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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报

    社科视窗·婺说宋韵⑨丨“事功实学”:南宋浙学的理论形态

    潮新闻 特约作者 张宏敏2024-10-24 06:46全网传播量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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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考证,“实学”一词最早出自于东汉时期的浙江籍思想家王充(27—约97,会稽上虞人)的经典名著《论衡·非韩篇》,称:“韩子非儒,谓之无益有损。盖谓俗儒无行操,举措不重礼,以儒名而俗行,以实学而伪说。”这里的“实学”,名义上是借韩非子之口批判战国时期一些“俗儒”沽名钓誉、追求名利的不良现象,但是,王充的本义是用“实学”这一概念来指称“儒学”,进而对“儒者”的职责进行界定:“儒者之操,重礼爱义,率无礼义士,激无义之人。”故而在王充这里,“实学”就是儒家礼义之学的代称。

    在浙江学术思想史上,我们虽然称王充为“浙学”的开山祖,但是首先使用“浙学”这一称谓的学者还是南宋大儒朱熹。朱熹发明“浙学”一词,意在指称南宋浙东(永嘉、永康)学派。详而言之,朱熹在与陈亮、叶适等永康、永嘉学者论战过程中,提出了具有批评意义的“浙学”概念:“近世言浙学者多尚事功”,“浙学却专是功利”。故而全祖望《宋元学案·东发学案序录》云“晦翁生平不喜浙学”,而“事功”“功利”也就成为南宋“浙学”(浙东学派)的代名词。这是因为到了南宋,出于恢复中原、中兴赵宋王朝的现实需要,在统治集团和士人阶层中出现了一股讲求经世致用、注重事功实学的实学思潮,是为“事功实学”。它集中体现为以叶适、陈亮、唐仲友、吕祖谦为代表的浙东经史、经制之学,也是朱熹所说的“多尚事功”的“浙学”。

    本文主要以南宋“浙学”的三大主流学派永嘉学派、永康学派、金华学派为参照,来关照南宋浙学的基本理论特质,进而指出南宋浙东学派就是“事功实学”的卓越代表与学术理论形态。

    一、“以经制言事功”的永嘉之学

    以薛季宣(1134—1173))、陈傅良(1137—1203)、叶适(1150—1228)为代表的南宋永嘉学派,在哲学本体论上,提出了“道非器可名,然不远物,则常存乎形器之内”、“物之所在,道则在焉,……道虽广大,理备事足,而终归之于物,不使散流,此圣贤经世之业”的哲学命题,认为充盈宇宙者是“物”、是“器”,而“道”则存在于事物本身。在此,我们可以说,“道不离器”“道不离物”,就是南宋浙东学派“事功实学”的哲学基础。

    内圣外王、开物成务,是传统儒者的最大理想与政治抱负。南宋永嘉学派作为儒学的一个分支,为达成恢复中原、富国强兵的目标尤其注重发挥儒学“外王”的一面。永嘉学派成员均有“经世致用,义利并举”的学术主张,进而重视对经史和政制以及田赋、兵制、地形、水利等实务的探究,即通过“借鉴古代的典章制度而为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寻找出路,藉古代经制的研究而制定出切合于当前实情的治国方略,施之实用,实现事功”。

    比如,师从程颐弟子袁溉的薛季宣,治学重“开物成务之功”,认为,只要通晓天地万物的道理,并按照这些道理行事就会取得成功。陈傅良有“儒者贵知务”的提法,以通达实际事务作为衡量“儒者”的标准。叶适《习学记言序目》有云:“夫行之于身,必待施之于人,措之于治”,“知道德之实而后著见于行事,乃出治之本、经国之要也。”这就突出强调了道德与事功、内圣与外王之间的贯通。叶适还追溯周代及春秋史,指出“周讥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而到汉高祖、武帝时期,始行抑商政策,则“(士农工商)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此外,叶适倡导经商致富,主张“商贾往来,道路无禁”,并要求南宋执政者适度改变经济政策,这无疑是对传统“重本抑末”经济政策的颠覆与革新。在《上宁宗皇帝劄子》中,叶适剖析了两宋赋税之利弊,建言宋宁宗“修实政于上,而又行实德于下”,以改变南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积弊,以达到为民谋利、富国强兵、恢复中原的目的。

