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位作家成为纪录片评审主席,专访梁鸿:AI时代,不同的世界扑面而来

潮新闻 记者 陈新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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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鸿坐在美院咖啡馆的桌子旁,正专心致志地写她的颁奖词。

10月25日,第八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闭幕式暨荣誉之夜在杭州举行,作为“西湖荣誉”评优单元评审委员会主席,梁鸿准备为晚上的大奖“IDF优秀纪录片”颁奖。

偶有志愿者跑过来询问她是否要准备中饭,梁鸿摆摆手,指了指面前的零食:“这些够了。”

这几天,只要一有空,梁鸿便在附近找家咖啡馆,码字发呆,阳光好时出去走走。

更多的时候,她和评审委员会的成员们一起“关”在看片室——从早上9点一直坐到中午12点,两部长片看完后休息一会,下午1点又接着看另外的几部。

“我们一共看了10部长片,5部短片,每个人看得面目呆滞。”回忆起前三天“疯狂看片”的日子,梁鸿哈哈大笑。

换片的间隙,她和几个评委凑在一起讨论,大家都带着自己的“小本本”——有的记在纸张上,有的记在电脑里,看完片回去了,梁鸿还得整理自己的“看片笔记”,补上讨论里意犹未尽的部分。

“看片笔记”最终整理出了5000多字,密密麻麻写着的,是梁鸿在银幕上经历的一次又一次的人生,“不同的世界、不同的人都来到你面前,我深受启发。”

梁鸿在第八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闭幕式暨荣誉之夜上分享评审感受

1.

相比以往有各类电影节背景的纪录片导演、制片、评审,这次的“西湖荣誉”评优单元评审委员会主席找了一位非虚构作家。

为什么是梁鸿?

这或许是很多人的疑惑。

第一次把梁鸿和纪录片挂上钩的,是导演贾樟柯。

2021年,由贾樟柯执导的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上映,作为里面出现的最后一位叙述者,梁鸿带着儿子回到了河南老家。

“纪录片是不可预知的,我什么都不能安排,也不能要求你说什么。”拍摄前,贾樟柯对梁鸿说。

“那我也干不了,我也不是演员。”梁鸿回道。

她坐在村里的裁缝店,用手指摁住了湿润的眼窝,语气却是玩笑的:“有些事情不能说”。

但她还是说了,那些母亲说不出口的话,姐姐咽下去的哭泣和父亲沉默着走过的岁月。

面对镜头,她是个再坦诚不过的讲述者。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梁鸿剧照

梁鸿明白,纪录片和非虚构写作一样,“表演”相当于“背叛”。“这样就失去了拍摄的意义,也失去了我自己对写作的忠诚。”

片子的最后定格在梁鸿曾走过无数遍的河边,她教北京长大的儿子用方言作自我介绍。70后挥之不去的乡愁和00后重新回来的乡音,这个偶得的瞬间,被她称之为“美妙的意外”。

这是梁鸿对于纪录片的初印象——没有任何的彩排,也不需要特意去做什么,说什么也没有要求,挺好的。

前两年,梁鸿第一次来IDF,在讲座里她提出,纪录片的状况与非虚构写作在中国的状况是可以互相参考的,二者都面临着一种变革,都是社会某种现实发生的状态,只不过一种是用影片,一种是用文字。

“用笨拙的方式进行写作”,梁鸿的一句话,让坐在台下的中国美术学院电影学院教授陈玲珍举起了手:“我觉得纪录片也是没有技巧的方法,它真正能打动人的是真诚。您说必须要去考察背后的问题和原因,需要跨学科的视野,我觉得也是所有做纪录片的人要学习的。”

梁鸿在第八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上与观众交流

在中国美术学院电影学院院长徐小明的观察中,仅仅把纪录片归为电影相关的学科研究,其实是将其简单化地呈现。“里面有人类学,有社会学,有各个学科交叉的研究作为其依托。IDF需要新的血液带来新的眼光,而梁鸿恰恰是当代中国在这一领域最具代表性、也最具有跨媒介对话能力的实践者之一。”

最后,经过内部反复讨论,今年第八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西湖荣誉”评优单元评审委员会主席确定为梁鸿。

2.

在全民短视频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需要纪录片?

在开幕式的致辞中,梁鸿提了一个问题。

她随即也给出了答案:纪录片是一种注视、一种关怀、一种发现。和非虚构写作一样,我们不单单在记录真实,更是在发现真实,认识真实。

比起拍摄手法,如何呈现出带有思辨性的真实,是梁鸿在选片时关注的重点。

现实或许只有一种,但真实却是各种各样的。

梁鸿在第八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开幕式上作为评委会主席致辞并宣布开幕

真实可能是悲伤的,浪漫的。

比如今年获得“IDF优秀纪录片”的《狐与粉月》,年仅16岁的索拉娅用泡湿的鸡蛋盒、寻得的黏土雕塑,塑造出与她相伴的狐狸、月亮、小丑,将自己在逃跑路上的忧虑、喜悦和恐惧注入其间。

