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春,江南杭州的全山石艺术中心迎来了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嘉宾。这对于艺术中心来说,原本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就像数年以来,中心已先后举办了来自俄罗斯、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罗马尼亚等国家著名艺术家或知名博物馆馆藏展。因为全山石先生(下称“全老”)的用心、手笔与格调,早已经不是什么传说。但当一场展览把德高望重的靳尚谊先生,以及钟涵先生、詹建俊先生等一批90左右高龄的艺术家集聚到一起时,大家不禁要问,这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艺术盛事?
全老给这场留学比利时五人油画展(下称“五人展”),取了一个名叫“问道寻源”的名字,并借此再次梳理和展开对弗兰德斯画派、油画本体语言及油画民族化问题新的对话与研究。
说起比利时王国,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它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其首都布鲁塞尔为欧盟行政机构所在地、北约总部驻地。若是喜欢看电影读小说,也可能会联想到那里是演员赫本的故乡,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和艾米利·勃朗特姐妹曾经短暂求学的地方。但对于画家来说,布鲁塞尔不仅首先有“小巴黎”之称,这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和它的国家更是油画艺术的重镇与故乡。
恰逢中国和比利时建交50周年,当全老把20世纪上半期留学比利时的著名艺术家吴作人、沙耆先生,以及改革开放后再赴比利时的钟涵、赵友萍、胡振宇等艺术家的作品作为一个文化现象集中呈现在观者面前时,其意义、冲击力和引发的震撼就可想而知了。
吴作人:“出道”即巅峰与“色彩”变革
在五人展中,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吴作人先生的作品占据了极其突出的地位。展陈中既有《纤夫》《男人体》《人体模特透视习作》《浴》《甲胄》《沙蒙鱼柠檬》等吴作人先生留学时期的重要作品,也有他学成归国和后来所画的代表作《打箭炉少女》《桃》与《齐白石》等。
资料显示,吴作人是受徐悲鸿先生委派,于1930年的10月中旬离开巴黎,去往布鲁塞尔师从皇家美术学院巴斯蒂昂的。如果艺术上有奥林匹克大赛,那么吴作人毫无疑问是那个时期替国家拿冠军和金牌的人。从他成为巴斯蒂昂学生的第一天起,他就被老师树为同学们的典范。他仅用8个月(通常学生要用9年)就以油画《男人体》获金质奖章和桂冠生荣誉,从此享有个人工作室以及作画一切物质条件费用公付的待遇,并于1932-1933学年末再度以“雕塑构图”获得金质奖章。
如此傲人的成绩,不证自明年轻的吴作人已经深刻地融入从比利时学到的绘画传统。其留学时创作的作品《纤夫》,更是由于与挂在欧洲博物馆里的油画风格高度一致,以致于曾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的王璜生一度谨慎向吴作人档案方面求证吴作人是“临摹”的哪一张画。
展陈中非常吸引观者的,还有吴作人先生于1932年和1933年先后用油画和素描画的同一个女人体,其中油画标明为“人体模特透视习作”,强调的是文艺复兴的透视方法,之所以如此吸睛,除了教科书般的明暗交界线,还因为这种大幅度的透视缩减角度,是难度最大的透视比例缩短,因而具有绘画透视研究的范例意义。
有人说,与老师徐悲鸿相比,作为学生的吴作人没有那么人尽皆知了。也有人说,吴作人留学时期的作品即已达到他艺术的巅峰。因而对于吴作人先生学成归国后在油画艺术上的突破研究,无疑是五人展的重要题中之义。
