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出海：在相遇中“转写”——专访跨文化研究专家颜海平教授

颜海平：复旦大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院创始院长，代表著述与论文有《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布莱希特与中国古典剧场性》《连接的中枢》《互为的转写：生成的现代性》等。

当我们谈论中国文学出海时，可能会将我们固化为一个静态的“发送者”，而将对方变为一个静态的“接收者”。而在复旦大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院创始院长颜海平看来，整个地球的文学版图可以是辽阔、多重而充满差异的“动态疆域”，中国文学的每一次出海，都可以是一次相遇中的“转写”——它既是出海，也是归航；既是影响，也是积极汲取影响；它不是简单地输出文本，而是在另一种文化的土壤里，催生出新的文本生命。

颜海平的研究兼顾中国和西方、现代和古典视角，聚焦文学和更开阔的文化领域。近日，她在浙江大学文学院作了题为《中国文学的出海与互为的转写：路径、资源与方法》的讲座。讲座之后，记者专访了颜海平教授。

互为的转写

在差异中相互照亮

记者：您在浙大的讲座中提到一个核心概念叫“互为的转写”，什么是“互为的转写”？

颜海平：“互为的转写”与普通译介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改变了双方对自身的认知，让双方在差异中相互照亮。所谓“原作”与“译作”，不是中心与附属的关系，而是一个领域对话圈的流动与扩展。在“互为的转写”中，一种语言的原作成为译作的过程，是复数语言文化文明语境中的变革力量，它在获得自延展的同时，也让相遇的语言文化文明观念获得新生的助力。

记者：能不能为我们举个例子？

颜海平：清华大学外文系系友许渊冲先生英译李白《静夜思》，就是一个丰满而又凝练的例子：“低头思故乡”被翻译成“Bowing, 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英文里的“home”承载着西方人对伊甸园的想象，是人在神的时空里的永恒存在；而中文的“故乡”是人间实存的、此岸的。在这里，思乡之情在英文语境中唤起对伊甸园之丰饶圆满的渴望，同时具象体现为一个生存在大地人世间的“我”。许渊冲将中英双语文本并置，中文读者读到“思乡”，英文读者读到“homesick”，两边都会对这篇译文想一想。而这个“想一想”的空间，就为“互为的转写”提供了可能。

记者：文学翻译是否经常会遇到不可译的情况？

颜海平：钱锺书在阐释“翻译”时提出了“化境说”：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是“化”——“文字换成另一种语言，却不露生硬痕迹，并保存原作风味”。钱锺书的代表作《管锥编》曾被欧美比较文学学界视为文献堆砌，学术价值不高。但我认为，《管锥编》的灵魂正是这种我称为穿插式书写的“星座式张力”：中文引述不断嵌入外文、典故与引证，使不同语言在同一组文本中并置、互释，让不同语言中的精神彼此抵达成为可能。每一组引言都将人类共同交互的时空，双向多维度摆放在一起，打开一种多语对话的“境界”以及其活跃其中的所有可能。

记者：您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在美国读博后留美任教，有多年海外教学经验，归国主持清华大学外文系（2014—2020）和创办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院的工作。在您多年的跨文化研究和教学中，如果遇到这种“不可译”的情况会怎么做？

颜海平：在遇到不可译的情况时，恰恰应该要突出这种不可译，比如中文中有很多很难翻译的词汇，办法之一就是用拼音。

举个例子，中国戏曲在英文里长期被翻译成“Music Drama”，这种翻译不够有效。在英语语境里，Drama（戏剧）、Musical（音乐剧）和Opera（歌剧）的表演形式和文化定位都不尽相同。在西方浪漫主义歌剧传统中，歌剧主要是由音乐推动与主导；而中国戏曲，则是由诗、曲牌、念白、表演彼此内在呼应而构成的完整审美体系，其内涵维度远超出“Opera”一词所能承载的范畴。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这一代学者就提出使用“Xiqu”来代表“戏曲”。30多年过去了，许多海外学者已经在讨论中国戏曲时广泛采用“Xiqu”，这也成为美国学界比较重要的一个变化。

在跨文化交流时，冲击与启发应该是同步的。在我的教学过程中，这种感受非常强烈。文化传承在互鉴中一定会有转化，这是“互为”的涵义之一。

颜海平担任总主编的商务印书馆《重塑人文学：中英人文对话》（第二辑）。

重塑人文学

生成跨文化的新洞识

记者：作为总主编，您在为《重塑人文学：中英对话》学术辑刊撰写的序言中提到，现代世界处在一个“分裂的一统”的悖论中。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悖论？

颜海平：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深刻的悖论之中：数十年全球化使世界前所未有地联结在一起，却让文化、价值和利益的分歧更加凸显。越相连，越分化；越互通，越隔阂——我援引美国一位学者的措辞，称之为“分裂的一统”（unity of disunity）。人工智能是这一悖论推进的新阶段。算法推荐在大幅度打开我们兴趣疆域的同时，亦正制造着日益封闭的信息茧房。