梁鸿在看的过程中一度想流泪,“它故事很简单,拍摄手法也几乎是粗糙的,但是却非常动人。那是一种让人心碎又为之震撼的力量,它让你感受到无论大的社会结构如何冲突,无论人的生活空间被如何挤压,生命仍在蓬勃生长。”

真实也可能是残酷的,冒犯的。

它是《西行,萨帕塔》里与鳄鱼搏斗、对抗,仿佛西西弗斯般无法喘气的男人;是《莽妹》里慢慢倒在大街上,在生活夹缝中被意外迎击的莽妹;是《石头与浪花》里把理想扭曲成偏执,将爱情用道德旗号绑架起来的晓东……

“影片呈现的真实是如此残酷,每一事物都被变形了。”在《石头与浪花》观看手记里,梁鸿在开头这样写道。

故事的开始,是怀揣电影梦在北电当保安而红极一时的“最励志保安哥”贾晓东和在人生最困顿时期投入他怀抱的爱人玉琢。

随着时间流逝,梦想和爱情,这些美好的词语在现实中逐渐褪去光环。

在内心理想没有实际认知支撑时,曾经受人瞩目的“追梦人”变成了一个幼稚的、无聊的笑话,而曾经携手并行的爱人也因为疾病和暴力越行越远。

看影片时,梁鸿甚至感到“不舒服”“被冒犯”。

“你会觉得导演和主人公都太有勇气了,他们敢于把自己矛盾的思想、真实的声音,毫不掩饰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你会去思考,你的‘不舒服’到底来源于哪里。”

这或许就是导演王世忠想要表达的,两个“脱轨”的生命在中国当下社会里真实的生存境遇。“片子里自带的社会话题感,不是刻意制造出来的,而是从人物命运里自然生长,是属于这个时代的结构性回响:关于成功与失败的定义,关于婚姻复杂的真相,还有那些跳出固化叙事之外,个体生命的顽强与荒诞。”

真实不是平面的,它是多面的、立体的。

在以往IDF的选片上,观众常常能看到除了主流价值和立意之外的,跳脱常规的非主流题材。从偏僻地区的个体命运,到被主流叙事遮蔽的边缘创痕,当这些景象被呈现在银幕上时,习以为常的中心视角被瓦解,未知的轮廓被看见,大家的认知也随之重塑。

“我最想感谢的还是纪录片中的那些人,他们非常勇敢地呈现了自己的生活,呈现自己最隐秘的存在,那些痛苦,那些自私,那些幽微的难以言说的想法。它让观众感受到什么是爱,什么是理想,什么是值得的生活,他们是伟大的。我特别想感谢那些此时此刻还生活在世界各地的纪录片中的人们。”在闭幕式上,谈及自己在评审工作过程中的感悟,梁鸿无不感慨。 

梁鸿在第八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闭幕式暨荣誉之夜上分享评审感受

3.

重回生活现场,寻找人的此时此刻、在场的存在。

非虚构写作之外,梁鸿的这句话放在纪录片里,似乎也适配。

在今年的IDF中,“现场”的边界正在不断被拓宽,它不再是一个需要身体跋涉才能抵达的地理坐标,它也可以是一块屏幕、一个算法黑箱、一组在训练数据中阴魂不散的残影。

李起万所创作的桌面纪录片《后世残影》成了不少观众、评委讨论的重点。影片的创作起点,是李起万在一场展览中偶然接入一块连接着雕塑的硬盘,由此被拽入一个数字兔子洞。此后,他的“现场”长时间是电脑桌面本身:搜索、截取、并置、反复回看那些他本想抗拒的充满暴力的影像。

在这里,电脑桌面不再只是观看影像的媒介,也成为创作当下的现场。

身体仍然在场,但它栖身于鼠标的点击、剪辑点的选择以及面对素材时不得不承受的心理消耗之中。

在影像爆炸的时代,李起万用学术研究的手段将资料整合,通过深度的纵向的思考,去探索影像如何传播、变异和存续,梁鸿觉得很新鲜。

《后世残影》海报

同为评委,作为纪录片导演也是非虚构写作者的吴文光也觉得新鲜。在他的观察中,《后世残影》拓展了真实影像创作中鲜少被涉及的领域,“以往我们拍纪录片,没拍到就觉得完了,但是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更多的后期手段扩展纪录片的呈现方式。”

这种多元的呈现方式也体现在《狐与粉月》中,体现在《正梦》之中。索拉娅用手机拍摄的素材与她的画作、黏土雕塑和超现实动画交织,吉开菜央将胶片与舞蹈重新编码,借此展开对“活着”的追问,它们的出现恰恰体现了这届IDF的主题“未·来”——不是对既成事实的被动归档,而是在拍摄、剪辑、观看中不断抵达未知。

艺术是相通的,无论是非虚构写作还是纪录片,无论是写作者还是导演,都承担着开拓新方向、新边界的任务。“随着时代的变化、科技的变化,人们探索的形式会越来越多元。但我们对于人类生活及精神的探索仍然是一致的,真实、善良和美。”梁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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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汤霁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