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视窗·婺说宋韵⑨丨“事功实学”：南宋浙学的理论形态

据考证，“实学”一词最早出自于东汉时期的浙江籍思想家王充（27—约97，会稽上虞人）的经典名著《论衡·非韩篇》，称：“韩子非儒，谓之无益有损。盖谓俗儒无行操，举措不重礼，以儒名而俗行，以实学而伪说。”这里的“实学”，名义上是借韩非子之口批判战国时期一些“俗儒”沽名钓誉、追求名利的不良现象，但是，王充的本义是用“实学”这一概念来指称“儒学”，进而对“儒者”的职责进行界定：“儒者之操，重礼爱义，率无礼义士，激无义之人。”故而在王充这里，“实学”就是儒家礼义之学的代称。

在浙江学术思想史上，我们虽然称王充为“浙学”的开山祖，但是首先使用“浙学”这一称谓的学者还是南宋大儒朱熹。朱熹发明“浙学”一词，意在指称南宋浙东（永嘉、永康）学派。详而言之，朱熹在与陈亮、叶适等永康、永嘉学者论战过程中，提出了具有批评意义的“浙学”概念：“近世言浙学者多尚事功”，“浙学却专是功利”。故而全祖望《宋元学案·东发学案序录》云“晦翁生平不喜浙学”，而“事功”“功利”也就成为南宋“浙学”（浙东学派）的代名词。这是因为到了南宋，出于恢复中原、中兴赵宋王朝的现实需要，在统治集团和士人阶层中出现了一股讲求经世致用、注重事功实学的实学思潮，是为“事功实学”。它集中体现为以叶适、陈亮、唐仲友、吕祖谦为代表的浙东经史、经制之学，也是朱熹所说的“多尚事功”的“浙学”。

本文主要以南宋“浙学”的三大主流学派永嘉学派、永康学派、金华学派为参照，来关照南宋浙学的基本理论特质，进而指出南宋浙东学派就是“事功实学”的卓越代表与学术理论形态。

一、“以经制言事功”的永嘉之学

以薛季宣（1134—1173)）、陈傅良（1137—1203）、叶适（1150—1228）为代表的南宋永嘉学派，在哲学本体论上，提出了“道非器可名，然不远物，则常存乎形器之内”、“物之所在，道则在焉，……道虽广大，理备事足，而终归之于物，不使散流，此圣贤经世之业”的哲学命题，认为充盈宇宙者是“物”、是“器”，而“道”则存在于事物本身。在此，我们可以说，“道不离器”“道不离物”，就是南宋浙东学派“事功实学”的哲学基础。

内圣外王、开物成务，是传统儒者的最大理想与政治抱负。南宋永嘉学派作为儒学的一个分支，为达成恢复中原、富国强兵的目标尤其注重发挥儒学“外王”的一面。永嘉学派成员均有“经世致用，义利并举”的学术主张，进而重视对经史和政制以及田赋、兵制、地形、水利等实务的探究，即通过“借鉴古代的典章制度而为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寻找出路，藉古代经制的研究而制定出切合于当前实情的治国方略，施之实用，实现事功”。

比如，师从程颐弟子袁溉的薛季宣，治学重“开物成务之功”，认为，只要通晓天地万物的道理，并按照这些道理行事就会取得成功。陈傅良有“儒者贵知务”的提法，以通达实际事务作为衡量“儒者”的标准。叶适《习学记言序目》有云：“夫行之于身，必待施之于人，措之于治”，“知道德之实而后著见于行事，乃出治之本、经国之要也。”这就突出强调了道德与事功、内圣与外王之间的贯通。叶适还追溯周代及春秋史，指出“周讥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而到汉高祖、武帝时期，始行抑商政策，则“（士农工商）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此外，叶适倡导经商致富，主张“商贾往来，道路无禁”，并要求南宋执政者适度改变经济政策，这无疑是对传统“重本抑末”经济政策的颠覆与革新。在《上宁宗皇帝劄子》中，叶适剖析了两宋赋税之利弊，建言宋宁宗“修实政于上，而又行实德于下”，以改变南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积弊，以达到为民谋利、富国强兵、恢复中原的目的。

