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辅助生殖,当男性说跟他无关时,唐荣欣心里总是“咯噔”一响

潮新闻 记者 孙雯 通讯员 刘映雪

从动念书写《种下一粒光》,到完成初稿,唐荣欣用了10个月的时间——这正是人类胚胎从孕育到分娩所需的时间。

在这部作品由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至今的半年时间里,这位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的副主任医师“种下一粒光”的故事,被越来越多的媒体和读者关注。

在生育率下降、人口负增长成为公共议题的当下,一个为拥有一个孩子而历经艰难的人群,被唐荣欣看见——于是,她写下了《种下一粒光》,记录了20多个真实的病例,以及背后人们对于辅助生殖的种种误解。由此,让整个社会来看见和探讨这个话题。

唐荣欣说,中国人老喜欢说“赛道”,但安安静静的书写,也是一件开心的事。工作的奔忙和安静的书写之间,当然有冲突,前辈郎景和院士的一句话,给了唐荣欣一种定力。“科普是医生的职业良知和社会责任,医生始终要做科普。”她说,每每想起这句话,便动力十足。

这个冬日的一场钱报读书会上,唐荣欣来到宝石山的纯真年代书吧,与作家陈曼冬对谈,向所有的读者大声说出——“每一粒种子,都有穿越黑暗的勇气”。

“米”是有限的

陈曼冬:这本书写了20多个助孕案例,其实每一个案例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甜酸苦辣。很多患者即便成功了,也不太愿意回首来时的路。

但是,其实有更多的人困在生育难题之中,需要得到一些启发,甚至是一些希望。所以您从医生的角度能够把这些记录下来,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很多人可能会悄悄看这次的直播,因为很多东西不愿意面对的,毕竟助孕话题还是相对隐私,大家会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场子中去关注这个话题。

唐荣欣:的确是这样,每个人都有自己软弱的地方,对于不孕的家庭来说,这个话题真的是非常沉重的,可能也不想面对。谈不孕这个话题,有点儿催人家“生”的意思,其实很容易招人反感,很多人会觉得你干嘛要催我生,你又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我写这本书时是很小心的,我不希望表达出催生的意思,我只是想告诉她们,我们的生育能力是有有效期的。假如把卵巢比成两个米袋子,那么有多少“米”,是有限的。它跟我们的饮食、生活习惯有关系,跟我们体质有关系,有些人可能天生多,是大户。而这其中,年龄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因素。

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自己生育能力是差的。最近,因为这本书,我的门诊也来了很多高龄患者,有很多已经四十六七岁了。

这也是社会的一个现象。女性要去读书,读完再去工作,再去找对象。事业打拼下来,觉得自己稳定了,可以去要一个孩子的时候,实际上她已经错过了最佳的生育年龄。有些人很幸运地怀孕了,但有些人可能还是不太行。或者有些人,她曾经怀过,对自己的生育能力迷之自信,觉得自己以前能怀,现在应该也可以,其实她的生育能力已经下降了。

我写这本书想表达的只是我们每个女性,如果说有生育的打算,那对自己的生育能力有一个评估,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相信奇迹,但更应该明白医学的边界。

生命是一个奇迹

陈曼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看到了很多,我看到了一个医生的职责,看到了医患关系,看到了女性的个人成长,看到了女性的活法,包括一个家庭的活法,看到了对于科学的敬畏,同时也看到了宇宙的玄妙。

唐荣欣:是的,我已经从业30多年,我觉得越往前走,你会越觉得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其实很多。尤其做辅助生殖,我看到了生命最初的样子,看到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有时候按我们的经验这个方案不行,但这个“种子”种下去,它就长起来了,有些你觉得看上去很好的方案,病人反倒怀不了。我书里的第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奇迹。有这样的故事,我觉得是我的幸运,不是我有多厉害,是我很幸运能见证这样一个奇迹。

陈曼冬:奇迹之所以是奇迹,就因为太少。一个小孩子的出生是这么不容易,然后养育过程还是那么不容易。我们现在自己活到了四五十岁的年纪,你会发现正常地、平稳地活下来,做一个正常人,就已经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了,如果有一种这样悲天悯人的心态的话,可能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会好一点,因为从精子跟卵子相遇开始就很不容易了。

唐荣欣:其实我们可以看数据,从12周开始,到20周,胎儿的细胞在妈妈肚子里会达到700万个,之后不断地衰减,到出生的时候有40万个。虽然一个女性实际上排卵400-500个,但是我们不可能生400个,所以有人问:“为啥我这个月没怀上?”我会说很正常,不是所有的卵子都有那么好的运气,都能受精。最厉害的女性一辈子也就生十来个孩子。所以一个生命的诞生就是一个奇迹。

陈曼冬:但是我发现我们会被一些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知识”所误导,比方说“只要能来例假我就能怀孕”,或者说一些报道里面写的那样50岁还能生娃。所以您在接诊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遇到很多被这样的信息误导的患者?

