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洛漾书院，“遇见”宗璞

在江南桂香最为浓郁之时，洛漾书院·张抗抗文学艺术馆迎来一场女性作家、学者的聚会。

她们为96岁的宗璞先生而来。

近日，洛漾书院开启“当代女性文学沙龙”第一季：宗璞作品交流会。

《宗璞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场沙龙的嘉宾很重磅，在沙龙发起人、著名作家张抗抗的召集下，著名作家、编剧徐小斌，著名作家、文化学者、浙江农林大学教授王旭烽，评论家、诗人、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何向阳，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张莉，文学博士、湖州学院教授何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宗璞文集》责任编辑杨柳，从四面八方赶到德清。

虽然每一位嘉宾都有不同的社会身份，但她们无一不受到宗璞品格与著作的影响，成为她的专业读者，甚至与她有非常深入的交往。

在大众读者的心目中，宗璞既熟悉又陌生。因其作品进入中小学教材及各类阅读材料中，几乎每个中国家庭都有一两本她的散文集，但她的人生与作品，仍然属于较为小众的范畴。

宗璞 原名冯钟璞，哲学家冯友兰之女。 1928年，宗璞生于北京，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大附中，1946年入南开大学外文系，1948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 宗璞少年时期开始写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小说《红豆》、散文《西湖漫笔》等成名。 中年时期，她的散文《花朝节的纪念》《三松堂断忆》《哭小弟》《紫藤萝瀑布》《丁香结》等，流传广泛。有些成为中小学生的语文课文和辅助教材。 垂暮之年，宗璞完成多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等），其中，《东藏记》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图片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

三个月前的7月26日，宗璞迎来96周岁生日。第二天，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有一场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十卷本《宗璞文集》的出版座谈会，宗璞坐着轮椅来到现场，这是她为数不多的公开亮相。

原本，宗璞也计划来洛漾书院见证这场沙龙，但因年事已高，未能成行。

不过，懂她的嘉宾，以娓娓的讲述，在洛漾书院呈现她的经历与书写，让身处江南的读者，文学工作者、爱好者，闻讯而至的洛伢儿文学社的孩子们，“遇见”宗璞先生。

沙龙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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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遇见”要从洛漾书院·张抗抗文学艺术馆讲起。

2023年4月22日，洛漾书院开馆。仅仅一年有余，这里已是德清的文化地标。其背后有无数人的默默付出，张抗抗说，这讲起来是一篇很长的文章。

被誉为“水镇琴乡”德清洛舍镇，正是张抗抗的外婆家。她小时候由杭州乘夜航船（后来乘小火轮）来洛舍过寒暑假，在去北大荒之前，外婆因为担心她走得太远，曾找到熟人，让她到当时最富裕的陆家湾大队插队了三个月。

这么多年来，张抗抗与德清的联系从未中断，并持续参与着德清文化的发展。在她所著《我的德清外婆家》中，可以读到那些往事的细节。

于是，洛漾书院的出现，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张抗抗说，正好洛舍的大片湖水中有一个岛，德清文友建议书院落地于此，种种因素最终促成了这座书院的诞生。

张抗抗向来宾介绍洛漾书院

如今，书院收藏、展示着张抗抗捐赠的其五十年来创作的全部文学著作、部分创作手稿、珍藏多年的文化前辈与当代著名作家的书信原件以及近万册藏书。跟随张抗抗走进书院，大家都很感慨她以文学为纽带与家乡建立起的关联。

德清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祝丽萍说，书院已入选2024年第一批省级乡村博物馆，是德清唯一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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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一场“当代女性文学沙龙”的念头，在洛漾书院·张抗抗文学艺术馆开启之时就有了。

开馆那天，作为与张抗抗自1980年就相识的老朋友王旭烽提议，后续可以在这里进行女性文学的研讨。

要做这件事并不容易，张抗抗最初有过犹疑。要遴选优质的研讨主题，要沟通高水平的作家群体，要事无巨细地安排会务……但慢慢地，她觉得条件成熟了。

沙龙现场

在沙龙现场，张抗抗说，自己是女性作家，巧合的是，在德清也遇到很多优秀的女性：“我们的德清县文旅局副局长祝丽萍，我们的县图书馆馆长杨敏红，她们都是有情怀的人。”这种对女性的天然亲切感是其一，更重要的是，张抗抗观察到德清的群众性文化活动非常多，她想做一些比较高端的文化研学，以丰富德清的文化内涵，“这是跟我们的文学馆适配的，有了这个动力，就很快行动起来了。”张抗抗说，基于这些原因，“当代女性文学沙龙”第一季，很快就决定由德清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洛舍镇镇政府主办，德清县图书馆、洛漾书院联合举办。

