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潮｜那年，麦香回到了农家灶头

这是一段终生难忘的往事，恍在昨日。

1980年3月，我从东阳团县委调胜利公社（后改为塘西乡，现属东阳市城东街道）任职。到职后，扑面而来的是一派“顶牛”景象：农民迫切要求“两分”（“分田到户”“分小小队即划小核算单位”），公社干部则忙于“灭火”，制止“两分”。

我包片联系的是全公社最穷的桐院和上屋两个村，都地处南山脚下，土地贫瘠，农业产量很低，冬种大小麦则基本没有收成，“种麦不抽头，割回喂老牛”。这里的老百姓常年口粮不足，要求包产到户的呼声格外高涨。

面对僵持对立的局面，我内心苦闷不已，可一时束手无策。白天在群众面前讲政策、做工作，晚上回到宿舍却辗转难眠：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我们在“顶”什么？看着农民碗里的“薄粥稀羹就咸菜”，总觉得哪里不对。

实际上，这并非我一个人的困惑，大多数同事都有同感。于是，公社干部和生产队干部都在不断“摩擦”中变得聪明起来。生产队干部表面上“听话”“不分”了，背地里却我行我素。有的把旱地分到户，有的把水田、旱地全分了，有的夏秋季作物维持原样、把冬种作物分到各家各户，有的按户数把生产队一分为二、一分为三，有的干脆分成父子队、兄弟队（即以家庭为单位拆分为更小的核算单元）。公社干部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他们先分下去试试，只是提醒村队干部“不要张扬”。

历史性的转折发生在1981年8月。省委任命省委副秘书长厉德馨任金华地委主要负责人。厉德馨同志到职后，马不停蹄地奔赴金华农村开展调研。9月，金华地委召开了全地区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会议部署，在全地区推行家庭联产承包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会后，我所在的胜利公社（已改为塘西公社）迅速召开全公社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和全体党员参加的党员、干部大会进行传达贯彻。会议气氛异常热烈，绝大多数同志表示坚决拥护。会场上，一位老生产队长站起来哽咽着说：“早该这样了！我们等这一天等太久了！”话音未落，掌声四起。

不到三个月，全公社除一个生产队（同乐自然村）继续维持集体经营体制外，其余全部实行了包产到户。同乐生产队在翌年夏种季节前也搞了包产到户。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开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如火山迸发般奔涌而出。“交足国家的（征购任务），留足集体的（集体提留），剩下全是自己的”——这句顺口溜像一阵风，传遍了每一个村庄。改革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效。

1981年底，组织上调我到金华地区团委工作。翌年麦收时节，连续接到多位老生产队长捎来的信，叙述小麦大丰收的景象，邀我回村吃麦饼。多年未闻到的麦香，终于又回到了农家灶头。

“麦香又回到了农家灶头”。一个时代的变迁，有时就藏在一张麦饼的香气里。四十多年过去了，农村的面貌日新月异、天翻地覆，但这一从“顶牛”到“请吃麦饼”的农村之变，那段与农民兄弟一起在困惑中摸索、在等待中期盼的岁月，永远留在我的记忆深处，也永远是中国改革史上最动人的篇章之一。

作者简介：胡新民，金华市作家协会会员。本文获金华市庆祝建党105周年“红心向党·星耀八婺”主题征文一等奖。

荐稿人微笑，推荐语：复原了一段珍贵的历史记忆，由“集体经营体制”到“家庭联产承包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前夕的社会现实。作者以“我从东阳团县委调胜利公社”起笔，百姓“顶牛”、干部“灭火”的气氛中见证改革的急切性和历史的必然性，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农民对变革的推动，乡村干部、上级领导对农民生活的关切，顺应百姓呼声，绘制了社会大变革前夜各阶层的群像。

责任编辑：陈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