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声丨冰川的警告——吉隆泥石流灾害背后的“亚洲水塔”失控风险

近日，中国新疆阿克陶县境内的慕士塔格峰2号冰川发生大规模雪崩，瞬间形成上百米宽的雪墙，裹挟着冰雪碎屑从峰顶倾泻而下。

就在这次雪崩前的不到两周，8月26日，因尼泊尔一条冰川断裂发生冰岩崩，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造成西藏吉隆口岸境内外重大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

而在去年7月，吉隆口岸还经历过一次造成17人失联的山洪泥石流袭击……

频繁的灾害背后，是青藏高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升温，冰川消融、失稳。据中国气象局9月2日发布的信息，过去60年来，青藏高原冰川面积整体减少约24%，约7000条小冰川完全消失。

“从单个事件来看，大规模冰岩崩—泥石流灾害的确属于罕见的极端事件。”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研究员、冰冻圈科学与冻土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王飞腾直言，“但与其说百年一遇，不如说是在气候变化背景下，高山冰冻圈系统风险累积后导致的一次极端表现。”

气候的变化，正在急剧地改变我们的星球。这场变化，不只在冰面上，更在冰面之下——在那些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甚至尚未命名的风险之中。

科学家们观测到，南极洲的舒史密斯冰川正以每天3厘米的速度退缩。 图源视觉中国

危机，“亚洲水塔”正进入灾害“超常规”时代

这次吉隆口岸的灾害，被官方认定为“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

7分钟。从尼泊尔境内的冰川断裂，冰岩崩碎屑从高空坠落，裹挟岩石、泥沙和融水，冲抵中国吉隆口岸大楼，仅用时7分钟。

“几乎所有的建筑物荡然无存，整个口岸大楼被彻底夷为平地。”四川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院长第宝锋从灾区一线返回后，难掩悲痛。冲击高度接近60米，相当于20层楼——这样的规模，用他的话说，“超常规、超认知”。

四川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兵伟将此次灾害的“超常规、超认知”总结为五个方面：触发方式上，无降水条件下“晴天型”冰岩崩引发“无雨巨灾”；运动速度上，垂直落差超3400米、全程仅6至7分钟；成灾机理上，冰岩崩直接转化为泥石流的“无缝级联”，核心区遭受两次冲刷；放大机制上，灾害规模在下泄途中被不断扩大；跨境冲击上，灾害落在口岸这一功能最不可替代的边境节点，从源头“荒野事件”变成跨境的“国土功能事件”。

9月5日拍摄的位于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上方的原堰塞湖所在地。 图源新华社

改变不是瞬时发生的，而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

“从冰川动力学角度看，气候变暖是在几十年的时间尺度上逐渐改变冰川和周围山体原有的稳定状态。”王飞腾指出，伴随全球变暖，高海拔地区持续升温，一方面，冰川不断减薄，导致内部应力调整、裂缝发育；另一方面，冰体内部温度升高，融水活动增强，渗入冰川内部甚至底部，降低冰体与基岩之间的摩擦，加剧冰体滑动和断裂。此外，高海拔地区冻土退化，更容易发生冰岩混合失稳。

天山乌鲁木齐河源1号冰川。 受访者供图

“还没有走近冰川，就听见轰隆隆的水流声，那是冰川融化的声音。”这是前不久，王飞腾再次到天山乌鲁木齐河源1号冰川考察的直观感受。

从事冰川研究20多年，王飞腾对冰川消融有着切身体会。2004年夏天，王飞腾第一次来到天山，被巨大的冰川所震撼。后来，他扛着几十斤重的设备，在这条冰川上走过无数次。如今，当他再次观测这个“老朋友”，眼前的景象已经大为不同：退缩的冰舌末端形成了数米高的陡峭冰崖，冰川表面遍布着数十米深的冰裂隙。