杨敏红接受张莉向图书馆赠书

那么，洛漾书院的首次女性文学沙龙活动，为什么选择探讨宗璞作品？

张抗抗说，96岁的宗璞先生，是华语文坛目前健在的人中最为德高望重，也是文学成果非常丰富的一位作家。在这种敬仰之外，大家试图找寻她与今天的文学关联：“她的《野葫芦引》写的是西南联大，那已是很遥远的一段历史，但你会发现她的作品，哪怕是她写的那些可爱的童话，依然跟我们的心灵有某种连接之处。”而且，《野葫芦引》的其中一部《北归记》是她在“耳朵听不太见，眼睛也基本上看不见”的情况下，由她口述，助手打字，再进行校对再修改，有时不止一次才得以艰难完成。

“她在当代的文学界，是无法逾越的标杆，这个标杆意味着她的文学纯度，她的人格境界，还意味着她所经历的时代……”张抗抗说，这些都是今天很多作家难以企及的，所以，洛漾书院的首次女性文学沙龙选择了探讨宗璞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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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璞先生和浙江的缘分不浅，她发表于1961年的《西湖漫笔》是其散文成名作。那是她第四次到西子湖畔，在六月天里领略到了西湖的“绿”和“变”。

三十多年后，她又在《孟庄小记》留下与先生蔡仲德在西湖山水间的踪迹：逛灵隐寺、韬光寺，乘缆车登北高峰，去满觉陇寻桂未得，在茶田旁访到三生石——“山坡上翠竹千竿，山坳尽处突出一块大石。我们快步走近，心上一分是惊，一分是喜，似是猛然间见到故人。”而早在1979年，她已中篇写就小说《三生石》。

张抗抗

当张抗抗与她商量这次女性文学沙龙事宜之时，她将来一次洛漾书院放入自己的心愿清单，但碍于身体情况，大家纷纷“劝阻”了她的行动。

虽这次未至德清，但宗璞请张抗抗和杨柳带来自己的嘱托。她很看重这次活动。

宗璞希望有人谈一谈她的童话作品。张抗抗说，宗璞的童话并不广为人知。“宗璞到七八十岁的时候，还在写童话，她有一颗不衰的童心，她很看重童话作为自己文学品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张抗抗觉得，童心的保有，对每一个写作者而言，都很重要，而从宗璞的童话中能习得人生与写作的童心。

宗璞也希望有人谈一谈她获全国中篇小说奖的小说《三生石》，这部小说她希望改编成电影。小说讲述了父亲梅理庵、我(梅菩提)和陶慧韵三个人的故事，以“我”的故事为中心，以父女之情、中年之爱、朋友之义呈现了特殊年代的历史的图景。它与宗璞随后创作的短篇小说《我是谁？》《蜗居》等并置讨论，指向的是她写作的两种类型：一种是现实主义的“外观手法”，一种是超现实主义的“内观手法”。

在张抗抗的观察中，宗璞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启了实验小说的尝试：“《我是谁？》就是内观，是对自己发问，当时很多新的思潮涌进来，最后吸收了她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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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璞先生到灵隐一带访三生石的时间是1992年10月22日至11月2日之间。从她留下的散文可见，那时的杭州秋日正如今天。

在差不多的时间内，王旭烽也在找三生石。

宗璞的《三生石》发表于1980年的《十月》杂志第三期。当时，王旭烽是杭州大学历史系的学生，还是一个想写作的文学青年。三生石的故事，她自12岁从家里找到一本《牡丹亭》，读到那句“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从注解中便有了懵懂的认知。而大学的课堂上，那位讲授古典文学的徐步奎老师，后来她才知道就是著名的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徐朔方，同时他也是《牡丹亭》的校注者。恍然间，似乎传说与生活有了某种联结。

沙龙现场

这个时候，王旭烽也读到了《三生石》，对她而言，这部小说起到了文学基石的作用。“当时，伤痕文学非常繁盛，但我读这部作品的时候，完全不是从伤痕文学的角度去理解，我被她的意境、语言，以及叙事方式打动。”她说，又过了十年左右，在一个冬天，她在一片青菜地里找到了三生石，她后来的作品《西湖十景》《南方有嘉木》中，都写到了有关三生石的场景。

王旭烽（左）

不久前，王旭烽又重读了《三生石》，再次感受了书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与宗璞的外语根基：“宗璞先生似乎能将全人类的文明积淀在一起，她的白话文很洋气。100年后再读，也不过时。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深入的教育和教化的过程。”

