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已阅丨这场孤军远征,为什么被称为长征的序曲
潮新闻 记者 沈晶晶 王逸群
10月22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提起这场远征,人们不约而同地会想到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其实,在主力红军开始长征3个月前,已有一支孤军率先开启征程,他们深入闽、浙、皖、赣,行程2800余公里,经历重要战斗30余次,牵制和调动了大量敌军,为长征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长征的第一缕红飘带”。
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当年,这支队伍曾四进四出浙江。主力红军长征虽未经过浙江,但因为北上抗日先遣队,浙江与长征也有了更多的关联。在浙江,红军留下了什么故事?他们当年奋战过的地方,今天又是何种模样?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我们沿着先遣队的路线,一起翻开这段艰苦卓绝的历史。

受访者供图
一进浙江
庆元县竹口镇黄坛村,依山傍溪。
在这里,有一颗颇有名气的“黄金果”——甜桔柚。靠着它,昔日深藏大山、交通闭塞的贫困村,发展起特色水果产业,成为远近闻名的全国“亿元村”。
满山遍野的“黄金果”中,有一座“红军桥”,是当地人的精神坐标。
这是一座木拱廊桥,原名后坑桥,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是庆元通往龙泉的必经之地。92年前,就在这里,先遣队与国民党军打了一场遭遇战。
1934年7月6日,由红七军团改编的先遣队,率先从江西瑞金出发,北上闽浙赣皖,开启战略转移的军事行动,由寻淮洲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委,粟裕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
此时,距离主力红军长征还有3个多月,为什么会派出这支队伍?一个目的,是为了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建立苏维埃根据地。
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在后来公开的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绝密文件里写得很清楚: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配合中央红军主力。
先遣队的行动,因此被认为是长征的序曲,称为“长征的第一缕红飘带”。

庆元竹口镇里的“红军桥”。记者 邱建平 摄
当年8月26日,在闽中、闽东等地转战一个多月后,先遣队挥师北上,首次进入浙江。地处浙闽边界的庆元,国民党军防务相对空虚,成为他们入浙的第一站,也是攻克的第一个浙江县城。
然而在8月30日,先遣队离开庆元县城、经过竹口镇后坑桥时,大量国民党军从丽水、江西等地驰援而来。双方正面相遇,战斗一触即发。
这场仗并不好打。先遣队从瑞金出发时,仅有6000多人,其中2000多人是突击补充的新兵。武器也很简陋,只有长短枪1200余支和一些轻重机枪、六门迫击炮。一路从福建打到浙江,还有不小伤亡。而国民党军人数众多,装备精良。
先遣队打得很灵活。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他们暂时退守,连夜由村民带路,将指挥部设到山上,占据制高点。第二天,面对国民党军数次冲锋,红军战士英勇顽强,牢牢守住了正面通道。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人当机立断,派出三路队伍,反守为攻,一举将敌击溃。
竹口战斗,以较少代价换取较大胜利,是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后缴获最多、歼敌较多的一役,也是野战歼敌的一个范例,极大鼓舞了红军将士的斗志和信心。
更重要的是,浙江当时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地。这场胜利,打出了红军的声势,震动了杭州和南京,迫使国民党军分兵回防,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
为进一步牵制和调动敌军,先遣队继续北上,离开庆元,向龙泉、福建浦城等地行进。
在逆境中开新局——这座“红军桥”记下的,不只是胜利,今天已成为庆元人心目中的圣地。今年76岁的陈汝长,退休后便义务担任管理员,每到纪念节点,都会组织周边村民到此,唱起《十送红军》等歌谣,守护“红军桥”,也守护那段永不忘却的历史。
二进浙江
浙赣铁路,列车疾驰,往来不息。
这条联系华东和中南的重要交通干线,其前身是杭江铁路(杭州至江山),1929年兴筑,1934年1月杭江段正式通车,随后向江西玉山、上饶等地扩展。
先遣队二进浙江,就奔着它而来——
1934年9月9日和10日,离开浙南、进入闽北的先遣队,接连收到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急电,任务很明确:切断杭江铁路,减轻苏区压力。
可想而知,作为国民党军向浙赣边增兵补给的“动脉”,杭江铁路沿线和车站有重兵把守。但接到任务的先遣队义无反顾,再次向浙江挺进。