唐荣欣:确实挺多的。当然,我们不知道她们经历了什么,我作为医生和患者还是有距离的。如果说患者四十四五岁了,来做助孕的话,我真的不是非常支持。我特别着急的就是39岁、40岁的这批人,这些人是有机会的,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得到自己孩子的概率比较大。如果说已经四十六七岁了,她要做,从各个方面来说,我们也不能拒绝,但是我一定会告知她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如果有了,那真的要感恩,如果没有,也要接受。年龄真的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情。

男性该如何参与其中

陈曼冬:书中“绿叶的情意”那一章,讲的是男性在整个辅助生殖当中的一个作用。好像大家总认为辅助生殖是女性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这不光是一个医学上的问题,更多的还是一个社会现象。治疗、检查、生育,等等,基本上由女性来承担。你在这么多案例中,有没有那些夫妻双方共同努力的?

唐荣欣:我自己也是一个过来人,我也会观察。所以有的时候我看到妻子这方特别辛苦的时候,我就会去平衡,会跟男方说一下,让他多陪陪女方。其实女性在整个生育过程中,承担的太多了,从她来月经的第二天、第三天开始,我们就不停地注射——当然现在我们也在努力地在改进注射的药物,现在也有那种长效的,但是总的来说目前还是每天都要打针,打7-9天非常正常。男性能怎么参与呢?就是取精的时候来一下。

我们也确实是看到现在很多丈夫都会陪着,背着包。我也会刻意地跟他们说:“取完卵这天,你要多给她煲汤喝,你要照顾她,给她吃有营养的东西。”现在男性在这方面的参与度也越来越高了。但还是有人会认为“整个的过程跟我没什么关系”。有些男性,尤其是他自己没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会觉得整个过程中他没有参与感。

陈曼冬:或者也有一些抗拒?有些人是自己的原因的话,他就更不愿意来面对?

唐荣欣:对,我有一个患者,男方是无精症,需要接受供精。夫妻俩都是双眼皮,有一次,女方就说如果供精的这个男的是个单眼皮,她不能接受,说完她就问她爱人:“你怎么看”,结果他爱人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其实当时我听到他那句话的时候心里挺难过的。他爱人刚取完卵,他就来了一句“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

医患的“距离”

陈曼冬:其实书里很少涉及你作为一个医生的一种难,其实也有,是吗?所以你在写“消失的群像”那一章的时候,是不是也蛮有心理压力的?

唐荣欣:不得不面对这些离场的人,其实蛮难的,没有那么轻而易举。压力很大,就像之前复旦大学的朱剑锋老师说的,感觉最后一章写得有点轻飘飘的。

陈曼冬:我的感觉倒不是轻飘飘,我觉得是有种不忍。虽然这个可能是必须要面对的一个话题,但是真的是有点不忍。

唐荣欣:其实每个医生都会有失败的病例,有些病人可能也不坚持。我一直不觉得我有多厉害,我只是很幸运。其实我觉得可能离开的这些人中也有一些人在别的地方怀上了,甚至我觉得有些人都能自己怀孕。

陈曼冬:这种职业带来的一种无力感,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要如何去排遣呢?

唐荣欣:医生如果说把工作全部掺杂到生活里,那很内耗。实际上我们也会慢慢抽离,太过于共情也不行。我年轻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兔子被打了空气针,就受不了。我大三、大四见习的时候,看一个妈妈生产时被外阴侧切,助产下剪刀下得早,产妇一声惨叫,那时候我也流泪了。再后来我当小医生的时候,也会对病人倾注很大的感情,有的时候会过界,但慢慢我就懂得了,你要是为病人哭,哪里哭得过来。

陈曼冬:这种共情有了一些变化。

唐荣欣:我觉得给病人提供最好的服务,就是爱她的。我觉得与病人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很重要,我也不太跟病人交谈,也不太有肢体的接触,我更愿意保持一个理性的状态,给病人提供最好的帮助,因为他们是来寻求帮助的。

陈曼冬:一开始大家不了解辅助生殖具体指什么的时候,有没有人把它当做救命稻草,好像觉得它是万能的,你碰到过这样的家庭或者患者吗?

唐荣欣:有,但试管有它的局限性,它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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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