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秘书长吴宁(吴作人先生的外孙女)、北京大学教授、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理事长朱青生把他们关注的目光聚焦到吴作人先生在油画色彩的变革上。在他们看来,尽管留学时期的吴作人已经能够谙熟运用学院素描造型的色彩系统和印象派环境色系统并做介于两者间的巧妙集成,但他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觉得还有对色彩感觉和用色方法进行改变的可能性。在经过到敦煌与青藏高原的西行和游历写生后,色彩成了吴作人先生整体画面上有意识的形状铺排和块面安置。当色彩的纯度增强,色彩更是显示它的自我,不再顾及周围的环境干预和映照,《打箭炉少女》就是这样一件色彩强烈而灿烂的作品,也是曾一直挂在吴作人先生客厅最显要位置,象征艺术家对自己艺术定位肯定与艺术转折的标志性作品。
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管怎样,正是“画中国自己的油画”的抱负与持续的探索准备,才有了呈现在观者面前的《齐白石像》。作品中,西方油画的艺术魅力,堂正的中国气派的艺术韵味,艺术形式与表现主体得体完美的结合,深入精确刻划了齐白石先生的精神气质。同样精心画过齐白石肖像的崔小冬老师说——不得不叹服,那是中国油画肖像画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
沙耆:“笔触”的魅力与狂欢
观者对沙耆作品的强烈关注程度,是五人展中的另一个亮点。其比利时时期创作的《女人肖像》《穿白上衣的女子——比利时皇家美院同学》、《皇家美术学院画室》等作品更是朴实并美到无与伦比。
与学长吴作人一样,这位来自宁波的画家也是经由徐悲鸿先生介绍,于1937年赴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师从巴斯蒂昂院长深造的,同样天赋异禀的他一年以后(1938年)被学院授予“优秀美术金质奖章”,毕业后还曾留在比利时与毕加索等欧洲著名现代派画家共同举办展览。当他于1946年回国后,徐悲鸿先生即聘他为北京艺专教授,但造化弄人,这位天才画家却因精神疾病缠身未能上任,不得不长期蛰居故乡鄞县沙村。1980年后,沙耆先生创作了不少具有象征、寓意、表现性的作品。
上世纪90年代被美术界重新发现和惊赞的沙耆先生,其作品近乎完美地诠释了油画的三个基本本体语言——素描、色彩与笔触,而在这三者之中,笔触的触感既是油画的核心语言,也是沙耆先生艺术风格的独特表征。
汲取和继承了提香、伦勃朗为代表的“涂绘”性风格,沙耆先生偏爱油画的厚涂塑造感。厚实有力的笔触、强烈的笔触自觉意识与表现力,成就了他作品独特的美学风格。
为了使观看更加明了,全老将沙耆先生作品的展陈归纳为几个不同的时期:其中第一展厅两张大的人体、两张静物是1938与1939年在皇家美院时期的作品,画室中着白色裙服的女同学的背影,呈现同一时期同一风格的特点。回国初期的沙耆先生,脑子依然清醒,画出了令人动容的《母亲在纺棉花》和铜锅等静物作品。
1949年以后陷入间歇性的糊涂,之后有不少应酬性的画。但是在1993至1995年,沙耆先生还是画出了不少发自他心灵深处的画作,包括《有倒影的风景》,尤其是最后阶段创作的《黑帆》与《飞流直下》。1996年他已经在上海住院。但即便在病情已经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还是难得有《秋菊盛开》那样比较好的作品。
全老常说,油画特殊的表现语言、程式和特长是别的东西不能替代的,正是笔触、质感、色感等油画语言成就了独特的油画味,如果把这些特性都去掉了,我们要油画干什么?这就像明明没有踮起脚尖,却说自己在跳芭蕾舞。因此,全老对展厅北面那排沙耆多用刮刀的画,充满了非比寻常的感情。
沿着全老的主题,曹意强老师对油画的本体语言做了更进一步的阐释。在他看来,笔触的呼吸感、笔触所承载的色彩色调与笔触的力度构成了油画的本质韵味。从沙耆不同时期作品的变化性笔触,可以推断他深入琢磨过从伦勃朗到梵高再到毕加索等现代主义的笔触。“短小、重复、快速、迟滞、破碎、大块、轻薄、厚重的笔迹笔触交响于他的每一幅作品中”,笔触狂欢中,“画笔与刮刀并用,塑造出醇厚结实的形体与构成”。在沙耆那里,笔触是他油画的架构,如同画框,把色彩、造型与感情合拢于其中,使作品更富表现力和个性。
“沙耆在中国油画史有独显的面貌,他的作品也殊异于此展中的其他四位画家,可以说都是拜其笔触的表现力所赐”,曹意强老师非常肯定。
钟涵、赵友萍、胡振宇:转化与坚守
改革开放以后赴比利时留学的钟涵、赵友萍与胡振宇老师,像先行者吴作人和沙耆先生一样,无一例外地经历了从临摹油画原作到自主创作的过程,但他们的作品又自有其样貌与精神气质。