受访者供图
9月12日拂晓,他们冒着滂沱大雨,进入江山县境。面对敌军“围剿”,一路在清湖突破阻击,在贺村冲出拦截,顺利抵达大陈村宿营。
为完成破路任务,先遣队主动出击,与追踪而来的敌军展开大陈激战。同时,派出一个营和工兵、侦察兵,直奔航头大桥——这是杭江铁路上的重要桥梁,横跨江山港,共有8孔,每孔净跨31.7米,总长280余米。红军潜行至桥南第二个桥墩处,引爆炸药,铁轨被炸歪,火车无法通行。
航头炸桥,直击敌方运输命脉,搅动了国民党军的兵力部署。江山一役后,先遣队继续转战常山、淳安等地,并于9月25日离开浙江,进入安徽。
就在10多天后,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了后来闻名中外的长征。虽然没有参与这场远征,但在东南群山之间,先遣队一次次奔袭突破、攻城拔寨,引起国民党各级政权恐慌,纷纷调集各地保安团队驰援堵防。
这支部队以数千兵力,将十数万敌军牢牢“钉”在浙江、安徽等地,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争取了宝贵空间。
今天,航头大桥的桥墩静静伫立江山港,炸药破袭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而距此不远,三座新桥依次落成,浙赣铁路也与沪杭铁路等合并贯通,成为沪昆铁路浙赣段。
高铁奔驰,人来货往,正是活力中国的见证。
三进浙江
地处浙赣边界的常山县芳村镇,是当地油茶的主产区。
在芙蓉村,村民黄志旺经营着一个油茶研学基地,他有个愿望:让更多青少年闻一闻油茶香,听一听红军的故事。
从瑞金出发后,除了行军作战、牵制敌军,先遣队也没有忽视中共中央交给他们的另外几项重要任务——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因此每到一地,他们都要张贴标语,动员群众,分发宣传册,让老百姓认识红军、知道党的主张。
在常山县境,就发生了这样两个故事。
一个,是村民救红军的故事。
1934年11月初,先遣队突破重重封锁,进入闽浙赣苏区。按中革军委指令,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在此合编为红十军团,由方志敏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刘畴西任军团长兼第二十师师长,寻淮洲任第十九师师长。
随后,他们兵分两路作战。11月20日夜,先遣队红十九师第三次进入浙江,跨入常山境内,打响了七里岙等战斗。在芳村镇回龙桥附近,与国民党军激战数小时,枪声在芙蓉峡谷回荡。

常山芳村镇回龙桥 记者 祝旖波 摄
结束战斗时,后卫部队将负伤的数名战士安置到灯盏坑等地的百姓家里。村民将伤员藏进深山岩洞,偷偷运送伤药和食物,秘密护理49天后,红军战士终于伤愈归队。
另一个,是红军救村民的故事。
今年63岁的徐小荣,没有见过红军,却牢牢记着先遣队的恩情——1934年,他的父亲还是个婴儿。这天,父亲高烧不退,已经昏迷。红军行军路过,听到有人在哭,赶紧进屋查看,发现孩子病重,立即喊来军医,“扎了针喂了药,父亲慢慢醒了过来。奶奶高兴得不得了,要给红军做饭,他们也不吃,追大部队去了。”
离开常山后,先遣队继续北进,一路行经遂安(今属淳安),奔袭分水(今属桐庐)。随后,自杭徽公路离开浙江,在黄山汤口镇与方志敏率领的主力部队会师。
今天,不止是常山,“红军粽”“盐水衣”等红军故事在浙江不少地方家喻户晓。红军吃了村民送的粽子,悄悄在灶头放下铜钱;夜宿时,他们不进老百姓家,只借用门板睡在路上,第二天原样归还……一件件小事,让红军深得民心。
如何严守纪律,如何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先遣队的故事,值得学习、感悟和传承、弘扬。
四进浙江
红色,是淳安县茶山村的招牌。
即便地处浙赣边界、山高路远,村里发展乡村旅游,依然人气不断,每年接待游客10余万人次。人们远道而来,也是为了聆听92年前一个冬夜的往事,感受绿水青山间的一抹红——
1934年12月初,先遣队在黄山汤口镇会师之际,国民党调遣11个团的兵力,组编成“追剿队”,向皖南聚集。在谭家桥,双方展开激烈战斗。最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先遣队折损过半,寻淮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
在极其艰难的处境下,他们被迫离开安徽,第四次进入浙江。
1935年1月9日,面对损兵折将的形势和敌军的穷追猛击,先遣队军政委员会在淳安茶山村的“敦睦堂”,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战略抉择和行军路线。
这一事关命运的会议,史称“茶山会议”。经过激烈讨论,大家最终同意:集中南下,返回赣东北。
此后,先遣队离开淳安,经过开化,在进入江西怀玉山时,陷入国民党军重重包围,方志敏、刘畴西等人不幸被俘。

方志敏(中)、刘畴西(左)、王如痴(右)在狱中的合影 图源浙江党史办
狱中数月,面对敌人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他们没有分毫屈服。抱着“男儿到死心如铁”的决心,方志敏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我们临死以前的话》等20余万字文稿,于1935年8月6日在南昌英勇就义,留下遗言:“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而在浙江群山之间,北上行动虽然失败,先遣队的火种却没有熄灭。粟裕、刘英等率领数百人突出重围,并以此为基础,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在浙西南等地开展了三年游击战争,播撒了革命的星火。
90多年后,再次回望先遣队历时半年多的征程。
从竹口大捷,到航头破路,从芳村的军民相守,到茶山的绝境抉择,有胜利的高光,也有牺牲的悲壮。他们以一场孤军远征,书写了“血染东南半壁红”的壮烈篇章,宣传了党的主张,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是长征的有机组成部分。
长征的伟大,不止于一条路。红色的信仰,不止于一种绽放。从这缕“红飘带”中,感悟精神的财富,汲取奋进的力量,正是我们重温这段历史的意义。
“转载请注明出处”
责任编辑:屠晨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