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来峰丨科创潮背后的改革基因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吴越王钱镠写给妻子庄穆夫人吴氏的一封浸润着江南秀美的书信，注定了杭州千年文脉温软的底色。

进入21世纪，杭州因为电子商务、阿里巴巴和马云惊艳世界，但商业互联网的产业特征延续的似乎依然是吴越时代以降的绵长温软。又过了20多年，这座城市再一次引发关注，这一次，是因为人工智能，因为科创热潮。和既往的显著不同在于，这一次的杭州很“硬”，是真正的硬核科技。

为什么是杭州？这是一种偶然还是必然？如果是共性的必然，那么其底层逻辑又是什么？放在改革开放47年的历史坐标上观察，我们不难发现这一轮杭州科创潮背后的四个关键词：民营企业、市场经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人的创造力。

以地理和时间为轴，个人认为，浙江改革开放史大致可以做如下概括：20世纪80年代的“温州模式”，90年代（义乌市场发展的相对成熟期）的“义乌经验”，21世纪的“杭州现象”。上述四个关键词，即极为清晰地贯穿其全过程。

2015年5月，上海《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长篇报道，“温州模式”第一次横空出世30周年之际，我撰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什么是“温州不死”的中国价值》。我认为，地处浙江最南端的温州及“温州模式”的本质肯定不是泛滥一时的假冒伪劣，甚至不是费孝通先生所论及的小商品、大市场，这些仅仅是其外在的表象，“温州模式”真正的内核，在于率先探索了中国改革发展的基本路径、方法乃至方向：产权明晰的民营企业破冰，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东方启动点”。在此意义上，作为中国草根型市场化改革最彻底、最成功的“模范生”，领跑者浙江可以被理解为“温州模式”续写创新史的提升和放大。1982年9月5日，义乌第一代“稠城镇小百货市场”正式开放，并于1991年跻身全国“十大专业市场”榜首声名远扬，继而摘得“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桂冠。但很长时间，我一直认为发生在义乌的传奇很大程度上可纳入广义“温州模式”的范畴，甚至可以说就是“温州模式”的变种。

的确，对比“义乌经验”与“温州模式”，两者最大的显性共同点都是“小商品、大市场”，以及作为“小商品、大市场”获得成功的根本性基础——民营企业与市场经济的丰沃土壤。但在更长时间轴的追踪观察中，我越来越强烈地厘清了两者同样显而易见的差异：当年“温州模式”流传广泛、极具新闻性的一句口号是“不找市长找市场”，这是改革开放早期政府以“无为而治”放活民间力量的历史必然；而义乌市场在1982年得以降生，大胆的改革者时任义乌县委（1988年义乌撤县建市）书记谢高华功不可没。此后，六代市场十四任书记，其政府行为从最初的摇摆观望，到主动介入引领，再到创造性的自觉有为，显现出了鲜明的有为政府的发展主脉。某种意义上，地处浙中、南北相望的义乌充分汲取了浙江南部强市场与浙江北部强政府的双重优势，走出了一条极富特色的义乌发展之路。

关键是，如何理解与践行政府行为与市场活力之间的辩证关系？

“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催生培育者”谢高华于2019年10月辞世，生前我曾经三次追访。在我最新撰写的《义乌经验：中国政府与市场发展》一书中，针对这一疑问，我与谢高华书记有这样一段口述史对话——

问：小商品市场的发育是市场行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政府究竟是个什么角色？政府去参与和推动的理由是什么？

答：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是有历史渊源的，的确是农民自发的。但那种认为市场经济就是放手不管、自生自灭的观点肯定是错的。政府不能乱插手，但也不能什么都不做。不然的话，市场的生长就会被阻碍，步子也不会这么快。

问：那么具体而言，面对市场，尤其是像义乌小商品市场汪洋大海般的生态系统，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答：市场肯定有自己的生长规律。义乌市场那么大，参与的老百姓那么多，经营的商品品种数都数不过来，政府什么都要管怎么可能？政府要管并管好的是政策方向、法规秩序和老百姓千家万户做不了的公共服务之类的东西。但是要想清楚一点，政府做这些事是为了办好市场，服务于老百姓，而不是用自己去替代市场。

时间走到21世纪，历史的钟摆再次回归以杭州为核心的北浙江，事实上，改革发展从来不存在什么从天而降的奇迹，时代的演进就如同一棵大树的年轮，每一圈层都是生命的累积与进化。可以认为，科创潮背后本质上恰是改革取向下“温州模式”“义乌经验”的延续和再出发：

——杭州市场经营主体总数目前已突破200万家，其中民营企业占比90%以上，并成为引领科创浪潮的弄潮儿；

——以市场经营主体发育状况、民间资本等要素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市场经济价值观与行为规范确立的程度等为评价标准，杭州是全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进而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要素的自由流动组合；

——地方政府对科创企业群体涌现的大力助推，得到了舆论场的充分赞誉，但其政府行为不可忽视的硬币另一面，是对市场经济规律和准则的遵循。杭州营商环境打造最著名的一句话是“有求必应、无事不扰”，政府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边界分明。很多时候，“无事不扰”比“有求必应”更难亦更重要。

必然的因果逻辑只能是，正是在尊重民营企业、繁荣市场经济的基石之上，正确地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才能真正激发千百万“人的解放”，铸成创业创新的活力之城。

改革的理念与制度培育绝非一日之功，因此某种现象的学习和复制并不容易。这也再次告诉我们，深化改革坚定不动摇是必由之路。 

（胡宏伟，浙江工商大学战略企业家学院特聘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