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宁袁花以“生态修复+”模式驱动农文旅融合

“生态修复+”模式，指的是针对生态受损的地区，通过系统治理恢复生态功能，统筹生态修复和生态惠民，因地制宜发展惠民产业的“两山”转化路径，是“两山”理论方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模式内核呼应“两山”理论中“生态资源—经济价值”的转换机制，在浙江不少“生态欠账”地区得到了应用。本文将围绕“生态修复+”模式促进乡村振兴，尤其是助推乡村农文旅融合，结合海宁市袁花镇等地已有的探索展开论述。

一、生态基底对于乡村农文旅融合的重要意义

（一）生态基底是农文旅融合的物理承载空间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加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一以贯之地、导向深刻地体现了生态空间的基础性地位。

从系统论视角看，生态基底具有空间整合与功能协同的双重属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浙江“千万工程”经验中也有通过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修复受损生态系统，打造乡村旅游、生态农业立体化场景的许多实例。可见，系统性修复不仅能解决生态环境的历史遗留问题，更能将碎片化生态空间整合为可承载多元化业态的功能性载体。

当前，生态基底构建已从单一环境治理转向“空间-产业-文化”多维赋能。这一点上，本文研究的袁花镇神仙湖，通过科学治理废弃矿坑形成水域生态空间，继而部署各类业态，实现“绿水青山”的非消耗性利用，正是很好的实践案例。

（二）生态基底修复是驱动产业绿色转型的关键

生态基底修复作为驱动乡村产业绿色转型的核心抓手，是浙江省“千万工程”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经验，也是实现“两山”转化的基础和前提。

浙江作为民营经济大省，早期“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工业化模式导致农村生态空间破碎、污染问题突出。仅以水污染为例，浙江省环保厅数据显示，本世纪初快速工业化时期，农村的面源污染一度占到水污染总量的50%以上。这一系统性的历史遗留问题倒逼以生态修复为先导的“铁腕治理”模式成为必然，遵循这一模式的安吉余村、金华浦江等众多实践案例也充分表明，生态基底修复是化解“先污染后治理”发展惯性的必然选择。

修复，也是激活生态资本，构建绿色产业体系的前提。生态空间重塑可以赋能产业升级，比如，“千万工程”将生态修复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结合，通过“存量换增量”“低效整治提效益”等机制，重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为催生乡村旅游、健康养老等新业态打基础。如袁花镇借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全面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通过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建成阳光科技小镇，培育了以光伏、光热为主导，以“阳光科创+智造应用”为主线的阳光装备产业集群。此外，制度创新也是打通价值转化通道的必由之路，“坡地村镇”“两分两换”等政策工具破解土地要素制约，将生态修复与产业导入挂钩，为产业转型提供了保障。

（三）生态价值转化激活乡村经济潜能

生态价值转化是“千万工程”赋能乡村振兴的核心逻辑。202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推动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协同发展”，为浙江依托“七山二水一分田”自然禀赋，激活乡村经济潜能提供了理论指引与实践路径。

立足系统优势构建而成的多元化生态价值转化模式，对于乡村经济而言有三大赋能：一是生态产业化驱动新质生产力，通过“生态修复+科技赋能”，推进农业技术现代化，实现生态资源向高附加值产业的跃迁。如袁花镇将特色产业光伏与农业生产有机结合，在食用菌生产大棚上搭建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开创了“棚顶发电、棚内种菇”的农光互补“新能源+高效农业”新模式，在实现农民增收的同时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二是制度创新释放生态红利，比如浙江连续多年推进闲置农房盘活政策，到2023年，全省累计盘活闲置农房18.81万宗，盘活总价值195.78亿元。如袁花镇发挥神仙湖区位优势，盘活片区内闲置农房，打造中高端民宿集群，新增风味餐饮、乡村咖啡吧等业态主体，推动片区业态合理布局和空间重构。三是文化赋能提升生态溢价，依托“三生融合”（生产、生活、生态）理念，浙江将乡土文化融入生态产品设计，实现了生态资源的文化增值与经济效益倍增，比如，仅2024年全省水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交易金额就达61.7亿元。如袁花镇不断挖掘地方文化内涵，结合神仙湖生态资源，开发神仙湖联名包装，策划“湖畔寻味”“仙湖珍品”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以统一品牌标识和分散生产加工的“统分结合”模式实现产销高效衔接。

二、“生态修复+”模式驱动农文旅融合的实践路径

（一）以科学规划统筹生态修复与产业布局

村镇两级作为中国基层治理的核心单元，其架构特点与生态问题的复杂性深度交织，对科学规划提出系统性要求，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

