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新书《全球史的九炷香》：从哪吒火山龙涎香，看古代中国如何卷入全球史

编者按：从早几年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到去年的《康熙的红票》《制造亚洲》等热门书，全球史是近年来历史研究和阅读的热门方向。

香港城市大学教授杨斌，近年先后以《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史》《季风之北，彩云之南》《人海之间》获得广泛关注，获文津图书奖、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榜、亚洲图书奖等，推动了大众对全球史的了解。

2025年开年，他的又一部新书《全球史的九炷香：哪吒、龙涎香与坦博拉》由火与风/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以下节选自新书序言，潮新闻经授权转载。

全球史（global history）是什么？全球史研究怎么作？这便是全球史的知与行问题。这本书就分享了我关于全球史的思考（“知”）与 研究（“行”）。

莲生埃及：哪吒的前生后世

除了绪论，本书共分九章。第一章“莲生埃及：哪吒的前生后世”追溯的是哪吒代表的莲生/莲化概念的由来及其在亚欧大陆的传播与衍变。

笔者2017年夏天从新加坡国立大学到澳门大学任教后，注意到小小的澳门半岛居然有两座哪吒庙，其历史可以溯源到明末清初，因而产生了兴趣，并藉此讨论了“莲生”这个概念从埃及经西亚和印度传到中国的历程。

考古、文献和图像表明，莲生/莲化观念不仅存在于以哪吒为代表的佛教和道教之中，而且存在于其他宗教和文化之中。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它揭示了我们自以为特有的许多文化观念，实际上可能是几百年文化交流在地化的结果。

笔者借此也想提出全球艺术史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艺术史与科技医疗一样，是一个区别于传统史学的学科，一般的历史学者对其所知不多。然而，艺术作为文化转播和互动的媒介与表象，对于全球史实在意义非凡。澳门大学的李军教授在这方面作出了卓越的努力，成果丰硕。

中国为什么缺少莲印？

第二章“爱莲说：中国为什么缺少莲印？”是因第一章而提出的疑问。

从晋人陶渊明的爱菊到宋人周敦颐的爱莲，这种审美和文化的转变便表明莲花在中国文化中显著而普遍的影响。在古代的文学创作、艺术创作和日常生活中，莲花时时可见，处处可见，已经完全成为中国社会和文化习以为常的本土元素了。

可是，上溯商周、下彰明清的独具特色的中国印章却很少有以莲花为主题的莲印；相反，在佛教社会使用的各种印章上，莲印司空见惯。那么，中国为什么缺少莲印呢？这一章便从回答这个问题入手，来阐述全球化的另一面，也就是全球现象在地化的表达。莲花形象在中国的普遍且深入与莲印在中国的不表述（稀少），体现了地方因素对全球化的制约，揭示了全球化在地表达的复杂性。

“宝贝”

第三章和第四章回到了笔者研究二十年之久的“宝贝”——海贝问题。

第四章“印度洋来的‘宝贝’：殷商时期中原的海贝”与笔者在《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史》中的相关研究大致相同，做了一些修订和增补，藉此向熟悉这个话题的读者表示歉意。

在我国西北和北部的广大墓葬中，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的大量天然海贝和各种材料制成的仿贝。与此同时，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也保留了关于海贝的大量文献，记录了早期中国社会使用海贝的事实。传统观点认为这些海贝是从南方来的，是中国最早的货币。这种观点混淆了经济学中的几个基本概念，把货币等同于财富或价值，因而造成了长期的误解。本章根据考古发现和金文文献，综合国内外一些学者的研究，分析指出：第一，商周时期的海贝并非从南方来，而是从马尔代夫经印度自西传入我国西北和北方；第二，商周时期的海贝虽然曾经承担货币的某些职能，但它们并不是货币。

第四章“囤积江南：琉球进贡的马尔代夫海贝”考察了江南囤积的海贝的来源。

元明时代，江南的官仓里存有大量海贝，官府一度运送江南的海贝到云南使用。那么，这些江南海贝的来源是哪里呢？笔者经过查阅《明实录》和琉球王国的《历代宝案》，认为元明时期江南的海贝除了少部分是由马尔代夫或者东南亚诸国进贡的，绝大多数是从琉球而来；而其最终来源还是印度洋的马尔代夫群岛。

