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军良的“梅姨案”说明会侧写：执着寻子的15年与民事赔偿的坚持

9月8日，济南迎来降温，秋意渐显。 原定下午2时开始的“梅姨案”进展说明会，推迟了近一小时。直到快下午3时，申军良和申聪才与代理律师姚克枫、刘乃嘉一同步入会场。 

申聪穿着一件浅灰色T恤，身形瘦高，肩背宽阔。当他站在父亲身侧时，高出半个头的身影格外分明。那个曾牵动无数人心的孩子，如今已长成比父亲还高的青年。父子俩一前一后走来，恍惚间，像是申聪领着父亲向前走。 

说明会开始后，申军良、申聪与两位律师共同就当前公众关心的“梅姨”年龄、长相、落网时状况以及到底拐卖了多少孩子等问题，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做了回应。

说明会现场 潮新闻记者 李沐子 摄

“梅姨”到底是谁

关于“梅姨”，公众追问了太久。这场说明会上，申军良首次向媒体确认：“‘梅姨’本名叫谢某梅，广西人，实际年龄65岁。”

并且指出，在此之前，网上流传的70岁、71岁、75岁等说法均不准确。

这一年龄细节之所以关键，上海靖霖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刑事律师黄洪连解释，我国法律规定，审判时已满75周岁的被告人不适用死刑（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梅姨”实际65岁，意味着年龄不会成为其逃脱极刑的“挡箭牌”。至于最终是否判处死刑，“应结合犯罪事实和情节综合考量”。 

对于“梅姨”这个名字，申聪有着比大多数人更深的记忆。他从小在梅州长大，而申军良当年贴寻人启事最密集的地方紫金县，离他生活的地方很近。

“大人会说，你要是不听话，就叫‘梅姨’过来抓你。”申聪回忆说，“很多网传的照片，比如‘梅姨’趴在窗户前的，我看到就害怕。”他甚至提到，自己曾亲眼见过父亲贴的寻人启事。

“上学路过电线杆，我还跟发小说，要是找到这个小孩，不就发财了吗？”申聪的话让现场安静了一瞬，停顿一下后他说，“但我认不出那就是小时候的自己，我从来没见过自己8岁以前的照片。”

申军良在说明会现场 潮新闻记者 李沐子 摄

关于“梅姨”的长相，申军良说，她并非网上流传的那般凶神恶煞。“眼睛比较凌厉，看着像个狠人，但在路上就是很普通的一个老太太。”

姚克枫阅卷时并没有明确看到“梅姨”当前长相的照片，但他透露：“她与之前披露的模拟画像容貌不太相符。”具体长相，须等待官方发布。 

至于“梅姨”落网时的状况，申军良侧面了解到：“她住在一个很小的出租屋里，又脏又乱，条件很差，靠捡废品为生。”他说这是“罪有应得”。 

“好吃懒做、投机倒把、坏事做尽、不务正业。”这是申军良对“梅姨”这个人的评价。

在整个说明会现场，只要话题触及“梅姨”，申军良的情绪便会被牵动。这个名字像一根拔不出的刺，扎在他身体里太久了，它会像夜晚准时袭来的失眠一样，始终萦绕在侧。

民事赔偿的意义

9月2日，申军良向媒体证实，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电话通知申聪被拐系列案的所有被害人，要求尽快提交律师委托书和委托协议。

当前，广州市检察院已对“梅姨”谢某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案件已经进入审判阶段。 

申军良和申聪都表示，他们同步收到《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告知书》。告知书中提到：“关于被告人谢某梅犯拐卖儿童罪一案，我院已立案受理。根据规定，你们有权提出附带民事诉讼。如需提请附民赔偿，请及时提交起诉状及有关证据材料。”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申军良态度明确。他告诉在场记者，目前包括他在内，约有3到5个家庭考虑提起民事起诉，但最终有多少家会走到这一步，还要等他们自己做决定。“如果有的家庭不提出民事赔偿，开庭时可能就不会到场了。”他说。 

申聪在现场也提到了一个现实困境——精神损害赔偿在法律上难以获得支持，“刑附民告知书中明确提到，精神损失费是不予受理的。但对于我们这些被拐儿童来说，因为年纪小，没有物质上的损失，可我们的家庭损失很大。我们失去了不是自己原来的户籍，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生活了15年，这又该由谁来交代呢？”

