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沿科技企业迅速崛起,浙江这片最具吸引力的科创热土正在成为全球焦点。
5月18日,“破解科创密码 展望经济发展”暨《科创与中国》新书讨论会在杭州举办。会议由浙江大学经济中心高级培训主任叶宏伟主持,浙江大学资深文科教授史晋川、银杏谷资本创始人陈向明、数字经济与全球战略研究所所长曹钟雄等重要嘉宾到场,聚焦浙江科创的生态优势,进行了一场近三小时的对谈。
嘉宾对谈从微观到宏观,围绕政策引导、资本布局、人才机制到场景营造与文化支撑展开,系统梳理了浙江在构建创新生态方面的经验路径,为全球创新发展提供新思路、新启示。
新书讨论会现场。图片由中信出版社提供
【1】为何是浙江
作为土生土长的杭州人,史晋川目睹了浙江经济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从自己的科研经历出发,聊起了杭州科创热潮的起源。
“26年前,我承担了两个课题,一个是温州模式研究;另一个是浙江的现代化道路研究。出版了《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和《浙江的现代化道路:1978-1998年》两本著作。这两本书构筑了一个分析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也回答了‘什么是浙江模式’这一问题。”
他认为,从资源配置视角观察区域经济发展,浙江模式是用民营化和市场化推动工业化的模式。“随着经济发展,资源会从初级部门向高级部门转移,形成所谓的‘工业化’,同时向具有区位优势的地区集聚,形成所谓的‘城市化’。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启动和向前发展的过程,就是资源配置主体和资源配置方式发生改变的过程,也就是民营化和市场化。民营化和市场化是改革,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发展,简而言之,浙江模式就是用改革推动发展的模式。”
更进一步来看,民营化和市场化也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用现代经济学语言来说,民营化就是自由企业制度,也就是说,在配置资源活动中,给老百姓自由选择的权利,让大家自主决策,并且收益风险自担,这会形成一个非常有效的激励机制。市场化就是交换的自由,交易的人越来越多,就会形成规模效应,促进市场发展。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告诉我们,市场发展会促进社会的分工,提高社会的生产力,提升效率。”史晋川指出,正是因为浙江模式同时具备激励机制和提升效率的机制,才能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那么,科创热潮为何爆发在杭州?
史晋川认为,背后是杭州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动,以及新的民营化和新的市场化之间的互动与竞争,“改革开放初期,浙江资源配置的最佳空间在县域,因为农村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主流,发展所需要的工业、劳动力、原材料、商品销售市场等,都以县域经济为基础。当工业化从初期迈向中期,城市化也走向了新型城市化,以此为背景,浙江省改变了空间战略,从强县战略转化为都市区战略,城市得以发展。随着城市框架拉开,硬件设施、交通基础设施、软硬件设施改善,对高端要素的吸引力由此产生。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最有代表性的两家企业,一家是生产小灵通的UT斯达康,另一家是阿里巴巴,以龙头企业为牵引,城市资源、信息、人才等要素集聚,孕育了‘互联网+’的氛围。这种趋势也给民营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激励民营企业将资本投向新经济领域,突破原来的产业准入和市场监管,达到意想不到的发展效果,最终带动杭州的产业发展。”
史晋川发言。图片由中信出版社提供
【2】创投,科技的“护航者”
作为云深处、微分智飞等杭州科创企业的天使投资人之一,陈向明结合科技投资的思考与实践,以亲历者的身份分享了他的感受:“第一,投资的本质是资源配置,要把资金配置给最有需求的年轻人,同时越是穿越时空的资源配置越有效;第二,投资需要自主判断、承担责任。银杏谷资本起源于士兰微电子的投资部,最早的资金来源于士兰微电子等5家制造业产业集团,因此对科技比较亲切,愿意理解科技、尝试对科技的冒险,十余年淋漓尽致地坚持投早、投小、投科技。