洪武年间才与中国建立朝贡关系的琉球王国，虽然和中国隔着大海，与东南亚更是海天相望，但是充分利用郑和下西洋活动停止后的空白，与明朝、东南亚和东北亚（朝鲜和日本）建立了密切的政治和贸易关系，将产于马尔代夫的海贝以朝贡的名义从东南亚港口转运至明王朝的东南沿海。在郑和之后的一百多年内，琉球这个小小的岛国，利用大国放弃海洋亚洲的机会，敏捷地滑进广阔的海洋亚洲，发挥着联系东亚、东北亚、东南亚乃至南亚的枢纽角色，令人赞叹。

海舶

第五章和第六章转到了亚洲海洋贸易的载体——海舶。

1998年印尼海域发现的“黑石”号阿拉伯式沉船，是南海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远洋沉船，也是最早往返于西亚和中国的海舶。第五章“‘不朽’的黑石号：考古和文献中的‘无钉之船”先介绍了海洋考古发现的阿拉伯式沉船，而后结合中西方文献，分析了阿拉伯式船只建造的特点：即不用铁钉而是以椰索捆绑船板。文章之后根据古希腊、波斯、阿拉伯和欧洲文献，进一步分析了围绕阿拉伯“无钉之船”在海洋亚洲衍生流传的海底磁山传说，指出这个传说几乎从一开始就落地于马尔代夫，原因在于马尔代夫既是东西方航海的枢纽之地，又以季风、海流和礁石的危险而远近闻名。

本章随后勾稽了晋代到明末的中国文献，指出海底磁山的传说早就传到了中国。到了元明时期，中国人又将中国文化中“弱水”的概念加于马尔代夫。特别是以郑和下西洋为蓝本的明末章回体小说《西洋记》中关于“吸铁岭”的内容，可以视为海底磁山详尽的中国版本。海洋考古和中西文献中的“无钉之船”这一历史事实和衍生的海底磁山之传说，彰显了海上丝绸之路承载的中国和印度洋（阿拉伯）世界的海上贸易，以及长期产生的密切文化交流。

在海洋亚洲的远洋航行中，取代阿拉伯“无钉之船”的便是宋代中国的海舶，这也是郑和下西洋的前提和基础。第六章“宋代中国的海洋突破——泉州一号航线新考”便重新考察了49年前在泉州湾发现的宋代海舶。1974年8月，泉州后渚港发现了一条宋代海船。由于这艘船在中国海洋史研究上的开拓性意义，笔者将它命名为“泉州一号”。自发掘后的七八十年代开始，学者们对“泉州一号”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指出这是一条建造于宋代的中国远洋木帆船：它有可能是从三佛齐返航泉州，正好碰上宋元交替的战乱被弃而损毁沉没。

笔者觉得这个结论谨慎稳妥，但似乎排除了它到过印度洋乃至是从印度洋返航的可能性，低估了这艘宋代海船承载的历史信息。笔者结合目前的考古和国内外文献，重新解读有关的考古分析，从宋代海船发现的香料、货贝和环纹货贝、船体附着物的地理分布、宋元两代中国海舶航行印度洋的文献，以及最近南海发现的另外两艘宋代海船五个方面加以论述，认为泉州湾宋代海船应当自印度洋返航。

老鼠

第七章“人鼠之争：复活节岛之谜的新探索”是一篇写于10多年前的综述文章，介绍了21世纪以来考古、古环境和人类学研究对太平洋东部复活节岛文明濒临崩溃的再探索。

以贾雷德·戴蒙德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在欧洲殖民者“发现”并登临复活节岛之前，岛上的拉帕努伊人已经促成了环境和社会的危机，欧洲人带来的疾病、剥削和掠奴不过是加速加剧了这个社会濒临崩溃。最新研究发现，事情似乎并不是这样简单。拉帕努伊人并非愚蠢的原住民，他们曾经乘坐独木舟漂泊数百里乃至上千里来到这个海岛，而后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塑造了一个个生机勃勃的社会。岛上的森林消失与其说是人为的恶果，不如说是老鼠泛滥的结果。关于复活节岛的争论，不仅涉及人类和环境这一永恒的紧张关系，也触及了对殖民主义的评价，同时还有学者对科学研究和发现的解读。

龙涎香

第八章“来或不来：中国宫廷中的龙涎香”再次回到中国和印度洋世界的联系。

本章以印度洋的龙涎香为契入点，梳理了中国印度洋知识的形成，并着重分析了龙涎香到达中国之后的消费。从唐代开始，尤其在宋代，龙涎香是作为香料使用；到了明代，中国开始开发龙涎香的医药功能，将其作为修炼金丹（长生不老药和春药的合体）的关键成分。这既有中世纪以来阿拉伯文化的影响，更与中国本土文化特别是道教对龙涎香的想象和解读直接相关。在这样的历史场景下，开始了16世纪中期嘉靖皇帝二三十年不断求购龙涎香的故事。

