瞄影评 | 为何穿普拉达的“好人”比“恶魔”更糟

如果说20年前第一部《穿普拉达的女王》（The Devil Wears Prada，2006）是一部随时都在散发“经济上行期”活力的电影，那《穿普拉达的女王2》（The Devils Wears Prada 2, 2026）则是一部保守且悬浮的失败续作。

依商业电影的标准，《穿普拉达的女王2》不失为一部制作还算精良的电影。首先，制片方为续篇集齐了原作的全部重要部件。前作的四位主要演员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悉数回归。第一部电影的导演和编剧再次得到聘用。其次，续集直击时代议题，故事的主题被设定为人工智能时代纸质媒体人坚守自身价值观、反抗科技寡头霸权。既照顾前作粉丝怀旧情绪，又切入当下热点，可以说创作团队尽力做到面面俱到，不犯错误。

然而恰恰是这样不愿犯错的创作尝试暴露了整部影片的内在矛盾。电影试图证明，在人工智能被资本捧为未来希望的时刻，职业媒体人，仍然找到自身立足的价值。然而，该片保守的创作思路与实践，恰恰呈现了与电影“论点”相矛盾的事实：该片制作方唯一的创作策略就是谄媚市场。

续作中科技寡头所代表的外来威胁构成线索，推动故事展开。第一部电影中说一不二的“女魔头”Miranda也不得不在续集中和曾经与自己“决裂”的Andy结盟，共同应对危机。然而，影片中的商战，却恰恰构成了如今好莱坞电影敷衍写作（lazy writing）的典型案例。银幕上围绕时尚杂志《T台》（注：原文为Runway，一般指飞机跑道，但在时尚话题下就是指模特走秀的“T台”）归属权的商战几乎原样复刻了当代经典美剧《继承之战》（Succession，2018—2023）第四季的几乎所有关键元素（旧传媒集团掌门人暴毙、新科技巨头试图插足传媒领域、在收购案完成前的极限反转……）。编剧放弃了创作，只想照抄安全的答案。然而，《穿普拉达的女王2》的编剧只抄到了《继承之战》剧本表面上的剧情元素，却无法如后者的剧本那样在商战中构筑丰富社会和心理潜文本。《穿普拉达的女王2》的商战宛如儿戏，不乏娱乐性，但缺乏可信度和情感冲击力。

然而，商战戏写作的糊弄还并非该片剧作最致命的问题（这部电影的影像不值一提）。《穿普拉达的女王2》最致命的缺陷，在于试图把“恶魔”转变为“好人”。

Miranda在第一部电影中正是“恶魔”的化身。尽管前作常常流露出对资本主义时尚业等级制和权力关系的情感认同，但在结尾，Andy的离开反而展示出某种不屈服的态度和行动。两位女主角Andy和Miranda的互动或者说“斗争”既构成前作叙事的动力，也呈现了具有差异的女性主体性。影片最后Andy向Miranda致意的经典场景与其说是寻求后者的认同、与后者达成和解，不如说是展示自己对自己的肯定，通过表达一种和而不同的态度展示出以一种不同于后者支配性力量的别样力量。是一种肯定性与另一种肯定性的差异。Andy不认同Miranda背叛朋友的做法，也不堕入后者的社会达尔文逻辑，她并不试图像Miranda要求她那样要求后者向自己臣服。在第一部电影中，甚至连作为“反派”“丑角”出现的Emily也展现出某种顽强的韧性。换言之，在第一部电影中尽管这些女性主体性的表达仍然囿于新自由主义的叙事逻辑，但至少带有真实的血肉和力量。

然而在续作中，硅谷科技巨头夸张的“威胁”以一种轻松但经不起细想的方式消弭了两位主角的张力。她们的重遇几乎没有张力，二人的关系很顺利地从对立被转换为同盟。几位主要女性角色之间没有真正的争斗，只有共同反抗父权逻辑的情谊。可实际上，当“穿普拉达的恶魔”（电影英文片名“The Devil Wears Prada”直译即为“穿普拉达的恶魔”）变为“穿普拉达的好人”，她们反而丧失了能动性。在影片中，女性角色的主体性都化约为一种抽象的反抗姿态，那些属于“我们”内部的冲突和张力统统被压抑。在这个意义上，第一部电影中参差的女性力量反而被化约为统一但抽象的主体性。

乍一看，通过将“恶魔”转变为“好人”，续集对美国时尚名利场乃至美式资本主义的残酷运作机制表达了更鲜明和直接的批判立场。影片一开始就展现出较前作更具“批判性”的表达。影片承认美国时尚行业建立在第三世界血汗工厂的基础上。在“恶魔”Miranda和年轻助理的对话中，那些过时理念（对少数群体的潜在其实）也经常被以一种友善的态度反讽，而她本人对此尽管不解但也不明确反对。影片甚至还呈现了纽约的失业与住房危机等社会议题。但是，陈列“批判”的议题并不意味着电影有力地反思和批判了美国的时尚与传媒行业。事实上，在科技巨头霸道和颟顸作风的衬托下，影片把时尚界冷酷的等级制与丛林法则被呈现为可以被勉强接受的“小恶”，这种登记制甚至被用“美”（beauty）和“远见”（vision）等词汇所粉饰。因此，编导与其说呈现了一种传媒与时尚业的自我反思不如说表达了一种精致利己的辩护。影片中有这样一幕，由于被削减了出行经费，过去能乘坐专机的《T台》团队不得不去挤环境糟糕的经济舱。在影片中，角色的这段经历被呈现为主角受新兴科技资本压迫后经历的“磨难”。尽管编导确实借此展示了反讽时尚界人士的意图，但和银幕下美国观众每天不得不面对的生存境况相比，这种轻巧的“磨难”乃至于对其的反讽，其实恰恰是传媒资本 “卖惨”特权的表达。

在续集结尾，硅谷科技寡头最终没有获胜。一位学过人类学的女富豪（硅谷科技寡头的前妻，影片中这组夫妻角色显然影射了现实中的亚马逊掌门人贝索斯离婚案）用自己手中的资本能击败硅谷科技资本买下了《T台》。

“好的”资本最终战胜了“坏的”资本，试问，还有比这更空洞的资本主义“批判”吗？以批判的姿态取消批判，这才是电影中Miranda从“恶魔”转变为“好人”的真实意义。

责任编辑：余雯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