《三生石》带有自传性，张抗抗认为其中体现了宗璞的才华、见识、对人生的态度。

“宗璞先生中西学兼治，她的正职是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也曾在《世界文学》担任编辑。她的家学很好，她曾非常郑重地向我推荐她的父亲冯友兰所著的《中国哲学史》第七册，她说，这个是一定要读的。”由此，张抗抗谈到了经典形成所要具备的条件，“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认识的核心，西学的背景是一种眼界、胸怀，或者说是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与态度。当这两者兼备的时候，才可能成就经典，当然，还要加上作者的生活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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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莉的课堂上，讲中国当代文学史必然绕不开宗璞。

她与一拨又一拨的年轻人讨论，你喜欢《红豆》吗？你觉得小说中的江玫和齐虹应该在一起吗？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喜欢《红豆》，但也都觉得主人公不应该在一起，因为，大家觉得齐虹爱人的方式不对——这种判断源于他的占有欲或者说咄咄逼人的方式。

“当一部作品脱离了历史语境之后，留下的这个东西恰恰是今天年轻人感兴趣的。”在与学生的交流中，张莉觉得宗璞的作品一直在年轻人的阅读中。而这一次，她说，抗抗老师给她留了一个作业，就是探讨宗璞的内观写作手法。这也是宗璞先生自己希望阅读者能从她的短篇小说去读取的内容。

宗璞的短篇名作，除了《红豆》，还有《我是谁？》《谁是我？》《蜗居》《勿念我》《泥沼中的头颅》等。

张莉

多年后重读，张莉说“好像比以前更能读懂了”。《我是谁？》是一对知识分子夫妻对自我身份的追问，《蜗居》是年轻人在思考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泥沼中的头颅》则是由一个头颅发出呐喊——他要从泥泞中钻出来，呼吸新鲜的空气。宗璞在这些作品里重新内观自我：我的灵魂是什么？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要到哪里去？

张莉觉得，宗璞的写作是一种炼金式的写作：“她要把那些屈辱不堪、难以下咽的东西重新提炼，让它成为自己生命中的琼浆或者是黄金。”而这些，也使她特别有主体性和自我风格。

宗璞曾大量阅读过卡夫卡，特别喜欢他的《变形记》，她在访谈中谈到过自己受到了卡夫卡的影响，张莉在研读中又看到了不一样：“她不是继承卡夫卡，而是学到了，然后通过自己的方式，重新回到中国语境，结合自身，写出了对‘人的存在’这种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不仅让后来人对女性文学，也是对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美学有了进一步的思考，“一个好的短篇小说，不仅仅是写故事，还应该有内在的思考，这些作品有一个共性：人如何面对自己的境遇。”

宗璞的这类作品，让阅读者感受到了痛苦，同时又能收获力量。那么，这种力量来自何处？

“她信任情感，包括信任爱情、信任亲情，情感拯救了她作品里的人物。”张莉说，宗璞小说里的每一个人物，都不强大，而是看起来是带有柔韧的弱，“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宗璞作品带给我的印象，就是：她是风中的芦苇，既柔韧又强大。”

2019年初，宗璞先生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终卷《北归记》出炉——自《南渡记》1988年出版之后，《东藏记》《西征记》相继问世，《北归记》是最后一部收官之作。

在张抗抗看来，宗璞前后耗时历时三十余年寒暑，苦累经年，以90高龄终成百万字长卷，可谓一个文学奇迹。

“书中数个家庭的聚散离合、近百位人物的命运跌宕，语言鲜活灵动颇有《红楼梦》旨趣，经脉分明纹丝不乱。”四卷本写了抗战期间明仑大学南迁坚持办学，至抗战结束回到北平的艰难历程，其中，张抗抗最喜欢《北归记》，在她看来，释读《北归记》有一把钥匙，就是“后记”中的一句话：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十字路口奋斗。一直以为进步了，其实是绕了一个圈，又走到和原来很近的一个地方。

宗璞还在“后记”中写下了她的“告别”。

“一是告别我经过和我写的时代……二是告别书中的人物，他们都是我熟悉的人是我‘再抟’、‘再炼’、‘再调和’创作的人，但又是完全崭新的人。我把自己的生命给了他们，我不知道我的贞元之气能不能让他们活起来，能活多久，我尽力了……需要奋斗的事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而我，要告别了。”

张抗抗却想对宗璞先生说，她创造的那些崭新的人物，留于书中，尽管这部书的文字和故事的集聚，算得是“为了告别的聚会”，但宗璞不会与他们告别，因为他们将会长久地活在读者心里。

