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潮｜重读《宋史·苏轼传》有感

许多年前翻阅一套黄皮封面的《二十四史》时，我曾专门找来《宋史·苏轼传》读过的。那时对苏轼平生不甚了然，粗粗览阅，基本上没有太深的印象。近期在手机上检索到这篇原文，连同译文又看了二遍，结合看过的几本质量较好点的传记，略有新的感悟。

（一）元代官修背景下的《宋史·苏轼传》

《宋史》是纪传体断代史通史，全书共496卷，约500万字。于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由元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共记录了二千多人的列传，《苏轼传》作为其中的重要篇章，全文近万字，排在列传第九十七，与他的儿子苏过组合，所以比《宋史·欧阳修传》字数要多得多，比《宋史·王安石传》要少一些，算是单传中篇幅排前列的。宋史编撰时参考了宋代官方档案及文人笔记，但又受到元代政治立场的影响，部分内容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局限性。一方面要继承前朝的史书传统，另一方面又要体现本朝的价值观念，写苏轼传时，遵循“志在述事”的史法，如论免役法，“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与王安石、司马光的朝堂争论引用了相当多的原辞对白，向神宗、哲宗皇帝建议中引用了大段大段的奏章内容。

对苏轼在黄州、惠州、儋州贬谪生涯的书写则很简约，体现出传统正史书写的范式，核心在于“以政为纲”的史观。如写到被贬岭南这段历史时，曰：“遂以本官知英州，寻降一官，未至，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六年左右的岭南生活，难以想象的苦难岁月，在元史家眼中仅寥寥无几的一段话就轻松带过去了，他们以塑造“社稷之臣”为己任，着墨的是谏诤风采和名臣形象，个人境遇并不是传记关注的重点。

综观《宋史·苏轼传》在记叙苏轼行状时的文字，更侧重于其政治行为和朝廷决策的影响，围绕着变法与反对变法，如何才是真正的循守祖宗法度，国家治理中的观点交锋，记述得都很细致，而对苏轼个人的思想、情感、个人生活等方面着墨较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史书的客观性和权威性，但基本上把他定位在朝廷命官的身份上，使得苏轼的形象不够丰满立体全面，难以展现其作为文学家、诗人和美食家生活家等多重身份的独特人格魅力。

（二）与苏辙所作“苏轼墓志铭”的比较和取舍

苏辙为其兄苏轼所作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以下简称苏轼墓志铭），是宋代墓志铭中篇幅极长的代表作，全文约八千字左右。当年苏轼为司马光写过一篇《司马温公行状》，约七千字，行状不是墓志铭，但也基本上属于同一类文体。 古时这些名人大家写的此类作品，往往在同代人中广泛传阅，并流传到后世当作范文来欣赏。

《宋史·苏轼传》与苏辙写的墓志铭相比，在记叙苏轼生平方面有诸多的相类似之处。我曾全文通读过，感觉宋史的好多说法，是来源于苏辙的“苏轼墓志铭”，苏辙的角度更多地从兄弟个人情感和家族出发，对苏轼的一生进行了深情的回顾。如“予兄子瞻谪居海南四年春正月，今天子即位，推恩海内，泽及鸟兽。夏六月，公被命渡海北归。明年，舟至淮、浙。秋七月，被病卒于毗陵。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这段文字非常生动地描绘了苏轼去世后，吴越百姓的悲痛之情，体现了苏轼在民间巨大影响力和崇高威望。

《宋史·苏轼传》在参考苏辙写的墓志铭时，也进行了有选择的取舍。它更注重苏轼的政治活动和朝廷事迹，对苏轼的民间影响和个人情感取用篇幅较少。例如，苏辙在“苏轼墓志铭”中详细记载了苏轼小时候读《后汉书》范滂列传时“慨然叹息”“奋厉有当世志”的故事，以及苏轼与母亲关于范滂的对话，展现了苏轼少年时期的远大志向和家庭影响。但在《宋史·苏轼传》中，这些内容相对变得简单，没有当作重点描写。

这种取舍反映了官修正史与私人墓志铭在记叙目的和角度上的差异。官修正史更注重历史事件的客观性和政治意义，而朋友圈或至亲写的墓志铭则更强调个人情感和家族记忆。两者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对苏轼生平的多维度认识。

