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事而文”而不“为文而文”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提出的主张。所谓“为时”“为事”，指的就是文章要摹绘时代、反映现实，为推动社会进步而作。然而在当下的工作中，个别人却把写材料、写文章当成了纯粹的“文字秀”，陷入了“为文而文”的误区，写出的文章，群众“看不懂”、实践“用不上”。

那么，如何从“为文而文”转变为“为事而文”？

一

“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中国古代文脉的精髓在“文”更在“事”。在《新乐府·序》中，白居易曾阐述过这样的观点：“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在他看来，脱离现实、过度追求形式漂亮的“为文而作”终究是“空中楼阁”，强调要多一些扎根现实、直指问题的“为事而作”，发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社会功能。

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诗经》三百篇记录了先民的乡野生活；杜甫的“三吏三别”道尽世间离乱与人民悲苦；《滕王阁序》《阿房宫赋》等千古闻名的骈体文，既有文字和音律的美感，又饱含对家国大事和个人命运的深刻思考。

时间流转，“为事而文”是个永恒课题，无论当下还是未来，都意义深远。写文章，先要弄清楚为什么而写：是为解决现实问题、解答实际困惑、推动社会发展而写，而非为了空洞的抒怀、谄媚的吹捧、虚假的粉饰而写。

毛泽东同志曾说：“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出自他笔下的文章，诸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整顿党的作风》等，或是为了鼓舞士气，或是为了澄清谬误，或是为了阐释思想，都是有着迫切的现实需求和鲜明的问题导向，从不作无病之呻吟。

这些流传后世的经典之作，都与时代肝胆相照，以赤诚之心，为时代之“事”作注。

滕王阁 图源：“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

二

《之江新语》中的《文风体现作风》一文阐明了这样的观点：“用尽可能少的篇幅，把问题说清、说深、说透，表达出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同时对那种“喜欢写长文章，讲长话，但是思想内涵却匮乏得很”的不良文风提出批评。

当下，转作风、改文风已蔚然成风。然而在现实中，还是有不少人一提笔、一构思，就会不自觉陷入一些误区。

喜欢堆砌华丽词藻是很多人行文时的“通病”。不可否认，优美的词藻在一定程度上能体现作者的文采。但有人却以为词藻越华丽、句式越复杂，文章自然就更“上档次”。因此，在写文章时，明明几句大白话就能说清楚的，非要堆上一些看起来很光鲜的表达，动辄“盛世华章”“之乎者也”，或是把简单的意思藏在大段引用的名著名言中，读者辛苦读完，反而不知作者想表达什么。这类文章就像“空壳子刷金漆”，乍一看文采斐然、流光溢彩，但去掉这层外壳，内里实则空空如也。

还有人对工整的结构执念颇深。一篇工整的文章于读者而言，可以辅助阅读；于写作者而言，可以提示思路。但如果写文章时过度追求结构整齐、句式对仗、字数对称，甚至患上了“对仗依赖症”，从字数、意象到词性、句式，都必须追求一一对应，忽略了一篇文章最硬核的价值应是其承载的思想观点，如此，写文章仿佛变成了做“填空题”、生产“流水线产品”。

这些文章，很多时候会陷入“茴字有几种写法”的“自我沉醉”，读者看后只会觉得“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对实际工作也起不到指导作用。

之所以在写文章时容易钻进“为文而文”的牛角尖，是因为理论功底不够扎实，对事物缺乏深入的思考、专业的研究、独到的见解，难以为读者提供丰富的思想增量，所以只能用看似华美的外表来唬唬人。归根结底，看似写作技巧上的问题，本质上却是作风问题。文章徒有华丽外表却缺乏实质内容，行文做事信奉“华而不实”，可能是形式主义在作祟；文章一发了之，口气很大，令人“望而生畏”，或许陷入了官僚主义的窠臼。

图源：“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

三

其实，“为事而文”关键在于一个“事”字——因事而起、随事而制、依事行文、文以事传。

“为事而文”，必先“知事”。“知事”就是观察社会、了解现实。我们创作的文章不应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广知天下事”是“为事而文”的根基。尤其对宣传干部来说，既要提高站位，也要有宏阔视野，还要用大白话讲出大道理，这就少不了深厚的底蕴作支撑，多读原文原著，把党的创新理论学深悟透，多读古人书经典书，提升自身文化素养。

此外，扎根现实土壤，做好调查研究，才能对社会现实有更清晰深入的了解。就好比坐在办公室感受不到基层百姓的喜怒哀乐，不扎根现实自然也写不出有意义、有温度的好文章。应多到基层走走，多听群众声音，把深刻的理论与鲜活的现实贯通起来，文章才能有思想、有针对性。

“为事而文”，重在“谋事”。“谋事”，就是通过文章反映现实、研究问题，把日常思考积累和调查研究中找到的问题、答案，条理清晰地呈现在文章中。一篇好文章的生命力，恰恰在于穿透迷雾的洞察、庖丁解牛的分析、引人共鸣的呈现。

特别是对宣传干部来说，我们的文章肩负着引导舆论、引领风向的使命。这就要求我们在“为事而文”时不能止步于对现象的描述，更要透过复杂表象抓住内核，“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把逻辑写清楚，把道理讲明白。面对纷繁复杂的舆论场，尤其要保持定力，准确诊断舆论背后的症结，让“千钧笔”写出正能量、赢得大流量。

“为事而文”，旨在“成事”。写文章不是一场“文字游戏”，而是为了解决问题、引领发展、推动进步。就像农民种地要看收成，工匠做工要看成品，写文章也要看实效——能否推动工作、服务群众。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就是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刻，分析形势、提出方法，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抗战必胜的光明前路。

当下，很多地方都在谋划工作变革，在制定改革方案的过程中，就应当摒弃“做一个漂亮方案”“写一篇工整文章”的老套路，而是要时时复盘：策略是停在了纸面上还是落到了现实中？问题比起之前有没有得到改善？唯有提出标本兼治的策略、作出切实可行的举措，并最终推动工作有一个质的飞跃，才是真正以文辅政、文达政通。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手握笔杆并不容易，屡经删改、反复推敲的过程，不仅是文字的淬炼、言语的斟酌，更是问题的解构、思想的碰撞，还是心性的磨砺、作风的锻造。瞄准“为事而文”，文字才能穿透空泛的口号、冰冷的数据，释放出直抵人心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