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潮｜梦里不知身是客

作家王霄夫的新书《天堂客人》，于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作为“血脉三部曲”系列的第三部小说，《天堂客人》延续了《上海公子》对于历史事件的把控，继续书写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命运沉浮，继承了《六尺之孤》对人物形象的描摹，不确定的身份、不确定的言行、不确定的举证与证伪构成了故事的荒诞与模糊。

王霄夫的这一系列小说组成了一个革命年代的完整谱系，翻开《天堂客人》，跟随着作者的叙述，进入到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世界里，进入到传统场景与现代叙事的碰撞之中，才能把握作者完整的视角，重新认识与了解那个特殊的年代。

人人尽说江南好

带着对书名的好奇翻开这本书——谁是天堂客人？天堂隐喻着何处？客人又指代着何人？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天堂的第一层含义，就是故事发生的杭州。

杭州不仅是一个地域空间，更是一个文学空间，历代都有太多关于杭州的书写。发生在杭州的故事都是有温度的，或许是因为西湖的存在，或许是因为钱塘江水的流淌，杭州的湖光山色，杭州的绿杨阴里，都在迎接着杭州的来客和归人。

“东西南北纷乱之际，杭州城总是平静的，气氛总是惬意的，人们总是沉浸在有节制有张弛的忙碌里，沉浸在有派头有调性的生活中……偏安东南，既是历史政治形成的概念，又有地理气象学上的意义。”能够被称作“天堂”的城市，景色一定是极其的优美，气候一定是极其的宜人，生活一定是极其的安逸平和。

小说分成四卷，四卷名由杭州的黄酒、梅雨、台风、潮信组成。

故事里人来人往、悲欢离合，离不开觥筹交错下的几两好酒，伴随着细雨绵绵中的信步西湖，迎接着强劲风雨后的凉爽清朗，观看着年复一年的潮起潮落。在书中我们能够看到作者深度挖掘并向读者展现了杭州特色文化风貌、社会习俗以及历史记忆，这得益于作者对于“地方性”书写的精准把控。

文学中的“地方性”书写不仅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和身份认同的构建方式，也是历史记忆的保存手段、审美体验的生动展现以及社会现实的反映途径。号称“人间天堂”的杭州，是作者为他笔下的人物打造的一个生存空间，甚至是一个在特殊年代相对舒适的生活空间。

杭州不仅是一个物质实体，也是一个精神实体。毫无疑问，主人公伏申是杭州的客人。千里迢迢从北方来到杭州的伏申，也恰恰应了韦庄的那句“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他多年徘徊于江南的背后，隐含了一种命运般的安排，似乎江南就是他最终的归宿。“天堂”的第二层含义，是精神的净土，是个人信仰与想象的投射。对于伏申来说，他追随着沈甲妃来到杭州，追随的不仅仅是一个女子，也不仅仅是一份爱情。他选择了在他的青春年华，追求深层次的洞见和真理，实现自我超越和心灵的觉醒。“天堂”或许还有第三层含义，西湖在作家笔下，生机、鲜活、希望与是非、焦躁、危险并存。在一个秩序崩坏的年代，“天堂”表达了对于和谐秩序的向往，隐喻着一种没有冲突与混乱的理想状态。

又或许还有很多种解释，但关于“天堂”，伏申和沈甲妃有自己的答案，谭杭丽、俏罗敷有自己的答案，沈耀中有自己答案，作者有他的答案，至于我们看客，在读完整本书后，自会有自己的答案。

梦里不知身是客

主人公颇为巧妙地被设置成为了一个梦游症患者，伏申的种种反常行为最后都以梦游症来解释，或者说，梦游症成为掩盖真实目的的障眼法，于是故事也变得扑朔迷离。梦游症作为一种神秘而奇妙的现象，为文学作品增添了浓厚的神秘色彩和吸引力。小说在恰当的情节插入梦游者的视角来叙述故事，打破传统的叙事模式和时间顺序，使作品更加具有创新性和艺术性。