（三）苏轼的胸襟和气度

在《宋史·苏轼传》中，关于苏轼与王安石的一生恩怨，众所周知，就不说了。这里说说韩琦对苏轼逐步使用的“压制”建议，这是另一个影响苏轼上进的重要事件。宋英宗欲召苏轼入翰林，宰相韩琦却以近例为由，建议先召试秘阁。从原文描述来看，“治平二年，入判登闻鼓院。英宗自藩邸闻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诰。”宰相韩琦反对这么快提拔他，认为这样难以服众，说即使要用也只在馆阁，并要通过考试。英宗说：“试之未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邪？”韩琦还是认为不可，“及试二论，复入三等，得直史馆。”后来苏轼知道了这件事，说：“公可谓爱人以德矣。”

韩琦作为北宋著名的贤相，他考虑的是朝廷的用人制度和人才成长规律。他认为苏轼虽有文才，但资历尚浅，若骤升高位易招非议。因此，他建议苏轼先在地方基层磨炼，待阅历与资历充分后，再委以朝廷重任。这一建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苏轼的仕途发展速度，但也为苏轼积累了宝贵的实务经验。

苏轼后来对韩琦的态度，体现了他的豁达和感恩之情。元祐八年（1093 年），苏轼知定州，他来到阅古堂祭奠前任知州韩琦，写下了《祭韩忠献公文》，盛赞韩琦的高风亮节和对苏轼兄弟的知遇提携之恩。如文中“四十余年，其德日新。钟鼎有尽，竹帛莫陈”，“我与弟澈，来自峨岷。公罔罗之，若获凤麟”，“我独何幸，敬践后尘”等等，表达了苏轼真正理解了韩琦当初建议的良苦用心，也体现了他对前辈的尊重和感激。

（四）文学成就与政治书写的分离

《宋史·苏轼传》侧重于作为朝廷命官的职场脉络记叙，很少作为文学家、诗人的宏大叙述，与后世许多人眼中的苏轼形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介绍了苏轼跌宕起伏的一生后，涉及到他文学成就部分，这样说：“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既而得之于天。尝自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轼成《易传》，复作《论语说》；后居海南，作《书传》；又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概括性地罗列了他写的职场文章和经学著作，对后人脍炙人口的诗与词、书与画几乎只字未题。

今天普罗大众之所以喜欢上苏轼，许多人是因为他的苏轼诗词歌赋中有太多灿若繁星的名句，如“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等等。苏轼的一生以诗为史、以词言志、以文载道，在诗文中淬炼出中国文人的精神标杆，熔铸了生命中最真实的温度与厚度。

这也正是《宋史》以“朝廷理政”为纲，统领全传的必然结果。基本忽略了苏轼作为文学家、诗人的多重角色，更谈不上今人津津乐道的旅行家、生活家、美食家等其他身份。写其他的历史人物亦如此，如《宋史·欧阳修传》同样侧重强调了欧阳修政治上的直言敢谏和皇帝对他的赏识，而对一代文坛领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风格等方面没有展开更详细的记载。

（五）与后世传记的异同和启发

《宋史·苏轼传》与后世几本有名的苏轼传记比，在记叙内容、角度和风格上存在诸多差异。在记叙内容上，林语堂等人的传记更加全面地展现了苏轼的文学成就、个人情感和生活经历。他在《苏东坡传》中，详细描绘了苏轼的诗词创作、艺术风格和思想境界，以及他与家人、朋友之间的情感纠葛。李一冰的《苏东坡新传》则以苏轼一大批的诗词，串联起苏轼的平生经历和苦难历程，又结合大量史料和笔记，展现了苏轼从苦闷走向旷达自在的心路历程。比起林语堂传记中缺乏大量历史背景、人物交叉和关键细节，这本书是我最爱读的，读后觉得，李作似乎更全面一些。

周文翰在《孤星之旅：苏东坡传》中，以近似记者的视角探究苏轼和宋朝文化生态的关系，用新的史学观念、美学视野，追溯苏轼的一生，波及他与那个时代的政治、文化、艺术生态的关系，读后觉得作者冷静客观——并不轻易出来评判，而是让读者自己判断，避免了主观性太强、以偏概全。王水照、崔铭作为严谨的学者，创作的《苏轼传》虽然没有那么细腻，但结合对宋代历史文化的分析，忠实而生动地叙写了苏轼人生轨迹中的重要片段、政治和文学艺术上的作为，领悟其思想升华过程，展现了一代文豪的人格魅力。

从一定意义上来看，《宋史·苏轼传》作为官修正史的产物，只是体现了元朝特定的价值和立场。与后世传记相比，它只是一面引人注目的镜子。如果把它放在二千多名宋史单传人物中来看，苏轼的光芒就愈加闪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