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评丨大学校门，应“敞”之有道

7月2日，新华网发文质疑“大学校园向公众开放咋就这么难？”相关微博话题上线半小时阅读量即过600万，说是引发热议毫不为过。

大学校园应该开放吗？这其实不是什么新话题。从道德责任和义务看，至少公立大学作为社会公共资源，理应负有服务社会、共享资源的公共责任，对社会公众开放校园和资源属于其承担道德责任的题中之义。校园开放有很多正面效应，比如通过共享讲座、图书、场馆、建筑等丰富的学术资源和硬件设施，可以有效提升社会整体的文化素养、人文氛围和民生福祉，特别是如果有大学作为社会普遍交往的公共空间，对于一个开放理性的社会塑造善莫大焉。

但开放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对校园安全和教学秩序的影响，这也是反对开放的主要理由。恰好也是在7月2日，上海交通大学通报说有学生在校内体育场与校外人员发生冲突，说明这些担心不是杞人忧天。

如果正反意见各有其理，那么共识从何而来？答案或在比例原则之中。简单来讲，如果一项政策或举措必然会带来一定负面的结果，那么必须最大限度降低其负面影响。开放校园所带来的社会福祉的增加是普遍的，而安全风险则是偶发的。换言之，科学的校园开放政策可以最大限度降低安全风险，比如刷身份证实名制入校，增强校园管理权限和力度，合理设置开放区域和时间，控制学生生活区域和教学区域进入等。如此，即可认为开放的政策效益要大于封闭。那么无论从道德责任还是实际效用层面看，大学校园开放都是一项更好的、应该采取的政策。

当然，大学校园开放的合理性，并不能让我们忽视实践的复杂性。现实中校园安全的敏感性和舆情风险的高发，进而形成的问责后果，会让很多管理者在管辖权限内宁愿选择自利避责。这就需要更加脱敏的舆论环境和更加包容的追责机制予以制衡，让校园秩序管理者在加强风险管控的同时尽量少一些顾虑，而不是一遇到问题就退回封闭状态。

（作者系浙江传媒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