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报读书会｜从时代城市到科创中国：“浙江模式”的经验与启示

当前沿科技企业迅速崛起，浙江这片最具吸引力的科创热土正在成为全球焦点。

5月18日，“破解科创密码 展望经济发展”暨《科创与中国》新书讨论会在杭州举办。会议由浙江大学经济中心高级培训主任叶宏伟主持，浙江大学资深文科教授史晋川、银杏谷资本创始人陈向明、数字经济与全球战略研究所所长曹钟雄等重要嘉宾到场，聚焦浙江科创的生态优势，进行了一场近三小时的对谈。

嘉宾对谈从微观到宏观，围绕政策引导、资本布局、人才机制到场景营造与文化支撑展开，系统梳理了浙江在构建创新生态方面的经验路径，为全球创新发展提供新思路、新启示。

新书讨论会现场。图片由中信出版社提供

【1】为何是浙江

作为土生土长的杭州人，史晋川目睹了浙江经济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从自己的科研经历出发，聊起了杭州科创热潮的起源。

“26年前，我承担了两个课题，一个是温州模式研究；另一个是浙江的现代化道路研究。出版了《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和《浙江的现代化道路：1978-1998年》两本著作。这两本书构筑了一个分析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也回答了‘什么是浙江模式’这一问题。”

他认为，从资源配置视角观察区域经济发展，浙江模式是用民营化和市场化推动工业化的模式。“随着经济发展，资源会从初级部门向高级部门转移，形成所谓的‘工业化’，同时向具有区位优势的地区集聚，形成所谓的‘城市化’。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启动和向前发展的过程，就是资源配置主体和资源配置方式发生改变的过程，也就是民营化和市场化。民营化和市场化是改革，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发展，简而言之，浙江模式就是用改革推动发展的模式。”

更进一步来看，民营化和市场化也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用现代经济学语言来说，民营化就是自由企业制度，也就是说，在配置资源活动中，给老百姓自由选择的权利，让大家自主决策，并且收益风险自担，这会形成一个非常有效的激励机制。市场化就是交换的自由，交易的人越来越多，就会形成规模效应，促进市场发展。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告诉我们，市场发展会促进社会的分工，提高社会的生产力，提升效率。”史晋川指出，正是因为浙江模式同时具备激励机制和提升效率的机制，才能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那么，科创热潮为何爆发在杭州？

史晋川认为，背后是杭州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动，以及新的民营化和新的市场化之间的互动与竞争，“改革开放初期，浙江资源配置的最佳空间在县域，因为农村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主流，发展所需要的工业、劳动力、原材料、商品销售市场等，都以县域经济为基础。当工业化从初期迈向中期，城市化也走向了新型城市化，以此为背景，浙江省改变了空间战略，从强县战略转化为都市区战略，城市得以发展。随着城市框架拉开，硬件设施、交通基础设施、软硬件设施改善，对高端要素的吸引力由此产生。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最有代表性的两家企业，一家是生产小灵通的UT斯达康，另一家是阿里巴巴，以龙头企业为牵引，城市资源、信息、人才等要素集聚，孕育了‘互联网+’的氛围。这种趋势也给民营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激励民营企业将资本投向新经济领域，突破原来的产业准入和市场监管，达到意想不到的发展效果，最终带动杭州的产业发展。”

史晋川发言。图片由中信出版社提供

【2】创投，科技的“护航者”

作为云深处、微分智飞等杭州科创企业的天使投资人之一，陈向明结合科技投资的思考与实践，以亲历者的身份分享了他的感受：“第一，投资的本质是资源配置，要把资金配置给最有需求的年轻人，同时越是穿越时空的资源配置越有效；第二，投资需要自主判断、承担责任。银杏谷资本起源于士兰微电子的投资部，最早的资金来源于士兰微电子等5家制造业产业集团，因此对科技比较亲切，愿意理解科技、尝试对科技的冒险，十余年淋漓尽致地坚持投早、投小、投科技。