同读《野葫芦引》，何英最喜欢《西征记》，其中写到了很多民间抗日英雄，何英本以为宗璞的叙事可能主要徘徊在大学校园和家庭生活，没想到当宗璞把笔端投向明天、投向社会的时候，依然可以写那么好。

沙龙现场

何英认为，冯友兰先生对宗璞影响巨大，这一点，从冯友兰为她写的一则序言的一句话中可以读出。冯友兰说——佛学中有一句话“纳须弥于芥子。”好大的一座须弥山，要把它纳入一颗芥子，这是对于一篇短篇小说的要求。怎样纳法，那就要看小说家的能耐。但无论怎样，作者心中必先有一座须弥山。

冯友兰写这篇序的时候已经90多岁，宗璞也70有余，何英说：“她应该是很欣然接受了父亲的这种教诲。”

何英

《野葫芦引》百万字，写了33年。杨柳从1994年开始做宗璞的责任编辑，她说《野葫芦引》从《东藏记》的后半部分开始是说出来的小说，因趋于失明，小说的修改，包括字词、修辞、情节的改动，都是靠听和说完成的。

杨柳

“《北归记》写到一小半的时候，她又突发脑出血，当时大家觉得这个事就到这儿为止了，她居然又恢复了，把这部书完成了。”杨柳觉得，只能说是一种使命感让她完成暮年的写作，《北归记》和《南渡记》的情节要接续起来，她要请人把《南渡记》的相关部分找出来读给她听，她再将其和当下要写的内容连接，“其中的艰难，对一个90岁的老人，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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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野葫芦引》的《东藏记》获得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2018年《北归记》获得了第三届施耐庵文学奖。两个奖项相隔10年，何向阳都是评委，她说，自己当时怀着敬意，向宗璞先生的作品投下了神圣的一票。

作为诗人的何向阳，对宗璞的童话研读更有心得。她说过，童话更接近诗。

何向阳（右）

从1956年的《寻月记》到2006年的《小沙弥陶陶》，宗璞用半个世纪写了22篇童话。她的童话多集中于对自然以及自然界动物植物和孩子的关注和书写。既不同于中国远古神话中对于神、巨人、奇迹、超能力的描写，也不同于古希腊神话与近现代西方作品不同中凸显的人与自然的冲突，以及人如何凭借智力而成为最终的胜者等等。

“宗璞的童话多致力于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他者在相互依存、相互理解、相互包容中的共生成长的主题十分突出。”何向阳觉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理念，为宗璞的童话提供了精髓。她以三部童话为例：《花的话》《总鳍鱼的故事》《小沙弥陶陶》，主人公分别是植物、动物、孩子。三部童话写于1963年、1983年、2006年，各相隔20年。何向阳说，宗璞从未放弃童话，恰恰是她无法放弃自己身在其中的文化，她想通过书写，将这种文化传给一代又一代人。

徐小斌一直收藏着宗璞的童话集《风庐童话》。1981年，第一届《十月》文学奖的颁奖，徐小斌和宗璞同为获奖者，徐小斌说：“我看到镜片后面的一双睿智的、善解人意的眼睛，于是我知道我们一定能成为朋友。”

随后，徐小斌就真的成为宗璞的一个“小朋友”。她们也聊文学，但更多的是聊一些琐事、新鲜事或烦恼事。“往往是我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地讲着，她静静地、认真地听着，时而，温婉地或开心地笑；进而，为我及时地出一些十分聪明的‘高招儿’。那些招儿，没有一颗童心便想不出来。”许多人爱把宗璞描述成一个书卷气很浓的大家闺秀，徐小斌倒觉得她是个童心浓厚的人，“如果不是这样，她就写不出那么美丽的童话。”

宗璞曾讲过，她走上文学之路，首先得益于她的父亲。冯友兰是哲学家，于文学也颇多造诣，且常对于文艺有独特见解，宗璞自小耳濡目染。

宗璞与父亲冯友兰 图片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宗璞便每年都要为父亲办一次寿诞会，在90华诞会上，冯老曾说：“长寿的重要在于能多明白道理。”这种达观同样影响了宗璞，使她面对世事可以宠辱无惊，乐观洒脱。

2019年，徐小斌带着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胡行舟博士前去探望89岁的宗璞。那时，宗璞早由燕南园搬到太阳城老年公寓居住。她很满意这样简朴的生活。此时，她的耳目基本已失聪明。

徐小斌心里很难过，但宗璞处之泰然。因为许久未见，她们聊了很久，当她得知胡行舟是90后，立即幽了一默：“我明年也要进入90后啦。”

部分图片来自洛漾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