“一些关键区域可能已经到达了不可逆转的临界点。”让他做出这个判断的，是冰川融水径流量的变化。从1959年以来，1号冰川的径流量呈上升趋势，最近一二十年处于高位震荡。径流量攀升，表面看是水多了，但王飞腾清楚，这是冰川在加速消耗自身库存，冰体不断减薄、退缩，融水在某个节点后将不可逆地减少。冰川一旦过了这个拐点，靠自身积累已无法恢复。

王飞腾在冰川考察中。 受访者供图

这样的变化并非孤例。

根据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发布的三次冰川编目数据集，2020年前后中国最新冰川面积约为4.6万平方千米，冰川总条数约为6.9万条。与第一次中国冰川编目相比，20世纪60年代至2020年间，我国冰川面积整体减少约26%（每10年减少4.8%），约7000条小冰川完全消失。与第二次中国冰川编目相比，2008年至2020年间，我国冰川面积整体减少约6%（每10年减少5.2%），表明最近10余年我国冰川已进入快速退缩阶段。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气象局数据显示，青藏高原升温速率约为0.42℃/10年，接近全球平均升温速度的两倍。

数字背后，是惨痛的灾难。

2016年，西藏阿里阿汝地区发生两次大型冰川崩塌，造成9人死亡，并破坏大面积草场；

2018年，雅鲁藏布江色东普沟发生冰崩碎屑流堵江事件，冰崩物质进入河谷后形成明显的灾害链；

……

当强破坏力的冰川灾害频频来袭，背后似乎不再是可以忽视的偶然。

王飞腾认为，未来需要关注的并非某种灾害是否简单增加，而是冰川退缩、冰湖扩张、冻土退化以及冰岩稳定性下降共同作用形成的灾害链风险。

认知，面对新风险我们是否准备好了？

青藏高原，被誉为“亚洲水塔”，广泛覆盖着冰川、积雪和冻土，是除南北极以外最大的固态水库。

其实，它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储水库，而是由冰川、积雪、冻土、湖泊和河流共同组成的复杂水循环系统。

“我们不能只关注冰川减少了多少，更要关注它如何改变整个区域水循环和灾害格局。”王飞腾强调，目标不是阻止所有冰川变化，而是通过长期监测、风险预警和科学管理，提高社会对未来变化的适应能力。

而对于冰川变化背后的灾害风险，公众认知明显不足。

专家表示，相较于传统山洪、泥石流，冰川灾害往往表现为冰、岩、水多过程耦合，有几个典型特征：灾害源区通常位于高海拔无人区，人类难以及时进入开展连续监测；灾害发生具有突发性，从冰体失稳到影响下游区域，时间窗口可能非常短；灾害具有强烈的放大效应，崩落物在运动过程中会不断卷入冰碛物、岩石和水，使最终规模远大于最初崩落体本身。

“过去公众更多关注‘冰川融化’‘冰川消失’，但对于冰川变化背后的灾害风险认识相对不足，实际上，冰川减少不仅意味着淡水储量下降，也意味着高山地区的水循环、生态系统和地质稳定状态正在发生变化。”王飞腾说。

面对新风险，我们是否准备好了？

据了解，我国对冰川源区的研究和监测能力已有很大提升。以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天山冰川观测试验站为例，已经建立覆盖新疆天山、帕米尔、昆仑山、喀喇昆仑山、阿尔泰山和祁连山等区域的冰川监测网络，并形成了长期定位观测体系。

天山冰川站拥有4大站区、8条定位观测参照冰川，其中乌鲁木齐河源1号冰川自1959年开始连续观测，是全球少数拥有60年以上完整观测记录的冰川之一。

利用卫星遥感监测冰川面积变化、速度异常和冰湖扩张；利用无人机、地基雷达和三维激光扫描获取重点区域高精度信息；利用地震和次声信号捕捉突发变化……技术手段日趋多元。

王飞腾研究团队在对慕士塔格峰冰川进行物质平衡观测。 受访者供图

但冰川数量巨大、分布范围广，从全国来看，冰川监测仍然存在明显不足。

“冰川灾害预警最大的难点，在于它不像暴雨泥石流那样存在比较明确的触发条件。”王飞腾表示，目前技术手段已经能够较好地开展风险识别，发现异常、评估风险和划定危险区域，而对于“某一块冰什么时候一定会崩”“崩塌规模有多大”，仍然很难做到精确预测。未来要通过长期观测积累数据，结合人工智能、数值模拟和多源监测，建立更加完善的风险预警体系。

