、三哥又陆续出生，一家的生活压力巨增。阿婶就像一个旋转的陀螺，白天与阿叔一起忙农活，晚上回到家又忙家务，直到深夜才休息。尤其是“大跃进”时代，粮食不够吃，饿死的人很多，阿婶与阿叔一起捋树叶，挑苦菜，挖苎麻根充饥。那时我与弟弟尚未出生，我的一个姐姐、二个哥哥在饥寒交迫中病倒相继夭折，幸存下来的是现在的大哥和二哥。1962年与1964年我与弟弟相继出生，为了子女，阿婶呕心沥血。 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候没有电，家家都点煤油灯，每当晚饭后，阿婶便就着煤油灯开始做针线活，如豆的煤油灯昏黄而微弱，晃晃悠悠，整个屋子迷迷蒙蒙，显得灰暗，阿婶总是坐在火炉旁，低着头，躬着身，在幽暗的灯光下穿针引线，纳着鞋底，缝制着全家人的衣服。干累了，抬抬头，直直腰，揉揉眼睛，然后继续做活。灯盏里的煤油慢慢燃尽，如豆灯花不时爆出，灯火微微颤抖着，把阿婶的身影投射到屋子的墙壁上也微微的颤抖着，阿婶浑然不觉，她把心思全部纳进了一家大小的鞋底里。 一双鞋从制底到做好，需要一个月或更长的时间。首先把平时不能穿的破衣裤拆成一块块的布，去掉线头、皱褶，整理平整后取一层铺在长方形木板上，然后刷一层麦糊，粘一层布，达到一定的厚度，用剪刀按事先画好的模板剪掉边料，一双鞋底胚胎就形成了。缝制鞋底用的是苎麻绳，是阿婶用双手搓出来的，取一张较光滑的泥土瓦片搁在大腿上，用刚去皮的鲜苎麻分成均匀的二股线，放在瓦片上，左手压住线的根端，右手轮流搓二股线，然后再搓合成一股，留好末端再添，如此反复，一根根长约5米的纳鞋线就制成了，这还不算完，用炉灰煮上几小时，再用木槌敲打清洗晒干，便成了雪白的 “鞋线”。阿婶左手指上戴着一个圆顶针，右手娴熟地用针锥穿过左手拿着的厚厚鞋底，针线很轻巧地穿过鞋底的外表，再用左手上的顶针顶一下，鞋底上就留下了密密麻麻凸起的循环式针线脚 。每当阿婶干这些针线活时，我便在她跟前蹲着，听她使唤。 阿婶识字不多，仅读过解放初期的夜校扫盲班，可她深知读书的重要性。无论家庭条件怎么艰难，阿婶千方百计让子女读书，并打理好一切。大哥和二哥上学时虽然穿着补丁的衣服，但身上总是干净整洁。大哥读完村小，要到分水城隍庙读初中，家中无钱又无粮，全家人吃的是蕃薯丝、土豆与玉米糊，怎么办？阿婶与阿叔一起扛上锄头上山挖来蕨根，捣碎后反复冲洗、沉淀、晒干后成为珍品——“山粉”，然后步行挑到50余里远的分水街上与人交易成大米，供大哥读书。 在阿婶的操劳下，我们4兄妹度过了艰难困苦的岁月，逐渐长大，在我6岁时，大哥娶妻生女另立门户，二哥也到公社小木厂上班了，家里条件稍有好转，可阿婶却积劳成疾病倒了。她日夜不停地咳嗽，有时还痰中带血丝，她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病，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能服的只有一种药，——“雷米封”，只能缓解症状，不能根治。 阿婶生病后，生怕传染给我们，她把碗筷与我们分开，吃的饭菜也与我们隔开。她日渐消瘦，体力下降，脸色蜡黄，只能在家做些家务。那时候的我已经能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了。我上有2个哥哥下有弟弟，阿叔与阿婶把我这个女儿当宝贝，非常宠爱。无论到哪，阿婶都喜欢带上我。那年初夏，我渴望有一双凉鞋，可家里无钱买。为了满足这一奢侈的愿望，阿婶让我背上小茶袋，到一个叫“中国坞”的山坡上採摘金银花，可是让我独自上山，心里难免有些害怕。阿婶“咳……咳……”气喘吁吁地在后面跟着，到达后，她在山脚下坐着息力，我按照她的指点採到了满满一茶袋的金银花，晒干后拿到收购站卖掉，买回一双崭新的小凉鞋，心里乐开了花。我喜欢上山拔野笋、挖野菜，在田间地头剪马兰头，阿婶就跟在身后为我作伴，每次出去，回来都有收获。8岁是我上学的年龄，在那个“让女儿读书是给别人读”的观念与氛围里，病魔缠身的阿婶早早地为我准备了一个简单的手提花布书包，还特地做了一条新的不开裆的裤子，我高兴的跳着，乐着，嘴里喊着“再也不会露出屁股了”。 