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文明圣地旁，杭州给“数字游民”安了个家

良渚南片大景

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曾经，从四面八方汇聚来的良渚先民在此种稻制玉。如今，这里依旧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旅居者。

在紧邻良渚古城遗址的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良渚文化村社区，各类文艺小店和咖啡馆密集生长。走进店铺，常能看到不少盯着笔记本电脑屏幕专注工作的身影。他们可能是自媒体创作者、短视频博主，也可能是程序员、插画师……在数字时代的语境中，他们有个共同的身份——“数字游民”。

这个概念由来已久。1997年，一本名为《数字游民》的书最先描绘了这样一群人：他们背着电脑，走遍世界，随时随地都能“上班”。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越来越多人加入“云端工作、世界漫游”的行列，不仅通过餐饮、住宿等消费为地方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还能促进地区经济数字化转型。

作为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的杭州，连续多年保持着一个较高的人口增量态势。在数以百万计的流入人口中，就包括不少“数字游民”。

杭州何以成为“数字游民”集聚地？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又如何实现“数字游民”与地方发展的良性互动？

通过蹲点良渚街道，解剖这只极具代表性的“麻雀”，我们尝试寻找答案。

良渚文化村

水草丰茂之地

每天睡到自然醒，带着电脑找一个舒适座位，用两个小时完成工作，其余时间养花、赏夕阳……这是“数字游民”安清的日常。

安清是河南人，2024年7月搬入良渚文化村白鹭郡南小区后，便将工作地点从规律坐班转向咖啡馆或城市书房，在工作与休闲之间保持动态平衡。

像安清这样“游”在杭州的人，不在少数。

据不完全统计，仅良渚街道一地，自发而来的“数字游民”就超2000人。这个数字，不包括那些已落户的新余杭人。

来自湖南的道纪，便是其中一员。大学毕业后，他曾在杭州某互联网大厂工作，2023年辞职来到良渚文化村，计划“做一份能让自己享受美好生活的事业”。

道纪发现，虽然大部分工作能独立完成，但仍需要与外界链接的社交空间。不久后，他与两位同伴创办了杭一末咖啡馆。如今，这里已成为当地“数字游民”信息碰撞、创意汇聚的重要“码头”。

为何安清、道纪等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良渚街道？

答案不难理解。传统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在不断迁徙中寻找适宜自己生活和发展的环境，进而生息繁衍。现在的“数字游民”亦如此。天时、地利、人和，让良渚成为他们的“水草丰茂之地”。

先看天时。

近年来，我国“数字游民”规模不断扩大。有调查报告显示，超过60%的年轻群体非常向往成为“数字游民”，有76.4%的00后愿意成为“数字游民”。

借力杭州亚运会和良渚论坛等盛事，杭州的创新活力和良渚的文化底蕴不断在世界出圈出彩，吸引“数字游民”目光。

再看地利。

在杭州城市新型空间格局中，良渚是六大辅城之一，堪称杭州北部陆路交通核心。从良渚出发，到杭州未来科技城只需15分钟，到杭州主城区也只需30分钟。

同时，这里不仅兼具平原、山地、湿地景观，东明山森林覆盖率超95%，湿地绿道串联起15分钟自然生活圈，还有城北万象城、玉湖等，满足“数字游民”半城半乡的生活方式需求。

还有人和。

作为服务近60万人口的超大型街道，良渚不断完善现代治理体系。以良渚文化村为例，2011年诞生的《村民公约》开国内社区自治先河，成为产业人居共生社区的先行典范，在政府指导下组建的公益基金会、居民自治组织等，让这里成为“社交的社区”。

良渚文化这一厚重底蕴，也日益成为“数字游民”的精神养分。正如自媒体“影视飓风”团队在瑶山遗址做直播时所说：“仿佛能触摸到五千年前的文明脉络。这种时空交叠的震撼，远超过流量或点击量的意义。”

在“数字游民”眼里，从古至今，这里始终是一处水草丰茂之地。

faceless发起“一起办公”生态工作模式

打造“第二故乡”

不同于一般的远程工作者，“数字游民”多由兴趣与爱好驱动，具有极强的流动性。国外相关职业咨询机构发布的报告提及，大多数人的“数字游民”生活不会超过3年。

俞国彪是一位资深“数字游民”，曾长期参与投行和资本市场工作，目前居住在良渚文化村，主要从事个人、社群、组织成长的支持服务，是faceless成长社群发起人。在他看来，不少“数字游民”正面临着“深井困境”。

所谓“深井困境”，是一种社交中的孤立或无法建立深度链接的状态。俞国彪说，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进步，“信息茧房”限制了人们的认知视野，也让年轻人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交流危机。“类似于被困在深井中，难以与他人建立有效沟通。”