合作，让跨境联合机制跑赢下一场灾难

“这是截至当前该区域最严重的跨境灾害，也是全球罕见的冰岩崩造成重大伤亡。同时由于跨境属性，灾害影响迅速由自然灾害事件外溢为外交与地缘议题。”田兵伟告诉记者。

灾害发生当日，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ICIMOD）主办的减灾及冰冻圈年会正在成都举行，中国、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不丹等国的冰冻圈及减灾领域专家齐聚一堂。灾害消息传来后，现场专家迅速完成信息汇总和技术研判——从灾害发生到尼泊尔官方获得相关信息，大约只用了几个小时。

但这种高效“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尼泊尔国家减灾局协调人柯伊拉腊在会议现场坦言：“我认为，我们双方都没有收到任何（预警）信息，能看到水位上涨，有人意识到出了问题，但水文传感器没有作出有效反应。”

作为长期研究灾害治理的专家，田兵伟指出，“风险源区看不清、灾害链上接不通”是监测的短板所在。

极高海拔源区受制于供电、通信、高寒设备稳定性的硬约束难以实地布站；卫星遥感虽可覆盖，但InSAR（干涉合成孔径雷达）在高陡地形易失真，光学遥感易被云雨天气遮挡且重访周期与空间分辨率之间存在矛盾；冰岩崩前兆信号微弱，地面传统单点监测无法覆盖整个流域。更关键的是，灾害源头在尼泊尔境内，而中方在尼境内布设监测设备受到主权、资金、运维等多重限制。

8月31日拍摄的尼泊尔努瓦果德县德里苏利河沿岸受灾情况。 图源新华社

目前的跨境联合监测预警机制卡在哪里？为何技术上可行，预警却没跑通？“卡点确实主要不在技术，而在合作机制和投入上。”田兵伟说。

一是事权层级与物理时间不匹配。信息跨境传递往往需要逐级上报和批准，而此次灾害的窗口只有7分钟，流程时间超过了物理时间，缺少直接、快速的信息互通渠道。

二是数据主权与共享规则未建立。源区高分辨率遥感与监测数据天然涉及国防与地缘敏感。监测站建在哪里、数据归谁所有、谁有权访问、谁来日常维护、设备坏了谁来修、数据传输断了谁来排查、是否用于其他目的……这些问题不解决，设备就“装不进去”，这是跨境监测最大的障碍。

“能力不适配也是其中的主要原因，跨境预警不是单向的技术输出，而是双向的能力协同。”田兵伟解释，预警链条的强度由最弱一环决定，能力适配也是跨境预警机制运行效果的重要制约因素。

在灾后重建和防范部署上，防范体系还需要如何升级？

田兵伟认为，首先是认知升级，从“基于历史的设防”转向“基于未来风险情景的设防”，将气候变化作为底线约束条件。开展“最坏情景”极端情况下的风险评估；其次是空间升级，人口密集的核心功能区向高地迁移，河谷底部仅保留轻型过境通道。这是最根本的防范升级——人离开灾害路径降低暴露度，风险自然降低；监测升级是突破口，在尼泊尔高风险冰川区域联合布设地震台阵、InSAR形变监测、气象站和高清视频监控。建立自动化跨境预警触发机制——监测到冰崩信号后秒级触发下游预警。这需要中尼双方在设备布设、数据共享、预警触发等方面深度合作。此外，工程设计、制度机制、救援能力等方面同样需要不断迭代。

“目标是从‘恢复型重建’转向‘本质安全型重建’。”田兵伟说。

7分钟，是吉隆的一记警钟。但警钟不只为下一次泥石流而鸣，它为整座“亚洲水塔”而鸣。

冰川不会等我们准备好。我们能做的，是在失控前，先听懂它的警告。

责任编辑：钱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