元明之际的思想家宋濂这样评价永嘉学派诸学者：“（浙）东（永）嘉之学，人或不同，大抵尚经制而求合乎先王，攻礼乐以振拔乎流俗，二者亦一道也。”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在编纂未竟的《宋元学案》“艮斋学案”案语中，也为以“务实不务虚”“弥纶以通世变”为基本特征的“永嘉之学”正名：“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清末学者李春龢在《水心先生别集·序》中，也对叶适思想“经世致用”的“实学”理论特质作出“岂徒以救宋之弊哉！士之有志经世者，诚能熟复而精择之，上观宋政以通之时务”的期待。

二、“专言事功”的永康之学

在哲学本体论上，与永嘉学派一样，南宋永康学者陈亮（1143—1194）也承认客观规律之实在，强调“道”就存在于具体的实事实物之中：“天地之间，何物非道”，“天下岂有道外之事哉，……夫道，非出于行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天下固无道外之事也。”　此为陈亮“事功之学”的理论基石与哲学基础。藉此，陈亮认可最求“实能、实效”的事功之学：“苟人事皆得其实，是乃应天之实也。人材欲取实能，政事欲取实效。诸所进用，必考其实。”　故而永嘉学者陈傅良在《答陈同父书》中明确指出，陈亮之学的基本特征是：“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

全祖望《宋元学案·序录》则在比较、批判意义上指陈永康之学“专言事功”的基本特征：“永嘉以经制言事功，皆推原以为得统于程氏（程颢、程颐）。永康则专言事功而无所承，其学更粗莽抡魁。”《宋元学案》的另一编纂者黄百家，也有同样的言论：“永嘉之学，薛（季宣）、郑（伯熊）俱出自程子（程颐）。是时，陈同甫亮又崛兴于永康，无所承接。然其为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黜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灰埃。亦遂为世所忌，以为此近于功利，俱目之为‘浙学’。”　简言之，永康之学，“以读书经济为事”，崇实黜虚，力图使传统儒家学说切于实用，“开物成务”；缘此之故，朱熹则讥讽永康（包括永嘉）之“浙学”为“功利之学”。

因为陈亮的“功利之学”与朱熹“以醇儒之道自律”的道德性命之学相反，故而朱熹以“义利双行，王霸并用”来评论陈亮之学；而为追求真理（“实理”），为“事功之学”正名，陈亮同朱熹之间展开了多场学术论辩。实则早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陈亮就对　“空谈心性”“不切事情”的“今世之儒士”表示不满：“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雠，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　在《中兴五论》中，陈亮更是慷慨陈词，讲论开诚之道、执要之道、励臣之道、正体之道等，期望朝廷“留神政事，励志恢复（中原）”。此外，陈亮的事功哲学同他本人倡导的“要以适用为主”的人生观一脉相连，其《答朱元晦秘书书》云：“（陈）亮之不肖，于今世儒者无能为役，其不足论甚矣，然亦自要做个人。……正欲搅金银铜铁熔作一器，要以适用为主耳。”　缘此之故，陈亮推崇“天下豪杰之士”，并编辑有歌颂为国家、为社会建功立业的英雄豪杰的《英豪录》；其《英豪录·序》文，对“英豪”作如是界定：“彼英豪者，……饥寒迫于身，视天下犹吾事也。见易于庸人，谓强敌可剿也。信口而言，惟意之为，礼法之不可羁也，生死祸福之不能惧也。……盖其才智过人者远矣。”　

应该指出，陈亮的事功之学并不否定理学家的　“天理性命之说”，只是鉴于富国强兵、恢复中原的现实之需，才更加注重道德的现实效用与力行实践，故而将“事功之学”简单混同于“功利主义”，并非陈亮永康之学的本来意义。故而，明清之际思想家朱舜水特为陈亮“事功之学”作辩护：“仆谓治民之官与经生大异，有一分好处，则民受一分之惠，而朝廷享其功，不专在理学研穷也。晦翁先生以陈同甫为异端，恐不免失当。”易言之，南宋事功哲学就是一种“正德、利用、厚生”之学，是传统儒学“实用理性”抑或“实践理性”的充分彰显，是儒家“价值理性”（道德实践）与“工具理性”（事功实践）的有机统一。