1980年赴比利时安特卫普皇家美术学院进修,1983年作为根特大学访问学者,1994年被选为比利时皇家科学文学院外籍院士的钟涵先生,十分注重在发挥油画本体语言的基础上注入民族精神,他用带有东方文化印记与特色的语言,创作富有民族韵味的作品。在许江院长看来,钟涵先生善于在作品中营造“一种与黑暗相匹配的光亮”,把握“浓重背景中一种瞬间的开裂和乍现”。《江水与石头的书》以及一系列肌理效果鲜明的“黄河”与“雨水”题材作品,逼真传达了钟涵先生努力实现“广涉百家,窥一堂奥,兼及古今,究其变通”的心愿。
“当没有技术时,技术决定一切;当有了一定的基础后,思想决定一切”,全老的辩证法,既是对钟涵先生油画探索的褒扬,也引出对赵友萍先生油画特色的讲述。作为五人展中唯一的女性艺术家,赵友萍先生于1983年赴安特卫普皇家美术学院进修,并访问欧美十国。她努力将中国的绘画融入到油画语言里去,我们似乎可以想象她作画时,把颜料放在一个瓷碗里,用一种类似泼墨的方式将油彩泼到画布上去的情景。在《幽谷行云》《山雨》《山风》等作品中,她尝试用抽象的语言表达复杂的心情,让天光山水与心境相容。而《冰川》则几乎到了抽象画的程度。对油画语言的大胆探索及取得的成就让她最终成为新中国美术油画届女油画家的突出代表。
在五人展中看到中国美术学院胡振宇老师的作品,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胡振宇老师与赵友萍先生同在1983年赴比利时,但他认为能去油画的发源地根特更像是上苍对他冥冥中特别的眷顾。更为幸运的是,在写实绘画传统遭遇现代艺术冲击之时,导师艾列克让他无须改变,继续做他自己就行。师徒俩一拍即合,胡振宇老师也开启了他坚守写实油画的新旅程,从而创作出光色惊艳的《戏水》《湖中太阳》《黄昏的布鲁日》以及高冷、厚重格调的《归途》与《雨果之悲惨世界》等作品。
对胡振宇老师来说,油画原作厚重斑斓的色彩、丰富得难以捉摸的层次、苍劲洒脱的笔触及浑然一体的油与色泽,让他深深为之倾倒,并深刻影响着他的创作与后来的教学。“从他带回国的临摹作品,让大家可以明显地找到一种可以安定的东西,那种可以安定的东西既包含油画本身的魅力,也是西方艺术家艺术探索的一种理性的方式,而非完全颠覆性的创新”,何红舟老师说。
曾在比利时多个城市和美国、日本、意大利等国举办展览,并于1993年获文化部“优秀艺术家”称号的胡振宇老师,对于全老建议他与前辈大家一起展览曾心存惶恐,但全老说他的参加,正好体现艺术上三代人的传承接力,他这才感到心安。在他看来,既可引进外来展览,又可走出国门观看原作的时期是最好的绘画时期,他由衷希望拥有好时光的年轻画家真正将油画的语言学到手,并创作出表现中国本土题材和民族精神的地道油画。
进入盛夏,再次回顾这场已经时隔一年多的艺事,深深感到这场全老精心策划的五人展,其实一直与一个油画流派的发展变迁,或者说北方文艺复兴传统相通联相接续。简而言之,徐悲鸿先生推荐学生吴作人和沙耆先后赴比利时留学的时候,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各国的现代派艺术营垒迭起,而在北欧的比利时,写实的传统观念和方法依然长盛不衰,他希望中国缺什么,留学生们就能学到什么,而他们也的确做到了,并且做得很好。
到改革开放以后,钟涵、赵友萍与胡振宇的再次奔赴,则带回了比利时写实绘画的新经验,并在他们回国后的艺术实践和油画教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中央美术学院为例,由靳尚谊先生主持,钟涵先生执笔的《中央美术学院教学艺术教育几个原则问题的认识》就受到文化部的肯定并推广到全国做参考。根据宛少军老师的记忆与陈述,80年代,靳尚谊院长围绕我们究竟要教给学生什么东西,还专门主持过“素描”等主题的研讨,专门来解决这个问题。
展览期间,比利时驻华大使和驻沪总领事先后来到全山石艺术中心观展。犹记开幕那天,艺术中心特地同时为客人准备了刀叉,而来自远方的朋友却拿起筷子,笑着说“如果我可以用筷子,为什么不呢?”
至此,九秩高龄精神矍铄的全山石先生与光临展览的老先生们互相对视并会心一笑。
写于2022年6月
(本文所附图片由全山石艺术中心提供。本文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学院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