瞄影评 | 《南京照相馆》：受难者视角的民族痛史

后记忆激活民族痛史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1937年南京大屠杀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历史创伤。在大屠杀研究者玛丽安·赫希看来，在讲述大屠杀这类“创伤记忆”，建构过去与现在、个人与历史的深度情感联系方面，摄影、电影等视觉形式具有独特的优势，因为它能让后人“没有亲身经历却能深刻感受”。玛丽安·赫希将这种未曾经历却与之有着强烈情感联系的历史记忆、尤其是对于大屠杀这类重大历史创伤的记忆称之为“后记忆”。

可以说，《南京照相馆》表达的就是一种玛丽安·赫希所言的、让后人宛如亲历的“后记忆”。影片讲述一群平民因未能出城而在一间名为“吉祥照相馆”避难的故事，他们有邮递员、警察、演员以及经营照相馆的普通市民。刘昊然饰演的邮递员在照相馆躲藏时被需要冲印照片的日军摄影师误认为是照相馆员工，他因此暂时幸免遇难。王骁饰演的照相馆主人躲藏在地下室，他教会邮递员冲印技术，使照相馆成为他们一家以及高叶饰演的演员、周游饰演的警察等数人的临时庇护所。虽然职业不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大屠杀的受难者和见证者。通过他们的视角，我们亲历同事被炸、亲人被杀、妇女被辱、儿童被虐等种种惨绝人寰的悲剧，感受自己以及自己所爱者随时命丧敌手的恐惧。

对于“后记忆”而言，重要的不仅仅是如何再现历史记忆，还有如何与之建立强烈的情感联系。和《南京！南京！》《拉贝日记》《金陵十三钗》等同题材电影相比，《南京照相馆》最大特点是从普通的受难民众的视角讲述南京大屠杀，带领观众重新体验、重新触摸南京大屠杀的惨痛历史。人物遭遇所激发的悲悯、历史创伤所带来的痛楚通过若干情动力量强大的场面和细节有效弥合了我们与他们、历史与现实的裂隙，让观众与故事以及故事背后的历史创伤建立起了强烈的情感联系。

人物成长显影民族内涵

生动的人物塑造是本片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影片虽然人物众多，但主要角色均有清晰的成长弧线：从救己到救人，从保家到卫国，从合作到抗争。影片细腻地讲述了他们如何抛弃一己之私，成长为可以为他人、为国家奉献生命，敢于反抗强暴的英雄。影片放弃了战争片常见的场面奇观化、人物浪漫化的俗套，而采用朴实的镜头语言和场面设计来表现他们让通行证、调换底片、搏杀日军等情节，但其中蕴含的人性光芒、家国意识和民族血性让人动容。

除了正面英雄，汉奸翻译和日军摄影师为代表的反派角色也同样让人印象深刻。

作为一部具有鲜明民族意识和坚定民族立场的电影，《南京照相馆》并没有回避民族成员内部的复杂性。王传君饰演的翻译将一个阿谀谄媚、怯懦自私、两面三刀，毫无民族气节，只重个人利益的汉奸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他不仅不会冒险对同胞施以援手，甚至妻儿被杀也不出手相救。如果说照相馆避难众人的成长是人性不断升华的过程，那么王传君饰演的汉奸翻译的成长则是人性不断泯灭的过程。

出身贵族的日军随军摄影师伊藤秀夫看起来单纯稚嫩、温文尔雅。他不敢开枪杀人，这种表面的懦弱背后其实是不愿亲手沾染鲜血的伪善。他一方面为邮差签发通行证，一方面命人枪杀持证者，这表明他同样残暴无情，甚至更加阴险狠毒。他的成长与其说是转变，不如说是显影，即军国主义者的本来面目逐渐清晰的过程。

影像史学的记忆政治

照相术，如安德烈·巴赞所言是时间的香料，它像古埃及制作木乃伊一样将事物的形象烙印在胶片上，使之免于时间的腐蚀。本片继承了这种照相写实的原教旨主义，将众多真实历史照片记录的砍头、活埋、奸淫、集体屠杀等日军暴行转化为艺术影像，书写海登·怀特所谓的“影像史学”。但创作者显然并不认同巴赞所说的照相的客观性。正如海登·怀特所言，影像史学不仅是记录，也是叙事。影片通过日军记录战绩的照片来揭露日军的罪行，同时也通过日军禁止刊登相关照片、组织拍摄所谓“中日亲善”的照片来揭露日方的另一种影像史学书写方式。就此而言，《南京照相馆》这种带有自反性质的叙事不仅向观众传递了照片记录的民族创伤，也让观众意识到对照片的不同取舍、组织可能形成完全不同的历史叙事。中日双方现实中对中日战争历史书写差异背后的“记忆政治”博弈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更多像《南京照相馆》这类能够有效激发观众情感共鸣和身份认同的历史书写，不论是文字的还是影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