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文学40年：重访杭州，新的文学活力孕育在当年回响中

从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阿城的《棋王》、张承志的《黑骏马》到贾平凹的“商州系列”、王安忆的《小鲍庄》、莫言的《红高粱》……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寻根”思潮，是当代文学史绕不过去的一章。

重游当年杭州会议开会的地方。左起：李庆西、黄育海、许子东、黄子平、陈晓明。陈力君副教授供图。

大众普遍认为，“寻根”源起1984年的杭州会议。40年过去，11月28日，韩少功、黄子平、李庆西、许子东、陈思和、黄育海、李杭育当年七位亲历者，与陈晓明、张清华、王尧、洪志纲等著名评论家，重游当年会议故地，并参与由《扬子江文学评论》杂志、浙江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主办的“‘寻根’思潮与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学术工作坊”。

今天重谈“寻根”的意义何在？当下的文学主体性如何建构？40年的“根”如何孕育新的嫩芽？大家在共同的回忆和梳理中，酝酿着新的道路。

40年前的新篇章

1984年12月，一群青年作家、评论家从各地奔赴杭州，在西湖边开了一周的会。

会议由《上海文学》、浙江文艺出版社、《西湖》三家共同主办，《上海文学》的茹志鹃主持。浙江文艺出版社来了两位年轻的编辑李庆西和黄育海，李杭育则作为杭州市文联的代表参加，除此之外，还有来自五湖四海的李陀、阿城、韩少功、郑万隆、陈思和、许子东、程德培、陈村、南帆等，共计30多人。

会议结束几个月后，31岁的韩少功在《作家》杂志发表了短文《文学的“根”》，提到“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甚至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主张发掘民族的乃至民间的传统文化，同时强调这种发掘必须是在现代思想的支配下去进行。

1985年春，韩少功在《作家》杂志发表《文学的“根”》，阐述寻根文学的立场。资料图

之后，阿城、郑万隆、李杭育等人也纷纷发文，“寻根”的旗帜迅速立了起来。

实际上，在杭州会议之前，已经有了一批“不一样”的创作。1983年，30岁的贾平凹写了《商州初录》，引人瞩目；1983年到1984年之间，李杭育推出《最后一个渔佬儿》为代表的“葛川江”系列；张承志发表了《北方的河》；阿城的《棋王》也横空出世。

这些作品引起了一批编辑和评论家的注意，他们意识到这些作品不同于当时的反思文学、伤痕文学、知青文学，“一些新的变化正在发生”。

在杭州会议后，更多作家受到影响，并以此为指引，创作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

杭州会议上，35岁的阿城说了好几个故事，极具寓言性，把大家听得一愣一愣的。李陀每次听完，都兴奋地说，这是一篇好小说，快写出来。后来，阿城把这些故事写成了小说，这就是著名的《遍地风流》。

1984年12月，杭州会议参会人员合影。资料图。

茹志鹃之女、31岁的王安忆当时去徐州探亲，没来杭州，但她的《小鲍庄》与韩少功《爸爸爸》同于1985年发表。

30岁的莫言也受到了会议的邀请，他向学校请假失败，没能来参会。但他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在1985年、1986年先后问世。

40年后的今天，莫言因故又没能来杭州。在视频中他说，没有当年的杭州会议也许就没有后来的寻根文学。“我跟这两次会议都有缘，也都无缘。我想，这两次会议跟我们所有的新时代作家都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共同见证、共同创造了这一段文学的历史。”

比莫言大一岁的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当时还在福建社科院工作，他从杂志上看到韩少功等人的“寻根宣言”，很受震动。他从《黑骏马》等作品出发，写了《文化冲突与文学张力》一文，用“巨大的历史精神跨度”描述“文化寻根”。

1985年春天，一个文学的大转折到来了。

40年后重返的意义

杭州会议看上去是一次偶然，但背后是多重必然的交叉。许子东说。

当时国外文艺西风东渐，对中国文学带来新鲜的刺激。加西亚·马尔克斯刚获诺贝尔文学奖不久，加上《百年孤独》中译本出版，让他一时间成为集体偶像。参加杭州会议的青年作家，大多又有上山下乡的经历，在他们身上，土和洋、城和乡，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冲突带来了新的生活感受，成为了创作的资源。

《百年孤独》黄锦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

这群人寻觅着自己的文学道路，也认识到中国文学应该回归本土。蔡翔回忆，当年大家不约而同谈到“文化”这个关键词。只是，北京作家谈的最多的是北方文化，韩少功谈楚文化，李杭育则谈吴越文化，“他们对中国文化很重视，核心话题是现代主义。”

可见，40年前就奠定了“寻根”是求变，是创新——正如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所说：“‘寻根’不仅命名了上世纪80年代重要的文学潮流，更在时间和空间上内在地修正了中国文学的主体构造。”

在这个意义上，这次的工作坊是对于“寻根”的寻根。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指出，应该把汪曾祺、陆文夫、冯骥才等人看作寻根文学的前身，从社会史背景、从那个年代的文化精神看寻根文学。这次工作坊的关键词“主体性建构”，恰恰指向“寻根”出现的意义。寻根思潮的出现，让作家们通过文学破茧成蝶，找到新的主体性建构。

苏州大学教授王尧的新书《“新时期文学”口述史》今年刚出版，他采访了众多作家、评论家，其中不乏当年杭州会议的在场人士。王尧指出，当时各种思潮共存、冲突，没有这一复杂的文化空间，就不会产生杭州会议和寻根思潮。当下中国文化的主题性建构，也一定在中国文化的关系中、在与世界对话中产生。40年以后，重提杭州会议和寻根文学，不仅仅是谈文学史，也是在直面当代思想史。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洪治纲提到，今天很多年轻人开始研究“后寻根文学”，其中就涉及到民族文化的书写，特别是苏绣、茶叶等特定文化意向的书写，包括王安忆《天香》。近年来，又形成了关于地方性知识的再书写，且越来越多的作家投入其中，“很多作品明显地延续了寻根文学的内在地方性文化的脉络。”

在这一意义上，“寻根”的意义延伸到今天、延伸到我们脚下，延伸到未来的路上。正如李敬泽说，距韩少功《文学的“根”》发表已近40年，大地与根性、文化与传统，何谓中国和何以中国，在当下时代的宏大主题中，我们仍然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思想者的洞见、勇气和力量。

洞见、勇气和力量从何而来？韩少功说，中国这块土地上，钱穆先生的话来说，文字历数千年不变。所以，我们的文化传承树大根深，有丰富的遗存。

工作坊的现场，有很多浙大的年轻学子席地而坐旁听。《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同彬提醒，今天的讨论，是通过复原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学术现场，以一次“寻根”，带回当时的激情，召唤出年轻一代文学创作和研究者的思想动能，激发新的文学活力，为他们日后的创作、研究寻找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