一要解决治理层级与生态系统的空间错配。村级规划侧重微观场景适配，但生态问题具有流域性、跨域性特征。今年以来，全省范围内深化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的实践，为解决这一问题创造了新的路径。袁花镇神仙湖乡村振兴片区组团发展模式正是以“两山理论”为发展核心，深度整合各类资源，联动四村打造产业服务带、基层善治带、共富有感带，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统筹绿色发展。

二要解决权责不清和协同难题。权责清单化是基础，要根据《浙江省“千万工程”条例》，在法治层面形成惯性。协同平台化是关键，可试点推进“生态共富联合体”“两山合作社”等新的合作平台建设。此外，还要实现技术下沉化，2025年浙江省计划省市县三级联动派遣科技特派员1万人次，其中生态保护仍然是重中之重。

三要解决短期利益与长效发展的冲突。村级经济对短期收益敏感，易出现“重产业导入、轻生态养护”倾向，走回“先污染、后治理”的陷阱。解决这一问题，要让生态资源所有权、项目规划权、企业经营权各自独立，保证部分项目利润切实用于生态的长效管护，形成闭环。

（二）以“生态+”产业融合释放多维价值

“生态+”产业融合是“两山理论”实践的重要抓手，通过将生态修复成果与农文旅深度融合，可在多个维度释放生态价值。以下从三个维度展开具体分析：

首先是“生态+农业”。生态修复通过改良土壤结构、恢复水系功能等工程，为农业生产提供优质资源本底，贯穿种植、加工、深加工、销售等各环节的绿色升级，激发土特产的更大活力。近年来，袁花镇持续加强农田生态建设和耕地修复，将破碎化的耕地建成“田成方、路成网、渠相通、林成行”的连片高效耕作良田。今年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印发的《浙江“土特产富”全链发展优质优价工程实施方案(2025—2027年)》已经明确提出，到2025年底全省将建成单条产值超十亿元、超百亿元的乡村“土特产”全产业链135条、12条，全产业链产值增长3.5%以上、达到3300亿元。

其次是“生态+文化”。生态修复不仅重塑物理空间，更通过山水林田的肌理再现地域文化基因。修复后的生态基底成为农耕文化、民俗节庆等非物质文化的展演载体，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又能强化了乡愁记忆，这样的生态文化“再生产”机制，既提升了乡村文化产品的辨识度，又为农文旅融合注入深层精神内核。如袁花镇查爷爷有机农场以“有机农业”为基底，以“文化创意”为特色，以科普和自然教育为切入点，集有机种植、生态旅游、环保教育、农艺、食育等为一体，是生态价值转化的生动注脚。

最后是“生态+旅游”。生态修复通过景观再造与功能重组，将自然资本转化为可消费的旅游产品。在空间维度、体验维度、价值维度等多个维度，都突破传统旅游对景观的依赖，突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增强旅游产业的多重变现能力。如袁花镇长啸村从环境脏乱差的生猪散养大村变成浙江省首批低（零）碳试点村，靠的正是各类低碳项目建设，由农光互补食用菌研学基地、“光伏+储能”的“零碳公园”等主题点位串联成的“零碳”美丽乡村风景线为村庄带来了客流量，走出了一条“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双向增益的绿色发展道路。

（三）以制度创新打通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通道

制度创新是破解生态产品“度量难、交易难、变现难”的关键，通过重构生产关系激活生态资源要素流动性，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1.创新产权界定与交易机制。要明确生态资源的产权归属与使用边界，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确权登记制度，依托区块链等新技术，实现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要素的数字化确权与动态监管。在此基础上，构建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将无形价值量化为可交易内容，用好生态银行、生态信托等载体，实现资源的资本化。

2.构建市场化补偿机制。突破传统财政转移支付的单向补偿模式，探索横向生态补偿与市场化交易相结合的新机制。通过流域间生态补偿协议、碳汇交易市场等工具，推动生态受益地区与供给地区的价值再分配。对于农文旅融合项目，可建立“生态保护绩效—旅游收益挂钩”机制，同时引入绿色金融工具，降低市场主体参与生态治理的风险阈值。

3.设计利益共享机制。构建政府、企业、村民等多方的利益联结机制，如政府通过特许经营、PPP模式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生态修复与产业开发，同时建立“资源入股+保底分红”制度，允许村民以土地、生态资源等要素入股项目公司，共享旅游收益。企业则通过“生态修复—产业运营—品牌增值”的全周期管理获取长期收益，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共同体。

