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新书丨献给小人物的悲歌，《歧路彷徨》讲述明代小读书人的选择与困境

近日，由世纪文景推出的《歧路彷徨：明代小读书人的选择与困境》增订本正式面世。这部由台湾阳明交通大学人文社会学系教授张艺曦潜心多年完成的著作，聚焦明代中晚期一群“有名字却不响亮”的地方小读书人，通过钩沉史料、还原个案，揭示了他们在思想风潮与社会剧变中的挣扎与抉择。

此次增订本，也是简体中文版首次出版。作者在2022年初版基础上润色全书，增加了增订本序言和“阳明学讲会与小读书人”一章，对学界的相关评议进行了一定回应，为理解明代思想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提供了更全面、更立体的视角。

小读书人在阳明学传播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是学说接收者，更是将思想转化为社会实践的桥梁。通过二次传讲和地方合作，阳明学得以突破精英圈层，成为一场“从基层而起的运动”，这也构成了与程朱理学的根本差异。

为何关注“小读书人”？

“小读书人”是本书的核心概念，他们多出身地方士族，有的有功名却未跻身仕途，有的甚至是没有功名的布衣，往往没有跨地域的声望。他们既非思想史上的“大儒”，也非政治史中的权臣。许多人没有资格被正史记上一笔，但这些人在地方丈量田土、组织社集、传播思想，实为历史洪流的中坚力量。

这一群体在阳明心学、文学复古、科举制艺三股风潮中摇摆：有人追随大儒讲学却陷入“致良知”与科举的矛盾；有人投身诗文社集却因制艺风潮转向八股文写作；更有人游走于儒学与道教净明派之间，在“忠孝”教义与飞升预言中寻求精神寄托。

他们的选择，折射出明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困境——如何在理想与现实、思想与生计间取得平衡。

方法论突破：以“微生命史”对抗宏大叙事

不同于传统思想史聚焦精英人物，本书采用“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作者从方志、族谱、笔记中打捞零散记录，拼凑出一个个“微不足道”的生命轨迹：

李鼎，出身儒学世家，早年随父宦游，接触复古派文学，与李攀龙、王世贞代表的“后七子”阵营关系密切。万历十六年（1588）考中顺天府乡试举人，参与西北边防、治河等实务，并撰写《边策》《海策》等经世策论，但未获朝廷重用，中年后流落江南，以幕僚、讲学为生。

其姻亲张位（大学士）曾试图提携，但最终未能改变其“落魄江左”的命运。中年著书立说，注解《论语》《大学》《中庸》等经典，编《经诂》。晚年痴迷净明道预言，笃信净明道“忠孝为本”教义，修订《净明忠孝全书正讹》，试图调和儒学与道教；并深信许逊飞升1240年后（即万历四十年）将有“八百地仙降世”的预言，归隐南昌西山结庐等待，但预言未应验，仍以制艺（科举八股文写作）授徒，终老于乡。

其生涯跨越军事、文学、宗教三重领域，折射出明末士人在社会动荡与思想变迁中的困境。他虽未跻身主流史册，却以“绾合儒道”“开制艺先风”等独特实践，成为研究晚明文化转型的典型个案。

王阳明

涂伯昌，新城小读书人，家境贫寒。十岁读朱熹《格物补传》而困惑，辗转吉安问学两年，却未能解惑，惭悔无比，以至在归途中放声大哭。为谋生计，他师从浙江黄汝亨研习制艺，终成地方文坛领袖。他始终徘徊于心学与制艺之间，早年推崇罗汝芳心学，认为心学是从理学到制艺的关键桥梁；中年师从吴麟瑞（罗汝芳门人）后，通过《古本大学通》等著作解决了长期困扰的格物问题。

但在崇祯十七年（1644）经历甲申国变后，思想发生剧变，将明朝灭亡归咎于心学“致良知”说导致人心败坏，转而批判王阳明，推崇罗钦顺《困知记》的理学立场。

尽管未被主流思想史记载，涂伯昌代表了明末地方小读书人的典型命运：既受心学熏陶，又需通过制艺谋取功名；既试图调和“文理合一”的学术理想，又不得不在明清鼎革之际面对现实冲击。其生平印证了阳明心学在江西的衰落过程，也展现了科举制度下寒门士人的生存智慧。

这些个案揭示，小读书人并非被动跟随风潮，而是以“游走于大儒之间”的方式，成为思想传播的地方枢纽。

学术价值与现实映照

本书的贡献不仅在于填补明代思想史研究的空白，更在于提出了一系列颠覆性观点：

重新定位阳明心学的传播：过去认为心学依赖大儒讲学，实则小读书人听完大儒讲学回到乡里二次传讲，以及《传习录》等小册子的民间传抄才是关键；解构科举与思想的二元对立：小读书人始终试图调和“穷经”与“应举”，将心学良知论转化为科举策略，而非全然排斥；揭示三教合一的实践逻辑：儒学士人参与净明道活动，并非出于信仰虔诚，而是借助“忠孝”教义维系地方秩序，凸显实用主义倾向。

在当代语境下，本书亦引发共鸣。书中援引日本漫画家浦泽直树的推理漫画《怪物》的隐喻——历史中无数“没有名字的怪物”终被遗忘，恰是对当代知识人处境的深刻映照。

作者坦言，许多现代学者自嘲为“小读书人”，这种身份焦虑与明代士人的处境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他在新版序中说：

“如果用今日学界的景况来做比拟的话，李鼎与涂伯昌就像是一些博士候选人或博士后吧。不少人应该都有类似的经验，我们会在一些学术场合见到博士后，他们在会议上提问、报告或发表文章，提问很有重点，文章很精彩，而且他们可能还认识不少人，也跟不少人有往来交流，但他们却仍被当作学界的边缘人。

“这类情景也见于期刊论文的审查。我在博士后期间投稿的文章，据说便有人提出博士后的论文是否适合刊登的问题。我有教职以后，参与一些学术审查的会议，有些期刊会明白指出，若有博士候选人或博士后的文章，必须审慎考量。尽管博士后已有博士学位，即使他们下一阶段就是高校教师，但整个学界、高教体系，仍然把他们当作圈外人。”

本书不仅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更是一曲献给历史无名者的安魂曲。它提醒我们：在思想与制度的宏大叙事之外，那些被遗忘的“二三流人物”，恰恰是构建时代底色的关键力量。

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写的，“我总不禁想为这些无足轻重的小读书人抱不平，想为他们留下名字……”这恰是今天学者对历史的敬意，和对现实的关怀。

（世纪文景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