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阳光透过小区高楼的缝隙,温柔地洒在家中阳台外那棵苍劲的枇杷树上。黄里透红的果实依旧如往年般金光灿灿,这熟悉的光景将我的思绪拉回去年那个生死攸关的春末夏初。
去年四月末的一个凌晨,突如其来的胸闷让我几近窒息。意识清醒的我,在短短三个月内第三次拨通了120。
想去的医院人满为患,急救医生当机立断,舍近求远,将我送往与我要去的医院相关联的院区。
到了抢救室,医生见我呼吸濒临停止,立即为我挂上了氧气,同时“没收”了鞋子。命令只能平躺静卧,严禁坐起与下地。
经过一系列检查后,呼吸内科医生面色凝重,说我肺部除了占位性病变,又出现肺大泡破裂导致气胸,随时可能危及生命。
急诊室外,老伴颤抖着手签下了病危通知书。
往常凡呼吸方面有问题,肿瘤内科就请呼吸科来会诊,并按会诊意见治疗。我估计此次将转入呼吸内科了。但是呼吸内科却因无床位,不能收治于我。急诊室又与肿瘤内科联系。肿瘤内4科的杜妙嫣医生闻讯赶来:“你怎么到这么远的院区来了?”已是家一样的肿瘤内4科及时将我收治,我悬着的心才稍稍安定下来。
转入肿瘤内4科后,更详尽的检查揭示了病情的复杂性:心脏增放两个支架与老支架疏通的手术完成才一个多月;免疫加化疗治疗,才满4个月;免疫治疗引发的“白肺”尚很严重;再加上肺大泡破裂引起的气胸和类似肺动脉栓塞的D二聚体指标飙升,我的身体已然千疮百孔。
肿瘤内4科单建贞主任为使我尽快转危为安,征求我的同意后,组织了多学科会诊。会诊专家的各种意见,却使后续治疗陷入两难。呼吸科要求再行气管镜检查,并立即插管引流,同时停止使用抗凝药;心内科则坚持抗凝一刻不能停止,而且必须是双药联合抗凝,否则会有再次心梗之危险;普外科却因不停抗凝药而拒不愿冒险行插管引流术……
各科室严守专业底线本无可厚非,可当生命悬于一线时,这种“负责”反而成了束缚生命的无形枷锁。
曾经倔强的我,若在以前,定会与医生发生争辩,而此刻的我,却连争执的力气都没有了。再者,我住的地方是几年来多次救过我命的医生与护士团队,其他科的医生,会诊后都走了。我怎能向这些极端负责的医生、护士宣泄心中的怨怼呢?我只能眼睁睁看着监护仪上的氧饱和度在八十几左右徘徊,只能有气无力地在病榻上默默感叹。我感叹自己病体难支,不久即将告别人世;也感叹偌大医院竟无人敢为这个小小手术而冒险。
住院十多天里,肿瘤内4科用尽各种办法,想通过非引流的保守疗法治癒我气胸的毛病,同时又多次请普外科主任到我床前会诊。但是免疫力低下的我,却辜负了整个团队的希望,呼吸困难不见好转,普外科也无人愿给我插管引流。不知不觉我逾越了医院有关住院期限的相关规定。
又到枇杷成熟时。视觉中国。
此时我的脑子开始了翻腾,离开了输氧就呼吸困难的病人能出院吗?特级护理禁止下床的病人可以出院吗?我认定就这样叫我出院是不人道的行为。这种行为一但出现,我将果断采取自认为是合理又合法的对应办法。办法一是出院时,直接叫救护车从肿瘤内科赶到医院总部,找相关领导申诉。办法二是出院后,再立即拨打120,请救护车上的医生再送到前些天才去过的医院的抢救室。
主意刚定,护士就通知我办理出院手续,我本想用原先想好的办法与不合理的制度抗争。但是单主任却给出了意想不到的安排。她已联系好我家附近的杭州市第二医院的呼吸科,亲手写下接收我的医生的联系方式,并共同商量好了我的后续治疗方案。那一刻,我的眼睛忽然间湿呼呼的,好似流出了男人难以出现的珍贵的东西。平凡无奇的个子也不大的单医生在我脑子里好似突然高大起来。医术高超的她,怎还会有如此多的帮助病人排忧解困的办法?幌忽之间,我感觉她不是人,而是上天下凡的观音菩萨。
转院后的当天,市二医院呼吸内科的吕群主任一锤定音:“决定给我插管引流。”阮肇杨副主任立即查验了我的凝血功能,并与胸外科进行了风险评估,还在术前发我一瓶如果出血不止时使用的云南白药。第二天我顺利完成了拖延已久的插管引流手术。术后五天,近乎窒息的阴霾终于散去。
恢复静养期间,老伴日日手剥一颗颗的枇杷喂进我嘴,又用掌心接着我吐出的一颗颗果核。二十四天后,我带着重生的喜悦与枇杷的甜味出了医院回到了家。
而今望着满树枇杷,终于明白:妙手回春不仅需要医术,更需要担当,对医术好有担当的医生,病人必须给以点赞。然而患者除了求生之志,还要有体谅之心,医生不敢冒风险,也自有其无奈之处,患者应予谅之,更不可恨之。病人对医者以命相托、医者对病人穷尽所能,应该是当今世上最珍贵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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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老金
晚潮栏目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