4.优化政策保障体系。完善顶层制度设计，重点突破土地、资金、人才三大瓶颈。土地供给方面，要探索“混合用地”等新政策。资金支持上，可成立生态价值转化基金，对采用绿色技术的农文旅项目给予贴息贷款和税收减免。在人才保障上，要进一步完善职业认证体系，培育兼具生态学、经济学等知识的复合型人才。

三、“生态修复+”的袁花“神仙湖”实践

袁花镇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是著名小说家金庸的故乡。近年来，面对矿山开采遗留的59.2万平方米深坑和荒漠化生态等“生态欠账”，袁花镇坚持问题导向，以生态的整体性修复、产业的整体性重塑、文化的整体性提升为突破口，将矿坑改造为网红打卡地“神仙湖”，成功串联了“生态修复-场景营造-产业联动”的两山转化通道。

（一）生态的整体性修复：科学治理重构绿水青山

2012年关停矿山后，袁花镇编制《废弃矿山综合治理规划》，集中腾退矿区周边低散乱污企业，采取“自然修复为主、人为修复为辅”模式进行生态治理。共计拆除、腾退、清理6个矿区区块及20家企业，拆除违章建筑26825平方米，腾退出建设用地指标272.49亩。同时，对矿山进行生态修复，累计搬运土石方304.2万立方米，修筑挡墙1061米、护栏3950米，回填土石方69.3万立方米，通过河道引水、地下水渗透及雨水汇流，将深度超80米的矿坑改造成蓄水量2880万立方米的山地水库。采用鱼类增殖放流、自然沉淀净化等生态手段改造而成的神仙湖，水质长期稳定Ⅱ类标准，总水域面积1300亩，水深达80多米，蓄水量相当于杭州西湖的2倍。同时，推进“四边三化”治理，复垦土地291亩、修复边坡53亩，山地绿化植被修复面积约40000平方米，碳汇量约为58吨/年，吸引白骨顶等6类国家级保护候鸟栖息，区域物种多样性显著提升。

（二）产业的整体性重塑：从生态矿藏挖出美丽经济

2024年袁花镇投入9000万元实施神仙湖生态公园建设，建成7公里绿道、34900㎡主园路和游步道，及驿站、停车场等配套。2025年计划投资8000万元，包括交通枢纽设施建设、主湖区与牛头山连接观光工程等。神仙湖生态公园引入返乡青年打造“神咖”咖啡馆，联动村民开发乡村新业态，2025年春节期间单店营收突破10万元，整体形成“生态引流-消费变现-反哺乡村”闭环，未来计划打造“牛马线”徒步路线，为游客提供采摘、垂钓等农旅体验。神仙湖生态公园开放至今，累计接待游客超7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275万元，其中“神咖”咖啡馆、乡村民宿等新业态贡献率在20%以上。目前，神仙湖周边业态还在进一步完善，为形成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的美丽经济产业带打好基础，同时带动桑黄茶饮、土特产咖啡、文创手工艺品等新产业发展壮大。

（三）文化的整体性提升：以优质资源激活内生动力

发挥“金庸故里”优势，袁花镇举办主题半程马拉松、神仙湖畔草坪音乐会等活动，带动镇区消费增长。2025年，以乡村振兴片区组团发展为工作导向，进一步整合镇东村、夹山村、长啸村、梨园村4个村农文旅资源要素，构建“一核四驱三带多点”发展格局，带动了“东韵野趣”“山湖悦动”等村级子IP发展，进一步带火梨花武林踏青汇、“春赏花　秋采摘　四季游”等节令农旅活动。此外，将非遗融入现代旅游体验，镇文化站带头抢救濒危文化资源，系统整理了思情山歌、灶头画两项地方非遗，拉起非遗传承人队伍，推动了民俗文化从“活化石”向“活产业”转化。得益于文旅IP赋能，神仙湖共带动周边百余户村民就业，户均年增收2万元。

四、深化“生态修复+”模式的对策建议——以袁花镇神仙湖为例

（一）强化科技赋能与数字治理，构建生态修复长效动态机制

生态系统的动态性与可持续性特征，决定了生态修复不能止步于项目化治理，而需建立以科技为核心的长效动态管理机制。具体到袁花镇神仙湖案例，从科技监测、数字治理、技术攻关三方面入手，破解生态修复与产业运营中的可持续难题已成为当下形成长效动态机制的必要举措。

