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偶遇了三位老师，影响了我的创作生涯

“让我们完成最后一个动作，在细雨中呐喊！”

5月29日，伴随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余华与读者完成了一次文学意味十足的互动，为“余华的文学课与人生课”画上圆满的句号。

本场活动结束，也标志着浙江工商大学第二届文学周落下帷幕，四天时间里，四场文学X影视跨界对话举办，余华、秦雯、班宇、海飞等名家来到初夏的校园，与读者、学生面对面，通过一次次哲学思辨和文化探讨，呈现经典文学与影视艺术的审美互读和良性互动，折射人文学科在新时代的特殊意义。

正如浙江工商大学党委书记郁建兴在开场致辞中提及的，当AI终结了知识的垄断，文科才真正开始了它的大发展。“当数据、算法、流量公式不断地冲击文学创作的时候，我们仍然对生命的真实体验倍加珍惜。人文的价值不但没有消散，反而以更加人性的视角、批判性的深度，而成为在科技时代守护人类文明的重要精神。”

在此语境下，回顾“余华的文学课与人生课”，感受时代变迁里的命运起伏，向外延伸文本与意义生成的核心价值，或许有利于创造更加丰富的知识经验，为读者提供新的启迪。

叩响命运之门=努力X坚持X运气

新人不断涌现，改变和塑造着一个时代的文学形态，活动现场，第二届漓江文学奖虚构奖得主刘楚昕成为关注焦点，也带来关于文学抵达路径的讨论。

“我们在第二届漓江文学奖终评会上讨论，一致决定把虚构奖给新人。进入最后名单里的六个作家里面，获奖的两个是我们五个评委完全陌生的人。”余华还提到今年获得虚构奖提名的王和平，“这位74岁的老人也是新人，新人是不分年龄的。”

“文学最好的时代就是新人辈出的时代。颁奖结束后，中国作协主席张宏森发来消息，对我们把奖项颁给新人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支持。”他说，文学奖要发现新人，年轻人则应该坚持创作，相信人生路上运气。

程永新也是本届漓江文学奖终评评委之一，他说，给陌生的名字颁奖是非常好的理念，未来肯定会被反复提及。

李晓博对“新人”身份有切身的体会，作为场上唯一一位90后作家，她和观众分享了她进入工作之后被碎片化事务填满的疲惫感受，也建议年轻的朋友抓住时间多读书，“当我面临困惑时，真正帮助我的是十几年前读书时积累下的关于自我、关于真正幸福和快乐感受的记忆。这些记忆帮我抵抗了住了信息的浪潮，让我看到我想要的生活。所以如果大家还在本科阶段，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强制性地阅读。”

从学生阶段到正式开始写作，她也对何为优秀的写作者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优秀的写作者不应该‘闭门造车’，而是要体验真实的世界。我曾被人际的复杂所吸引，一旦我离开人群，可能就无法写出好的作品。因此，我想在人际交往中吸收生活的不同面相，离世界更复杂的真相更进一步。真正好的小说就是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变成越来不可说的东西，变成只能阅读只能品味的东西，而这些只能从生存与生活的边界里找到答案。”

作家影响作家，好比阳光影响植物

以书为桥梁与优秀作家“偶遇”，可能会影响写作者的一生。“我大概在9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写作家和对作家的影响，将其比作阳光对植物的影响。植物在接收阳光影响的时候，是以植物的方式在成长，而不是以阳光的方式在成长，这是最好的影响。”余华说。

他回忆起对他影响最大的三个作家：“当年我去日本宣传《兄弟》，说川端康成是我第一个老师，别人都不相信，觉得川端康成的文章比我优雅多了。我从川端康成那里学会了写细节，你的叙述无论是快的还是慢的，细节都非常重要，如果我不会写细节，我不会成为今天这样一个作家；第二个是卡夫卡，他教会了写作的自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第三个是福克纳，他教会了我如何对付心理描写。因为当写作逐渐深入，你会发现最难的是心理描写，一个人内心平静的时候不值得去写，但他内心动荡的时候，用多少文字都表现不出来。最伟大的作家都是让人物心脏停止跳动，让眼睛睁开，手脚动起来。”

余华的作品也影响着一代作家的创作。作为与余华共同经历过文学黄金年代的人，王自亮感叹起了“时间的魔术”：“生活中我认识的余华无所不知，是天真和经验之歌的完美结合。我觉得余华的小说给我的‘多重生活’带来了一种形而上的安慰，他小说中的真切感、对小说人性化的处理，陪伴着我的人生。”

在他看来，一个作家有两种时间，精确的现实时间和迷惑的虚构时间。余华的作品反映出一种独特的“小说观”，好像能看到时间又好像找不到时间，这就是余华作品的高明之处，没有时间上的模糊感，这让读者可以随时跟主人公交换身份。而且余华的作品又折射出其妙不可言的内心世界，让读者感受到弥漫在字里行间的悲天悯人。“余华虽然自谦地说不懂诗歌，但他对内心世界的有机表达，还有对时间和命运的解构都已彰显出诗人的特质。准确地说，余华在40年中的准确书写，已经沉淀为一部中国的史诗，我要以诗人的名义向余华致敬，向他伟大的作品致敬。”

伟大来源于感知和专注

文字是跳跃的音符，音乐与人文的交互，塑造了优秀作品的精神底色。

余华对小说结构的理解也来源于音乐，“研究长篇小说结构非常困难，年轻时我以为这种结构极其复杂，但其实长短篇小说结构是一样的，差别主要在篇幅上。音乐教会了我如何去组织那个长篇小说的结构，为什么我的《在细雨中呼喊》上来就是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四章，这就是受交响乐的影响。”

他说起小说的韵律：“中文汉字是单音节的，更强调节奏感，而不是旋律感。如果想要小说表现出某种音乐性，就需要控制语言的长短。”

对故事与节奏的把控，也折射出作家对内容与形式的认识，“当你想要写一部作品，其实你是在寻找一种形式。这个形式由你所写的内容来决定，不能反过来说要去营造某种形式，再把内容填充进去，这不会是一部好作品，你也永远不会写出自己。”

而准确的表达、极致的审美等要素，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优秀作品背后相通的东西。

“过去有一句话，最民族的也是最国际的，我非常认同。写好本民族人性的复杂性，就会让读者联想到更多的东西。”程永新以苏童的小说《好天气》为例进行进一步阐释，“这本书里写了大量的鬼魂，我阅读它的过程中，就会想到《第七天》《本巴》，我甚至会想到大师玛格丽特。书中写到了不同阶层的人，呈现出一个复杂的图景，非常有宿命的感觉。”

更进一步，好的文学作品往往涉及社会现实的表达与呈现，余华结合年轻时阅读马尔克斯《番石榴飘香》获得的启发提出，一本优秀的小说只能解决一个问题。“马尔克斯说原本想以《百年孤独》的方式写《霍乱时期的爱情》，但他后来读了福楼拜的《情感教育》，这是一部很好的作品，但在马尔克斯眼中这个小说是不成功的，因为福楼拜既想要情感又想要社会动荡，这也启发了他，只写爱情，不写社会。但放心，拔出萝卜带出泥，写那个时代发生的爱情，必然会把那个时代发生的改变写出来，不需要故意地去写，就像我在北师大上课时给同学说的，要有野心，但不要贪婪。”

重塑时代经典呼唤伟大文学，不仅是写作者的愿景，也是人文传承的使命，而以经典力量的灼照生命体验，找到抵达这一远方的“窄门”，可能是这堂文学课想要表达的深意。

（图片由主办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