在陈向明看来，今天中国已经从“资源约束”阶段进入“科技约束”阶段。传统的资源约束以石油为代表，科技发展都是为了更好地挖掘物理世界的资源，比如怎么用科技手段挖更多的石油。而今天，科技进步是用更少资源发展经济。因此，国家、企业家以及投资人都需要围绕“科技约束”这一变量来做投资。他以“茅台酒”和“特斯拉”为例进行说明，“茅台酒代表中国传统石油经济体系最伟大的企业之一，特斯拉代表的则是美国新经济体下的伟大企业，二者的共性在于都要消耗能源。区别在于，茅台酒消耗能源后获得丰厚的现金和财务回报，没有沉淀其他；特斯拉的新能源体系沉淀了大量数据，成就了FSD（完全自动驾驶）这一人工智能引擎，沉淀了指向未来经济体的商业模式，催生了企业生长的第二曲线，使特斯拉从传统的汽车企业变成人工智能企业，既能做机器人、大模型，也能做底层的芯片。两种模式各有千秋，但从企业家的角度来说，一定是从特斯拉的影子里寻找未来。”

他还建议，投早投小投科技要用“望远镜”而不是“后视镜”做投资，资源配置应在项目最需要时提供支援，而非在后期。“银杏谷资本大概投了五六百家早期项目，三年内一半项目没有了。如果不是一半没有了，说明投资公司没有在前线‘打仗’。现在大量投资公司等在后方，等项目打了‘胜仗’再投资，变成了‘财经公关公司’。当项目已经取得胜利时，投资公司再投资其实并不影响战役结果，也未能提供实际支持。”

“和做学术不同，做产业要做正确而容易的事情。”这是陈向明近期的感悟。就像段永平讲的，做正确的事情，把事情做对。只有抓到了正确而容易的事，才有飞轮效应，才有时代的贝塔。也就是说，只有顺应时代发展的方向，顺势而为，事情才能容易。如果觉得做事越来越难，就要反思是不是做错了。

陈向明发言。图片由中信出版社提供

【3】从杭州到中国：科创热潮如何延续

“科技力量导致了城市的分化，也改变了城市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曹钟雄将“创新”视为这个时代最正确而重要的事。工业革命以来，每一次科技变革，孕育了一批新的世界级城市的崛起。

在他看来，改变城市命运主要靠三大力量：

一是，战略型城市，这一城市类型区别于功能辅助型城市，具备提高国家科技创新能力；

二是，支柱型产业，正是因为杭州久久为功聚焦于科技创新领域，才孕育了“六小龙”这样的科创企业。

三是，龙头企业，如今杭州在数字领域已形成以阿里巴巴、蚂蚁集团、海康威视、新华三集团等为龙头，上市公司和独角兽企业为中坚力量的创新矩阵，在产业本底上重塑了杭州的经济结构。

曹钟雄发言。图片由中信出版社提供

杭州的创新崛起，改变了科技创新的范式，在很大程度上说明：科技创新是第二增长曲线，更说明，制度大于技术。“写《科创与中国》的初衷之一，就是让更多地方政府意识到，如何去引领创新、树立自己的创新能力和创新信心；同时让投资企业和创业者认识到城市选择的重要性。”曹钟雄说。

“‘六小龙’改变了杭州的命运，也给了中国企业和城市关注创新、改变资源配置方式的决心。”在曹钟雄看来，杭州创新势力的觉醒，意味着中国城市的第二梯队正逐步从后台走向前台。站在“十五五”规划的战略未来中，希望杭州能看到城市发展的潜力，勇担龙头，发展湾区经济，把产业链、城市格局、空间组织延伸至杭州湾，形成自己的经济产业组织和城市发展模式，带动主导产业在周边兄弟省份的融合和发展，描绘更具活力创新蓝图；也希望在中国看到更多的“杭州”崛起。

《科创与中国》书封。图片由中信出版社提供

杭州科创热潮是否会戛然而止？其他城市有没有可能代替杭州，成为下一个科创高地？现场，有读者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曹钟雄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杭州之所以出现科创热潮，是形成了自己的市场发展机制和民营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培育自己的产业、发展自己的企业。另外，杭州六小龙是从成千上万家高新技术企业里筛选、培育出来的，它们的出现改变了创业者对杭州的认识，让更多人愿意在杭州扎根。没有政府对产业规律的认识，没有高校、创投等创新资源做支撑，其他城市想要复制、借鉴杭州的经验，非常困难。”当然，杭州的经验更需要其他城市进行借鉴，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进行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

史晋川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指出，延续科创热潮，关键在于政府政策的改进和创新。如果满足于当前成果，政策趋于守成，可能就会导致科创停滞，“专业投资机构、创业者与政府政策一起，决定着城市的未来，希望浙江的创新创业氛围越来越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