如何打破这一口口“深井”？

同济大学建筑系曾有个著名的“透明教室”实验。当传统隔板被玻璃取代后，最初的不安很快转化为创意迸发——不同专业的学生开始自发组成跨界小组，在透明空间中孕育出多个获奖设计。思想在碰撞中产生出更绚丽的火花。

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群策群力才能激发出更大动力。相对普通群体，“数字游民”虽然是更加独立的个体，但同样需要交流。

近年来，多位余杭区政协委员递交提案，为打造适宜“数字游民”发展的环境献计献策。比如，赵志强委员提出通过举办全球论坛、建立官方平台及打造专属IP等举措，打造共同富裕余杭“数字游民”旅居地。叶亿龙委员和俞珺委员联名提出建立“数字游民”社区的提案，期望进一步推动“数字游民”在余杭的聚集与发展。

余杭区政协委员虞洋是浙江省创客服务协会会长。在和“数字游民”打成一片后，他发现有半数的“数字游民”希望政府提供更低成本的活动空间和创业办公空间。“多数是建议开放更多政府自持物业、新时代民生议事厅、统战同心荟等，让他们有更多活动空间。”

在虞洋等人的倡议下，良渚街道已经决定将“数字游民”相对集聚的良渚文化村打造成“数字游民”小镇，并正在对原有的良渚街道同心荟进行提升改造，将其打造为“数字游民”小镇会客厅，为“数字游民”开展主题圆桌会、路演活动等提供便利。

眼下，良渚街道已然成为“数字游民”的交流平台，同心荟每天上午10点便开始热闹起来：一楼临街落地窗前，有人在修改代码；室外开放空间，有人在电话沟通设计方案细节；二楼活动室内，一群年轻人围坐在一起听《小红书运营》课程……

政府开放空间，运营交由浙江省创客服务协会。对于新平台的后续运营，虞洋已有初步想法。

一位位“数字游民”，好比“企业种子”。虞洋说，好的营商环境需要处理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系，让企业安心经营、放心发展。同理，“数字游民”要的也是“有需必应、无事不扰”。

其中，“有需必应”彰显的是关怀热度，“无事不扰”凸显的是治理精度。在他看来，这不等于“无事可做”，更不等于“有事不管”，而是在尊重“数字游民”个人意愿的基础上，给予他们自由的成长空间。

当这片土地既能满足其数字化生存需求，又能为人生探索提供多维发展空间时，“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归属感也就油然而生。

在良渚街道举行的“数字游民”有关提案办理面商会议

完善共富链条

兼顾工作和旅行固然令人无比向往，却也伴随着困难和挑战。

不是每个人都能做“数字游民”，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好，想要做好同样得加倍努力。“数字游民”工作方式自由，但大多是做零工兼职，具有不稳定性，一不小心就会变成无业游民。

生活在良渚街道的“数字游民”状况如何？

历经6个月的深度调研，虞洋收集了578位“数字游民”的数据，撰写了一份《良渚数字游民研究报告》。

从这份报告中，基本可以看出他们的画像——

大多是90后和00后，渴望找到“卷”与“躺”之外的第三条路；乐意参与各种创新创业活动，但不少人“不得其道而入”……

从收入上说，“数字游民”未必高薪。数据显示，在良渚文化村的“数字游民”里，有24%的人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

余杭争当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排头兵。作为余杭的超大型街道，良渚街道正在高质量打造发展强街，奋力扛起建设杭州城市重要新中心的大街担当。

如何带动“数字游民”这一新兴群体富起来，成为重要课题。

鉴于不少“数字游民”有自己创业的愿望和能力，也渴望通过创新创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梦想，良渚街道定期开展“数字游民”交流活动，让大家分享工作经验和创业心得，助推“数字游民”与本土产业融合发展。

在虞洋等人的努力下，余杭团区委定期在良渚街道同心荟举办“余杭青年夜校”，开展公益普惠类学习课程。拥有一技之长的“数字游民”，可以上台做讲师，也可以学习更多的知识技能，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还有精神共富。“数字游民”由于与家庭、工作单位和城市社会等固有社群的联系减弱，尤其容易受孤独的侵袭。眼下，虞洋正四处走访，计划重启并扩大“周四疯狂代码日”等社交活动。

这类活动以开放式讨论、创意交换为主，参与者包括设计师、程序员、自媒体创作者等“数字游民”。对他们而言，这既是灵感孵化器，更是友谊催化剂。

探索“数字游民”注册管理系统，也是接下来的重点方向。虞洋介绍，不少“数字游民”属于灵活就业，不参与职工社保和工商注册，政府难以了解他们的实际需求。而有了注册管理系统后，政府的服务将更加精准。

依托半城半乡的生态、亦古亦今的气质和张弛有度的治理，良渚街道正在为“数字游民”解开新时代的“安居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