    元明之际的思想家宋濂这样评价永嘉学派诸学者:“(浙)东(永)嘉之学,人或不同,大抵尚经制而求合乎先王,攻礼乐以振拔乎流俗,二者亦一道也。”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在编纂未竟的《宋元学案》“艮斋学案”案语中,也为以“务实不务虚”“弥纶以通世变”为基本特征的“永嘉之学”正名:“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清末学者李春龢在《水心先生别集·序》中,也对叶适思想“经世致用”的“实学”理论特质作出“岂徒以救宋之弊哉!士之有志经世者,诚能熟复而精择之,上观宋政以通之时务”的期待。

    二、“专言事功”的永康之学

    在哲学本体论上,与永嘉学派一样,南宋永康学者陈亮(1143—1194)也承认客观规律之实在,强调“道”就存在于具体的实事实物之中:“天地之间,何物非道”,“天下岂有道外之事哉,……夫道,非出于行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天下固无道外之事也。” 此为陈亮“事功之学”的理论基石与哲学基础。藉此,陈亮认可最求“实能、实效”的事功之学:“苟人事皆得其实,是乃应天之实也。人材欲取实能,政事欲取实效。诸所进用,必考其实。” 故而永嘉学者陈傅良在《答陈同父书》中明确指出,陈亮之学的基本特征是:“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

    全祖望《宋元学案·序录》则在比较、批判意义上指陈永康之学“专言事功”的基本特征:“永嘉以经制言事功,皆推原以为得统于程氏(程颢、程颐)。永康则专言事功而无所承,其学更粗莽抡魁。”《宋元学案》的另一编纂者黄百家,也有同样的言论:“永嘉之学,薛(季宣)、郑(伯熊)俱出自程子(程颐)。是时,陈同甫亮又崛兴于永康,无所承接。然其为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黜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灰埃。亦遂为世所忌,以为此近于功利,俱目之为‘浙学’。” 简言之,永康之学,“以读书经济为事”,崇实黜虚,力图使传统儒家学说切于实用,“开物成务”;缘此之故,朱熹则讥讽永康(包括永嘉)之“浙学”为“功利之学”。

    因为陈亮的“功利之学”与朱熹“以醇儒之道自律”的道德性命之学相反,故而朱熹以“义利双行,王霸并用”来评论陈亮之学;而为追求真理(“实理”),为“事功之学”正名,陈亮同朱熹之间展开了多场学术论辩。实则早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陈亮就对 “空谈心性”“不切事情”的“今世之儒士”表示不满:“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雠,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 在《中兴五论》中,陈亮更是慷慨陈词,讲论开诚之道、执要之道、励臣之道、正体之道等,期望朝廷“留神政事,励志恢复(中原)”。此外,陈亮的事功哲学同他本人倡导的“要以适用为主”的人生观一脉相连,其《答朱元晦秘书书》云:“(陈)亮之不肖,于今世儒者无能为役,其不足论甚矣,然亦自要做个人。……正欲搅金银铜铁熔作一器,要以适用为主耳。” 缘此之故,陈亮推崇“天下豪杰之士”,并编辑有歌颂为国家、为社会建功立业的英雄豪杰的《英豪录》;其《英豪录·序》文,对“英豪”作如是界定:“彼英豪者,……饥寒迫于身,视天下犹吾事也。见易于庸人,谓强敌可剿也。信口而言,惟意之为,礼法之不可羁也,生死祸福之不能惧也。……盖其才智过人者远矣。” 

    应该指出,陈亮的事功之学并不否定理学家的 “天理性命之说”,只是鉴于富国强兵、恢复中原的现实之需,才更加注重道德的现实效用与力行实践,故而将“事功之学”简单混同于“功利主义”,并非陈亮永康之学的本来意义。故而,明清之际思想家朱舜水特为陈亮“事功之学”作辩护:“仆谓治民之官与经生大异,有一分好处,则民受一分之惠,而朝廷享其功,不专在理学研穷也。晦翁先生以陈同甫为异端,恐不免失当。”易言之,南宋事功哲学就是一种“正德、利用、厚生”之学,是传统儒学“实用理性”抑或“实践理性”的充分彰显,是儒家“价值理性”(道德实践)与“工具理性”(事功实践)的有机统一。