可是当我看到那些与我一样大的女孩们都没有去上学，而是在野外自由自在地採摘野草莓、山楂，捡山核桃、拾松菇、拔蒜菜……我的心里痒痒的，非常羡慕这种野外採摘带来的乐趣，“不想上学”的念头在心中产生了。在某一天的早上，调皮的我像往常一样，把花书包背在身上装着去上学的样子，趁家人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书包藏在大门边侧的狗洞里，立马溜出去与小伙伴一起玩了一整天，直到放学时分才回到家。这种方式仅用了2次，就被阿婶发觉了，阿婶非常生气，举起毛竹丝扎的鞭子狠狠地抽打我，我的腿上立马起了一道道的伤痕疙瘩，火辣辣的特别疼，我咬着牙，忍着痛一声不吭的低下了头，任由阿婶抽打。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逃学了。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阿婶带着我来到公社所在地的小茆坞走亲戚，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小山村，见到外面的世界好奇又新鲜。远远看到一个庞然大物——一辆满载客人的大巴正朝我们驶来，我很吃惊，吓得连忙后退，藏到阿婶身后去了，众人见状哈哈大笑。尔后阿婶又带我进了公社邮电所、粮站、广播站，供销社等机关场所，说让我见识世面。见那儿上班的工作人员穿戴整齐，言谈举止彬彬有礼，见到阿婶很亲切地打招呼，我好生羡慕。“阿婶，我长大了也要到这里上班赚工资”我仰起头向阿婶嚷道，“娃儿，只要你好好读书，将来一定能的，你所羡慕的工作都是读过书有学问的人才能干得了……”我牢牢记住阿婶说的话，从那刻起明白了读书的重要性。 阿婶的病情日渐恶化，从起初的咳嗽到痰中有血丝，后来发展到频繁的口吐鲜血。1973年农历五月，一个凄冷的夜晚，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卧室里，被病魔折磨得奄奄一息的阿婶再一次口吐鲜血，半夜时分撒手人寰，一家人大哭，哭声在山村的夜晚显得格外凄清、揪心。阿叔费尽周折，好不容易借到了一位健在的邻居老大爷的“寿棺”，才将阿婶“入土为安”。即使50年后的今天，无意间想起这些往事，心里还是隐隐作痛，莫名的伤感。 阿婶走了，当时我只有12岁，弟弟才10岁，阿叔既要当爹又要当娘，终身没有再婚。更为幸运的是，我与弟弟的成长路上一直有二哥照应，我们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春去夏来，人们对过世的亲人的思念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淡忘，可我对阿婶的思念随着年龄的增长反而更加浓烈。 1979年我参加高考，以一分之差而落榜。 “要是阿婶在世的话，她一定会想方设法让我复习，直到考上为止……” 此时此刻我想起了阿婶，心里特别难受，眼泪夺眶而出。 当年过八旬的阿叔也患上“肺结核”病，陪同他到县人民医院就诊，医生开出3种特效药，服用3个月后就彻底根治。触景生情，我想起了当年阿婶患病的情景，不由得感慨万分。 无论是阿叔100岁，我们兄弟姐妹为他举行“长寿面生日宴”还是他老人家惬意地坐在椅子上晒着太阳，大把大把地数着百元大钞，又或是市、县、乡领导带着礼品与慰问金上门看望……但凡阿叔的晚年幸福生活的点滴我都会联想到阿婶，想到她当年有多么的不容易，同时会更加珍惜眼前的生活。 每当我在生活与工作中碰到困难时，我同样会想到阿婶，与阿婶相比，任何困难都不算是困难。 阿婶虽然离开我们已达半个世纪，但她那朴素、节俭、正直、顽强的个性及如涓涓溪流的母爱，永远影响着我，并激励着我不断前行。 作者：何炳英 桐庐民政 母爱书院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