三、“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的金华之学　

南宋时期，以吕祖谦（1137—1181）、唐仲友（1136—1188）为代表的“婺学”（后世亦作“金华学派”），也是提倡事功实学。得“中原、文献之传”的吕祖谦，为学为政均以“践履”为第一义，提倡“学以致用”：“今人为学，多尚虚文，不于著实处下工夫，到临事之际，种种不晓。学者须当为有用之学。”读有用之书，作有用之文，成有效之事，就是吕祖谦的为学为政之道。故而其《淳熙四年轮对札子》言：“浮华可抑也，繁文可减也，清谈高论不切事情者可黜也。”　显然，这就是一种“崇实黜虚”的主张。在《乾道六年轮对札子》中，吕祖谦建言宋孝宗　“求实学”“用真儒”：“夫不为俗学所汩者，必能求实学；不为腐儒所眩者，必能用真儒。”在《太学策问》中，他又主张南宋朝太学教育的基本宗旨应为“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指实见”“条实事”：“今日所与诸君共订者，将各发身之所实然者，以求实理之所在，夫岂角词章、博诵说、事无用之文哉！”在论学书信中，吕祖谦也是强调“学者以务实躬行为本”　，“切要工夫，莫如‘就实’，深体力行”　。此外，讲求“性理之学”的吕祖谦，在与学友朱熹的书信中（《与朱元晦书》），也称颂过永嘉事功学者薛季宣的“确实有用”之学：“（薛季宣）向来喜事功之意颇锐；……于世务二三条，如田赋、兵制、地形、水利，甚曾下工夫，眼前殊少见其比”　，“其为人坦平坚决，其为学确实有用”　。或许因为“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的吕祖谦对永嘉“事功”之学的认可，朱熹对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颇多微词，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东莱学案》“案语”中有云：“小东莱（吕祖谦）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化其偏，宰相之量也。惜其早卒，晦翁遂日与人苦争，并诋及婺学。”　　“婺学”同“浙学”（永嘉、永康之学）一样，在朱熹这里皆是“功利之学”的代名词，具有负面作用。

谢无量著《中国哲学史》在评论南宋浙东学派之时，尤为标举吕祖谦之学，认为吕氏治学，深通经术，注重践履；还引用吕祖谦“今人读书，全不作有用看。且如人二三十年读圣人书，及一旦遇事，便与闾巷人无异。或有一听老成人之语，便能终身服行。岂老成人之言过于《六经》哉？只缘读书不作有用看故也”云云，来说明吕祖谦教人读书的重要方式就是强调“为学与致用为一事”。

唐仲友的经制之学，也是南宋“婺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制之学”，就是士大夫治理国家社会的制度方法，主张以经义立治术，旨在经世致用，故其学问关涉与关乎国计民生的政事。唐仲友编《帝王经世图谱》，该书之命名，足以说明经制之学的“经世”属性。周必大《帝王经世图谱·题辞》以为，唐仲友治学，“凡天文地志、礼乐刑政、阴阳度数、兵农王霸，皆本之经典，兼采传注，类聚群分，旁通午贯，使事时相参、形声相配”。尽管唐仲友与朱熹、陈亮等交恶，但是其本人在台州知府任上也是有所作为的，“发粟赈饥，抑奸拊弱，创浮梁以济艰涉，民利赖焉”。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特立“说斋学案”的原因，就在于唐仲友的经制之学“皆有关经世之学”　。

四、余论

明清之际，黄宗羲作为宋明理学的殿军，其治学更是博采众家之长，“以濂、洛之统，综会诸家：横渠之礼教，康节之象数，东莱之文献，艮斋、止斋之经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连珠合璧，自来儒林所未有也”。由此可见，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薛季宣、陈傅良的“经制之学”、叶适的“文章之学”，即南宋浙学的基本精神等均为黄宗羲所充分继承与发展。此外，黄宗羲还对朱熹宣称的“道学”与“事功”分两途的主张予以纠偏，并提出“事功出于道，道达至事功”；进而为陈亮的事功之学正名：“离事功以言道理，考亭（朱熹）终无折永康（陈亮）之论”，这就进一步高扬了南宋以来追求“道德”与“事功”合一的“浙学”传统。据此可知，黄宗羲是南宋浙东“事功实学”的传承者。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南宋永嘉、永康学派提倡的“经制之学”“事功之学”，其理论特质就是“事功实学”。易言之，南宋浙东学派就是“事功实学”的卓越代表与学术理论形态。

（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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