这番话道出了许多被拐儿童家庭的无奈：那些看不见的伤口，法律却难以丈量。 

申军良也表示，据他了解，“梅姨”当前并不具备赔偿能力，“可以说是穷困潦倒。”但在他看来，民事赔偿的意义不止于拿到钱。 

对此，姚克枫回应称：“第一，不管对方有没有赔偿能力，这个诉求必须提，这是法律态度，是告诉所有人贩子，犯罪是要付出成本的；第二，也确实是实际的经济损失，寻亲十几年，车票、住宿、印寻人启事，每一笔都是真金白银。” 

申军良从袋子里掏出厚厚一沓票据复印件：“光T180这一趟济南到广州的火车，我就坐了上百趟。昨天翻出来看，车票上的字都快褪没了。” 

张树建律师作为杨佳鑫的代理律师，也来到了现场。申军良说，杨佳鑫是“梅姨案”中9个孩子里最为特殊的一个，也是最让人心碎的一个家庭。2006年杨佳鑫被拐后，父亲因精神抑郁，于2008年跳火车自杀，母亲也离开了杨家，组建了新的家庭。

“杨佳鑫被解救后，原生家庭已经不存在了，实际上是无家可归的状态。”张树建说，“目前他在外面打工，没有成家，与母亲也不在一起生活。” 

张树建表示，尽管杨佳鑫的情况特殊，他仍会依法提起附带民事赔偿。“哪怕犯罪分子没有赔偿能力，作为被害人，也要表达诉求。”但就杨佳鑫母亲是否也会一同提起民事赔偿，还有待商榷。

为何执着于“梅姨”

申军良对“梅姨”的执着，几乎贯穿了他的后半生。 

“如果没有“梅姨”，张维平不会拐这么多孩子。他不停催张维平‘你快点搞，买家联系好了’。”说到这里时，申军良整个人忽然挺直了背脊，声音都高了起来，他紧接着说，“如果这叫‘中间人’，太不合理了。我认为她是这个链条里最重要的人。” 

姚克枫则从法律角度分析：“‘梅姨’不只是辅助，她是销赃的途径。正因为通过她可以快速出手孩子，才降低了人贩子被抓的风险，也鼓励了更多人继续犯罪。她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远高于一般所谓的‘中间人’。” 

申军良还提到一个细节：张维平在多次庭审中曾承认，他交给“梅姨”的孩子不止9个，而是11个。而“梅姨”在紫金县同居多年的老汉曾告诉申军良，张维平曾带过一个小女孩到家里住过。

“这9个孩子全是男孩，那个小女孩从哪来的？张维平说的11个，到底是不是全部？”申军良说，“开庭的时候，我会当面问她。” 他说这些话时，眼眶发红：“如果不是她，我不会走在路上15年。杨佳鑫的爸爸不会跳火车，很多家庭不会散。” 

对于申军良来说，走在路上15年，他放弃了曾经不错的工作，忽视了两个小儿子和妻子。妻子于晓莉因为申聪被抢，精神出了问题。直到申聪回家，妻子才重新会笑。 申聪坐在父亲身旁，安静地听着。当被问到被拐的15年意味着什么时，他说：“那是失败的15年。” 

“小时候别人议论我的长相，都说‘你谁也不像’。有女同学想跟我说话，我都会害怕跑开。我不敢犯错，因为没有人会给我撑腰。”如今面对镜头，他没有害怕和紧张，也不会低头，他说，“回到家之后，我才知道有人会尊重我的选择。父亲能陪着我背英语单词到晚上12点，这种陪伴，没法用别的弥补。” 

至于见到“梅姨”时想说什么，申聪想了想说：“我想问她：你知不知道我父亲，还有那些家长，一直在找孩子？你也是一位母亲，你知不知道，孩子丢了有多痛？” 说明会结束时，申军良从包里拿出一封信，那是他9月8日清晨写给“梅姨”的。这些年他走在路上寻找申聪，身体早已有了很多疼痛，更折磨他的是，即便申聪已回家，他依然整宿整宿睡不着。

申军良展示写给“梅姨”的信 潮新闻记者 李沐子 摄

在写给“梅姨”的信里，他写道：“梅姨，这封信我不知道你还能不能看到。也不知道20年前你有没有想过，有一个父亲，为了寻找被抢走的孩子，坚持了15年……如果你还知道其他孩子的下落，请你向警方交代清楚。因为依然有一些家庭，在苦苦等待自己的孩子。” 

他抬起头，又补了一句：“她也是一个母亲。我相信，她会理解的。” 

窗外，济南的秋意愈发浓了。有人问申聪，等这件事彻底结束后想做什么，会计划要小孩吗？他说：“先把这个事情结束吧。”顿了顿，又轻声说：“小家挺好的。”

责任编辑：陈伟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