    三、“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的金华之学 

    南宋时期,以吕祖谦(1137—1181)、唐仲友(1136—1188)为代表的“婺学”(后世亦作“金华学派”),也是提倡事功实学。得“中原、文献之传”的吕祖谦,为学为政均以“践履”为第一义,提倡“学以致用”:“今人为学,多尚虚文,不于著实处下工夫,到临事之际,种种不晓。学者须当为有用之学。”读有用之书,作有用之文,成有效之事,就是吕祖谦的为学为政之道。故而其《淳熙四年轮对札子》言:“浮华可抑也,繁文可减也,清谈高论不切事情者可黜也。” 显然,这就是一种“崇实黜虚”的主张。在《乾道六年轮对札子》中,吕祖谦建言宋孝宗 “求实学”“用真儒”:“夫不为俗学所汩者,必能求实学;不为腐儒所眩者,必能用真儒。”在《太学策问》中,他又主张南宋朝太学教育的基本宗旨应为“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指实见”“条实事”:“今日所与诸君共订者,将各发身之所实然者,以求实理之所在,夫岂角词章、博诵说、事无用之文哉!”在论学书信中,吕祖谦也是强调“学者以务实躬行为本” ,“切要工夫,莫如‘就实’,深体力行” 。此外,讲求“性理之学”的吕祖谦,在与学友朱熹的书信中(《与朱元晦书》),也称颂过永嘉事功学者薛季宣的“确实有用”之学:“(薛季宣)向来喜事功之意颇锐;……于世务二三条,如田赋、兵制、地形、水利,甚曾下工夫,眼前殊少见其比” ,“其为人坦平坚决,其为学确实有用” 。或许因为“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的吕祖谦对永嘉“事功”之学的认可,朱熹对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颇多微词,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东莱学案》“案语”中有云:“小东莱(吕祖谦)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化其偏,宰相之量也。惜其早卒,晦翁遂日与人苦争,并诋及婺学。”  “婺学”同“浙学”(永嘉、永康之学)一样,在朱熹这里皆是“功利之学”的代名词,具有负面作用。

    谢无量著《中国哲学史》在评论南宋浙东学派之时,尤为标举吕祖谦之学,认为吕氏治学,深通经术,注重践履;还引用吕祖谦“今人读书,全不作有用看。且如人二三十年读圣人书,及一旦遇事,便与闾巷人无异。或有一听老成人之语,便能终身服行。岂老成人之言过于《六经》哉?只缘读书不作有用看故也”云云,来说明吕祖谦教人读书的重要方式就是强调“为学与致用为一事”。

    唐仲友的经制之学,也是南宋“婺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制之学”,就是士大夫治理国家社会的制度方法,主张以经义立治术,旨在经世致用,故其学问关涉与关乎国计民生的政事。唐仲友编《帝王经世图谱》,该书之命名,足以说明经制之学的“经世”属性。周必大《帝王经世图谱·题辞》以为,唐仲友治学,“凡天文地志、礼乐刑政、阴阳度数、兵农王霸,皆本之经典,兼采传注,类聚群分,旁通午贯,使事时相参、形声相配”。尽管唐仲友与朱熹、陈亮等交恶,但是其本人在台州知府任上也是有所作为的,“发粟赈饥,抑奸拊弱,创浮梁以济艰涉,民利赖焉”。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特立“说斋学案”的原因,就在于唐仲友的经制之学“皆有关经世之学” 。

    四、余论

    明清之际,黄宗羲作为宋明理学的殿军,其治学更是博采众家之长,“以濂、洛之统,综会诸家:横渠之礼教,康节之象数,东莱之文献,艮斋、止斋之经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连珠合璧,自来儒林所未有也”。由此可见,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薛季宣、陈傅良的“经制之学”、叶适的“文章之学”,即南宋浙学的基本精神等均为黄宗羲所充分继承与发展。此外,黄宗羲还对朱熹宣称的“道学”与“事功”分两途的主张予以纠偏,并提出“事功出于道,道达至事功”;进而为陈亮的事功之学正名:“离事功以言道理,考亭(朱熹)终无折永康(陈亮)之论”,这就进一步高扬了南宋以来追求“道德”与“事功”合一的“浙学”传统。据此可知,黄宗羲是南宋浙东“事功实学”的传承者。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南宋永嘉、永康学派提倡的“经制之学”“事功之学”,其理论特质就是“事功实学”。易言之,南宋浙东学派就是“事功实学”的卓越代表与学术理论形态。

    (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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