一要依托智能监测技术巩固生态本底安全性。尽管神仙湖通过岩壁固坡、水系连通等工程治理初步实现生态修复，但矿坑地质结构的脆弱性与生态系统重建的长期性仍存隐患，下一步将融合物联网传感器、遥感技术建立“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构建“生态健康档案”，动态生成风险预警模型，为进一步修复提供科学依据。

二要通过数字场景建设增强生态价值感知度。当前神仙湖的“网红效应”主要来自于“出片效果”，还未实现“卖风景”到“卖观念”的更进一步。未来，神仙湖将引入AR、VR等技术，将矿坑历史风貌、修复工程关键节点等内容进行全面展示，以神仙湖的变化传递生态惠民理念，同时引入“两山”理念教育内容，以研学、体验形式强化生态教育的感染力。

三是瞄准技术瓶颈攻关提升生态资产增值潜力。神仙湖及其周边当前的农文旅融合仍然缺乏高科技附加值项目，缺乏长期竞争力。未来，将有序开展产学研融合项目，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共同引育项目，打造高溢价产品，实现“可感知、可交互、可转化”的闭环。

（二）创新多维利益联结机制，激活多元主体协同共治

生态修复的可持续性不仅依赖技术投入，更需以制度设计破解“政府干、企业看、村民盼”的治理脱节困境。以神仙湖为例，需重点破解村民参与弱、权责界定模糊、风险分担失衡三大矛盾，探索生态共治与成果共享的体制机制创新。

一是推行“三权分置”改革，重构利益分配格局。当前神仙湖旅游业态以企业主导经营为主（如“神咖”咖啡馆由返乡青年承包），村民虽通过就业实现增收，但深度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的机会较少，这一短板导致生态修复的“惠民性”未能充分释放。应借鉴衢州市常山县等地“两山合作社”经验，推进“所有权—经营权—受益权”三权分置，同时，可引入“生态保护积分制”，将村民巡湖护林、垃圾分类等行为量化为积分，兑换景区消费券或分红权重，形成“保护者即受益者”的激励闭环。

二是创新“风险共担”模式，激发企业投资积极性。神仙湖生态治理与文旅开发面临投资周期长、回报不确定等风险，需通过制度设计降低市场主体顾虑。考虑可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生态修复成果进行货币化估值，形成风险分散机制。此外还要推动生态环境导向开发，实现“以产养治”的良性循环。

三是完善协同治理平台，增强群众自治能力。针对村民生态保护意识不足、参与渠道有限的问题，需搭建制度化协商平台。神仙湖片区将成立由政府、企业、村民代表、环保专家等多方组成的“神仙湖生态共治委员会”，通过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等形式凝聚合力。同时，在村里层面，将进一步建强“生态网格员”等队伍，构建“专业指导+在地化监管”的共治网络。

通过“权责重构—风险共担—平台共建”三维机制创新，神仙湖可形成政府主导不包办、企业盈利不失范、村民参与不缺位的协同治理格局，充分彰显“生态修复+”模式“共建共治共享”的核心要义，为同类型乡镇、乡村提供治理样本。

（三）打通“空间-产业-文化”全链条政策堵点，释放制度集成红利

“生态修复+”模式的深层次矛盾往往存在于政策供给滞后与要素流动壁垒中，需以政策集成创新破除土地、资金、人才等瓶颈，实现生态修复从“单一项目治理”向“全域系统重塑”升级。袁花镇神仙湖的实践经验显示，文旅扩容受制于建设用地指标不足、复合型人才短缺等问题。需以制度创新促进“空间—产业—文化”全链条要素高效配置，释放生态价值转化活力。

一是以土地政策创新突破空间约束，激活存量资源潜能。神仙湖周边地块性质复杂，现有用地政策难以满足文旅设施扩建需求，应在保证不改变生态功能前提下，通过试行“混合用地”等模式，探索弹性供地破解“生态保护刚性管控—产业发展弹性需求”矛盾的新路径。

二是构建多元化投融资体系，破解资金可持续难题。神仙湖项目投资方面，地方财政投资占比高，社会资本参与弱，下一步要尝试设立“两山转化基金”，通过引入社会资本认购等形式，破解资金来源单一的问题。

三是完善人才引育机制，填补“懂生态、会经营”的复合能力缺口。当前袁花镇乡村运营团队中，专业人才较少，普遍缺乏生态修复专业背景与市场化运营能力，IP开发思维单一的问题还较为突出。下一步将建立“在地化培养+外部引进”双轨机制，通过强化校地合作、打造人才孵化项目等方式，真正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人才红利。

（2025年省委党校第一期中青班二班二支部　陆东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