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报读书会｜住在“人间天堂”，南宋都城临安市民到底有多幸福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一首《望海潮》词，道尽了杭州的都市繁华、风光优美。9月29日晚，钱塘区高教东公园钱塘书房，2024年最后一场钱塘大讲堂正在进行，杭州历史学会会长，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宋韵文化专家徐吉军和读者聊起的，恰是千年前在“人间天堂”杭州生活的细腻与动人，和停留于街头巷尾，最值得人们回味的浓郁烟火气。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只要生活在中国的读者，大抵都对这句俗语有印象。它的来历可以追溯到南宋时期。当时，高祖赵构来到杭州，定都于此，从此，杭州成为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三个中心于一体、无愧于世界之冠的特大城市，与唐代长安、北宋东京一起，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国际性的大都城，这一时期，“人间天堂”的美誉就出现了。后来，马克·波罗元代时来到杭州，在游记中记录了杭州的盛景，并将其称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又让杭州美名远传，成为无数人的向往之地。

杭州。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当时的杭州到底有多大？徐吉军展示了一组数据，让生活在现代都市中的读者有了更具像化的感受——

就城市人口来说，杭州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大的城市。以各个城市最盛时期而言，汉长安有25万人，唐长安有60多万人，北宋东京为140万人左右，元大都有88万人，明北京有84万人，清北京有76万人，而南宋临安的城市人口，据美国学者赵冈的深入研究，总人口应有250万人左右。就世界来说，南宋都城临安，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际性大都市，是无愧于世界之冠的特大城市。

徐吉军又向读者展示了一组由学者统计的数据：在14世纪中叶以前，西欧只有四个号称为巨型城市，而每个巨型城市的人口均不超过10万，它们是：佛罗伦萨9万人，米兰7.5万人，威尼斯9万人，热那亚8万人。

由此可见，杭州之“大”，名副其实。

能用“大”形容的，不仅有城市，还有文明。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十三世纪时，南宋都城临安已发展到了可与西欧近世都城相比的高度文明水平，其现代化程度也令人惊讶，“当时杭州有高度发达的茶业对外贸易和买卖对外制度，税收也相当高。在日常生活方面，杭州的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等方面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其自豪足以认为世界其他各地皆为化外之邦。吃讲营养，穿讲漂亮，住讲舒适，用求名牌，也成为市民们追求新的生活方式的新动向。”

说着，徐吉军提到了时人吴自牧在所著的《梦粱录》，书中写到“杭城风俗，侈靡相尚”“临安风俗，四时奢侈，赏玩殆无虚日”，正是当时杭州吃穿住用奢靡风气最好的写照。

南宋临安居民的幸福还体现在“吃”方面。徐吉军介绍，时人阳枋在《字溪集》卷九《杂著·辨惑》中的描述呈现了当时的饮食习惯：“食不肯蔬食、菜羹、粗粝、豆麦、黍稷、菲薄、清淡，必欲精 凿稻粱、三蒸九折、鲜白软媚，肉必要珍馐嘉旨、脍炙蒸炮、爽口快意，水陆之品，人为之巧，缕雕盘，方丈罗列。”

简单来说，就是那时的人极其重视生活品质，吃要时鲜、要美味可口，食具要精致，除了一日三餐之外，老百姓还会另添点心等食品，非常讲究，“杭州的水果也非常丰富，例如李子。当时广东、福建的李子运送到杭州非常方便，通常只需要5～7天，新鲜的李子就可以到杭州市场上了。”此外，饮茶也是临安居民开门七件事之一，当时城中流行分茶、斗茶之风，杭州人雅好在饭余酒后饮茶聊天，以解一天的疲劳。

服饰穿着也是展现当时社会风貌的重要窗口，“城中男女，大多数穿着丝绸服装，遍体锦绣，尤其是商家巨贾的妇人们，更是衣着华丽，所佩戴珠宝饰物之多，几难以估计其价值。妇人们还重视梳妆打扮，时谓之‘修容’。”通过徐吉军的讲述，读者们仿佛来到嬉闹的临安街口，注目衣着华丽的杭州人从面前走过，身临其境感受当年杭州的“靓丽”。

杭州。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不过，生活虽然精致，也抵不过“为五斗米折腰”的烦恼，当时住在杭州的古人也会有很多“烦心事”，比如房子。

徐吉军用“寸土寸金”来形容当时的地价，“由于城市面积不大，因此人多地少的问题十分突出。到南宋末年，都城之内更是出现了‘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寸尺无空，巷陌壅塞，街道狭小，不堪其行’的现象。不仅北宋时曾经是稻麦田和橘园的田园平地变成巷陌街市，而且连僻远的山岭也开辟成为住宅区。万松岭皆为官员的府第和民宅，层层叠叠，直至山顶。”

他指出，在建地极端难求的情况下，杭州多了很多三层到五层的高楼或者建筑多层式的高楼，这赋予杭州一种典型都市的外形，也增高了人口的密度，地价的飞升也造成了房价的上涨，导致当时的贫富差距进一步增加。“有人曾说，‘有钱米可以盖屋的人家，在成千上万人家中不过一二’，这是当时房市最真实的写照。”

虽然房价高企，但从今天往回看，南宋杭州人依然是幸福的，他们享受着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诸多便利，坐拥富饶的物产、发达的商品经济和类别多元的文化娱乐活动，不断追求着新的生活方式，引领着社会风尚，成就了一个包容、开放和极具审美意识的时代，正如徐吉军所说的，“当时社会变化已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所能容纳的最大限度，迸发出新旧时代交替前朦胧的曙光，是社会越来越进步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