在陈向明看来,今天中国已经从“资源约束”阶段进入“科技约束”阶段。传统的资源约束以石油为代表,科技发展都是为了更好地挖掘物理世界的资源,比如怎么用科技手段挖更多的石油。而今天,科技进步是用更少资源发展经济。因此,国家、企业家以及投资人都需要围绕“科技约束”这一变量来做投资。他以“茅台酒”和“特斯拉”为例进行说明,“茅台酒代表中国传统石油经济体系最伟大的企业之一,特斯拉代表的则是美国新经济体下的伟大企业,二者的共性在于都要消耗能源。区别在于,茅台酒消耗能源后获得丰厚的现金和财务回报,没有沉淀其他;特斯拉的新能源体系沉淀了大量数据,成就了FSD(完全自动驾驶)这一人工智能引擎,沉淀了指向未来经济体的商业模式,催生了企业生长的第二曲线,使特斯拉从传统的汽车企业变成人工智能企业,既能做机器人、大模型,也能做底层的芯片。两种模式各有千秋,但从企业家的角度来说,一定是从特斯拉的影子里寻找未来。”
他还建议,投早投小投科技要用“望远镜”而不是“后视镜”做投资,资源配置应在项目最需要时提供支援,而非在后期。“银杏谷资本大概投了五六百家早期项目,三年内一半项目没有了。如果不是一半没有了,说明投资公司没有在前线‘打仗’。现在大量投资公司等在后方,等项目打了‘胜仗’再投资,变成了‘财经公关公司’。当项目已经取得胜利时,投资公司再投资其实并不影响战役结果,也未能提供实际支持。”
“和做学术不同,做产业要做正确而容易的事情。”这是陈向明近期的感悟。就像段永平讲的,做正确的事情,把事情做对。只有抓到了正确而容易的事,才有飞轮效应,才有时代的贝塔。也就是说,只有顺应时代发展的方向,顺势而为,事情才能容易。如果觉得做事越来越难,就要反思是不是做错了。
陈向明发言。图片由中信出版社提供
【3】从杭州到中国:科创热潮如何延续
“科技力量导致了城市的分化,也改变了城市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曹钟雄将“创新”视为这个时代最正确而重要的事。工业革命以来,每一次科技变革,孕育了一批新的世界级城市的崛起。
在他看来,改变城市命运主要靠三大力量:
一是,战略型城市,这一城市类型区别于功能辅助型城市,具备提高国家科技创新能力;
二是,支柱型产业,正是因为杭州久久为功聚焦于科技创新领域,才孕育了“六小龙”这样的科创企业。
三是,龙头企业,如今杭州在数字领域已形成以阿里巴巴、蚂蚁集团、海康威视、新华三集团等为龙头,上市公司和独角兽企业为中坚力量的创新矩阵,在产业本底上重塑了杭州的经济结构。
曹钟雄发言。图片由中信出版社提供
杭州的创新崛起,改变了科技创新的范式,在很大程度上说明:科技创新是第二增长曲线,更说明,制度大于技术。“写《科创与中国》的初衷之一,就是让更多地方政府意识到,如何去引领创新、树立自己的创新能力和创新信心;同时让投资企业和创业者认识到城市选择的重要性。”曹钟雄说。
“‘六小龙’改变了杭州的命运,也给了中国企业和城市关注创新、改变资源配置方式的决心。”在曹钟雄看来,杭州创新势力的觉醒,意味着中国城市的第二梯队正逐步从后台走向前台。站在“十五五”规划的战略未来中,希望杭州能看到城市发展的潜力,勇担龙头,发展湾区经济,把产业链、城市格局、空间组织延伸至杭州湾,形成自己的经济产业组织和城市发展模式,带动主导产业在周边兄弟省份的融合和发展,描绘更具活力创新蓝图;也希望在中国看到更多的“杭州”崛起。
《科创与中国》书封。图片由中信出版社提供
杭州科创热潮是否会戛然而止?其他城市有没有可能代替杭州,成为下一个科创高地?现场,有读者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曹钟雄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杭州之所以出现科创热潮,是形成了自己的市场发展机制和民营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培育自己的产业、发展自己的企业。另外,杭州六小龙是从成千上万家高新技术企业里筛选、培育出来的,它们的出现改变了创业者对杭州的认识,让更多人愿意在杭州扎根。没有政府对产业规律的认识,没有高校、创投等创新资源做支撑,其他城市想要复制、借鉴杭州的经验,非常困难。”当然,杭州的经验更需要其他城市进行借鉴,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进行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
史晋川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指出,延续科创热潮,关键在于政府政策的改进和创新。如果满足于当前成果,政策趋于守成,可能就会导致科创停滞,“专业投资机构、创业者与政府政策一起,决定着城市的未来,希望浙江的创新创业氛围越来越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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