可是，由于郑和下西洋之后的海禁政策，中国和印度洋世界自15世纪中期就已断绝直接往来，印度洋的龙涎香也不再输入中国。这让嘉靖朝从皇帝到大臣乃至东南省份的地方官员异常焦虑。此时，正进入东亚寻求立足点的葡萄牙人利用了他们掌握的龙涎香，与广东地方官员达成妥协，用龙涎香交换了入居澳门的准许。谁曾想到，区区龙涎香改变了中西方交流的历程，成为西方进入中华帝国的“敲门砖”。

火山气候

第九章“1815年的坦博拉：火山爆发、全球气候变迁与道光萧条”回顾了人类文明史上最大规模的火山爆发对全球特别是对19世纪中国的影响。

坦博拉火山（Mt. Tambora）位于南半球的松巴哇岛（Sumbawa），它在1815年4月喷发，导致1816年成了“没有夏天的一年”(the Year without Summer)。它也许没有维苏威火山那样有名，但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其实远远大于后者。本章先以坦博拉为例，介绍火山爆发与全球气候异常（常常被简化为全球变冷）也就是火山气候之间的科学原理及其形成机制， 而后一一介绍了中国学者关于坦博拉火山因素和19世纪初期中国历史的相关研究，从而进一步坐实或修订了中国历史的有关论述。

这些中国学者的研究在时间上虽然集中于19世纪，但他们关注的地理空间大不相同，或江南，或云南，或胶东半岛，乃至黄渤海地区，而且涉及广泛的主题，如水灾、饥荒、经济萧条、新大陆作物的播种模式，以及鲱鱼的捕捞等。而后笔者试图将气候这个永恒的因素置于大清帝国某些特定的转折时刻略加讨论，并指出国内未来继续研究坦博拉（以及火山气候）的某些方向 。笔者最后提出了气候和清朝衰落的问题。

19世纪初开始的寒冷时段不仅见证了大清帝国的萧条与衰落，也迎来了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这或许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又或许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无论答案如何，19世纪初寒冷多雨的气候都是导致清朝衰落的许多因素相互交织、综合作用的一个环节。

在本书附录中，笔者回忆了过早去世的两位导师——柯临清和麦克恩，以及另一位全球史的杰出学者贡德·弗兰克，以此表达对他们的敬意和哀思。

全球史中的“人”

读者可以发见，全书的内容大致是物质史、贸易史和海洋史，而历史的最核心载体——人——似乎消失了。难道说，全球史可以不谈人吗？当然不是这样的。

首先，物质史、贸易史和海洋史都是人类活动产生的痕迹，没有人类的活动和交往，多数物体特别是商品自身是无法流动的；物质本身也需要人类去开发、生产和消费；贸易和通过海洋产生的各种互动，当然也需要人。物质史的研究，本质上就是对人类社会的研究，只不过不是对某个具体的人或人群的研究。

原因很简单：很少有某个具体的人主导、参与了这些跨地区的互动，留下了历史文献或考古遗迹且被记录和发现。毕竟，像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法显、玄奘和义净这样游历诸国，本身知书能文，或者因缘际会被旁人下来记录的例子太少了。因此，对以跨地区跨文化为圭臬的全球史而言，物质的流动、信息包括宗教文化和技术的传播，天然就受青睐。

其次，全球史当然也研究人。全球史一个永恒的主题便是移民，因为伴随着移民，必然产生跨地区跨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所以几乎没有比移民更合适的全球史研究对象了。不过，如上所述，移民在全球史中往往也是以群体而不是单个的、具体的个人的面目出现。

麦克恩是以中国移民研究（离散族群）著称的全球史学家，也是最早把离散族群这个概念应用于明清以来中国海外移民的先驱者之一。

当然，这些只是本人对世界史和全球史一些零碎的不成体系的理解，书中收录的研究也参差不齐，有的学术性强一些，有的趣味性强一些，体例也不尽相同。或许有人批评这些研究并非所谓的世界史或全球史，那也完全是言之成理的鞭策。本书以“全球史的九炷香”为名，就是希望能够焚香恭迎全球史“真人”的降临；至于这九炷香，是不是全球史的香，是沉香、金颜香、蔷薇水，还是龙涎香，其实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