记者：在人工智能时代，您形容人文学处于“湍流核心之域”，这是否是针对人文学的命题和责任而言的？

颜海平：人文学处于这场变革的“湍流核心之域”，这不是说人文学最优越，而是说变革的冲击力在这里最为集中。人文学的根基在于“生产知识的人及其能力本身如何更新”——技术改变知识生产方式，但“人如何更新自己”无法被简化为技术问题，这是人文学的命题本身。

以跨文化对话为核心的人文重塑，其要义和功能正在于此：它揭示出世界上存在多种“效率”观念、多种“进步”叙事、多种“好生活”的想象。跨文化对话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学术交流，它本身即构成对单一逻辑的抵御。

记者：那么，文学的跨文化对话能在多大程度上回应现实世界的隔阂与误解？

颜海平：人文学的教育尤其是世界范围的人文学教育，是当下最有未来意义的事情。我们需要有自觉、有认知的能力，这不是人工智能可以教给你的，而是必须通过连接着过去、今天和未来的人文学所更新的路径和方法，获得能力、获得洗礼。

颜海平 受访者供图

探寻新路径

在阐释世界过程中叙述中国

记者：很多人常常把“世界文学”想象成一份各国文学经典书单，读完便算抵达。您则认为“世界文学”是一种发生的过程，这个“过程”指的是什么？

颜海平：“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最早由歌德在19世纪初期提出。他设想不同民族文学之间彼此交流借鉴，后世学者由此发展出超越民族文学局限的研究框架。歌德提出此说之际，欧洲正经历着民族语言从拉丁语体系中逐步独立的深刻转变，各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正处在生成与流变之中；作为德语文学关键的推动者，歌德所看到、或者说所想象的，不是一套固化的经典作品合集，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的、民族的又不仅是民族的世界性时空。

记者：您认为，一部中国文学真正“走出去”的标志是什么？我们正处于何种程度上的“走出去”？

颜海平：在时间的长河中，经典不是靠某一个专家来界定的，是靠人类的阅读经验在动态中凝聚沉淀而来。我认为，一部中国文学真正“走出去”的标志问题是一个含义非常深邃而丰富的命题，倒不一定就是要看是否拿诺贝尔文学奖。在数千语种的世界范围内，作品是否能进入构成人文教育核心脉络的核心课程，包括《全球史》《世界文学》，成为多语种青年学生学习的经典，可以是重要的参照标志之一。

你提出的“我们处于何种程度上的‘走出去’”是个好问题。在娱乐层面、一般信息层面，当然是越多越好，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熟悉起来。在更深的维度上，表层的熟悉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更多了解包括欧美在内的世界高校的学科布局和具体变迁，它们的核心群在哪里，需求是什么。只有对对方深入了解，才能有针对性地探寻“出海”路径。

记者：您多次提到“由阐释世界以叙述中国，以叙述中国而联接世界”，如何理解这之间的关系？

颜海平：国际语境里，我们是在阐释世界的过程中讲述中国。换言之，讲述中国，内在地蕴含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阐释。当你拥有阐释世界的能力时，你讲述中国就不是单向度的，因此就免于被动性、盲目性；怎样阐释世界和如何叙述中国是一个辩证的过程。

今天，中国已经进入世界所有的核心区域，中国的故事本身就有非单向的世界性。如果对此有更深的自觉，我们讲的中国故事，就拥有更深层的世界故事的意义。

我们今天所说的“出海”，其愿景是构建一个充满“互为”可能的对话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中国文学是激发世界上不同文学灵感的活水；同时，世界上的不同文学也成为反观与更新中国文学自身的借鉴。我们是在一片分享、流动的疆域里，通过不断的对话，共同书写属于全人类的故事。

记者：据悉，您将上任复旦大学讲席教授，主持复旦大学跨文化与中国高等研究院；这是否意味着您将在更新中学和西学知识、连接现代和古典视角、进一步开拓跨文化研究的疆域和学理？

颜海平：你说的正是巨变中的人文学界，包括自2016年以来共同推动《重塑人文学》中外学人的共同愿望。浙江是我的故乡，上海是生我养我的城市。今年七月复旦大学举办的“跨文化研究:互鉴与创新”国际论坛，是中英人文联盟原“世界地图与世界文化论坛”系列的第十届，也是其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并成为复旦论坛系列的开始。我在开幕致辞里讲到，此次论坛的核心命题——“跨文化性再思考”，是我作为跨文化学者长期耕耘的领域，在与来自世界各地众多杰出学者的共同探讨中，持续开拓的前沿。年轻一代学人也以其才华、热情与远见积极参与其中。正是在这一长期积累中，一个历经数十年孕育的“联结的中枢”已然形成，并已具备开启跨文化研究及其人文实践新阶段的条件。其根基在于一种信念：跨越地缘政治与地缘文化的区隔，与远近他者共同活出完整而丰盈的生命，力求在新一轮技术革命时代，以跨学科超学科的方式，重新塑造我们造福人类的人文知识生产本身。

责任编辑：谢履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