在《戴肚兜的鸳鸯眼狮猫》一节中，伏申被猫的哀叫声惊醒后从沈庐出门，长驱直入，进了陆军监狱，值班的人任由他进入了关押沈耀中的号子，在沈耀中的建议下朝猫开了枪，结束了中毒的猫的生命。在这段情节中，沈耀中整理猫咪肚兜里露出来的毛线丝，提到了给女儿沈甲妃买的红色围巾，就是做成肚兜的这条。很难不让读者对于围巾生出多余的猜测，因为反复出现的粉蓝色礼帽里似乎就藏着某种秘密。然后在枪声响起时，画面一转，伏申从床上醒来，发现一切都是一场梦。猫咪在屋顶跳跃，他似乎从未离开过沈庐。就在读者以为作者玩的小把戏就到这儿的时候，作者又写道这个梦境片段多次在医生的催眠审讯中出现。“如果是梦境，伏申的韦伯利转轮手枪分明开过枪，而且有人听到了枪声；如果是真实发生的，没有任何人证明伏申离开过沈庐，监狱方面也没有发现沈耀中与外面什么人有过接触，而且，所有狱警都没有听到猫的叫声。”细究下去，手枪不一定是从伏申手上开出，而伏申的枪到底开向什么，伏申那晚有没有单独与沈耀中见过面，我们也无从得知。

梦游症在文学中经常被描绘为一种逃避现实的手段。

人物通过梦游进入一个不受现实限制的梦境世界，这反映了人物在面对压力和困境时，内心深处的逃避欲望。但是，梦游不仅是逃避现实的手段，也是人物自我发现和治疗的过程。通过梦游，人物可能面对自己的恐惧、欲望或过去，最终实现自我救赎或成长。从这个角度，我们重新去看待伏申，才能共情他独在异乡的彷徨，身为异客的寂寥，以及等待一个不知归期的女子的无望。只有在梦中，他才能重新见到沈甲妃，才能忘记自己客居他乡的境地，暂时忘记现实的纷纷扰扰，重新回到年少慕艾，无忧无虑的时光。梦游描写模糊了梦境与现实的界限，使读者思考两者之间的关系。主人公在梦游中经历的种种奇幻场景，让读者思考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幻，以及我们如何判断自己所处的世界。这种模糊性增加了作品的深度和复杂性，同时也提供了对人类意识和潜意识的探索思路。

此外，小说当中的几个重要角色都患有某种病症。比如患有强迫症的谭杭丽，比如患有幻想症的林白履。疾病书写必然伴随着某种隐喻，揭示人物内心深处的秘密和欲望。混乱无序和毫无逻辑，变故刺激和时运无常，给个体造成的精神损害是无法预估的。精神科医生克里森，与其说他是作者创作的一个故事参与者，不如说是一个清醒的旁观者。尽管他参与了众多角色的催眠审讯工作，但他的存在帮助着面临心灵崩溃和灵魂摧残的人去言说，让他们缄默的心灵被看见、被发现。

假作真时真亦假

文学作品是审美意识形态的展现，而《上海公子》正是以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情节，构建了一个充满诗意和情感的审美世界。小说通过富家公子的成长与抉择，展现了在动荡年代中个人信仰、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与融合。“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六尺之孤》进一步强调了个体在历史大潮中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到了《天堂客人》，“血脉三部曲”系列的收官之作，则在哲学层面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故事里，谭杭丽的老师戴笠在她进行“大扫除”的准备工作时，交代了一句“假作真时真亦假”，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却忽视了后一句“无为有处有还无”。这句话是我们认识整部作品的一个可供参考的思路，当我们意识到真实和虚假具有相对性，也就更能理解创作者探索真实与虚构界限的创作意图。现实与认知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如果人们将虚假当作真实来接受和对待，那么原本的真实也可能被忽视或怀疑。

谭杭丽目睹伏申的催眠审讯后，整日忧心忡忡，担心自己的“大扫除”计划名单被泄露，关于名单是否真被泄露还未可知，又是一出真真假假的名单戏法。编号21802的礼帽成为了谭杭丽设置保险柜密码的心理暗示，这密码竟然流入了一个又一个人心里。故事在林白履偷偷进入莫干山看到俏罗敷接受催眠审讯后变得扑朔迷离，林白履在看见主审女人的脸后就被人弄晕过去，而伏申也似乎因为梦游症发作出现在了莫干山。伏申和林白履遭遇处分，谭杭丽却对于莫干山上发生的事情一概不知，也表示自己从未审问过俏罗敷。有时候，表面现象可能掩盖了事物的本质，而人们对现象的迷恋可能导致对本质的忽视，而当主观感受被普遍接受时，客观事实也可能被曲解。谭杭丽太迷恋一个结果和答案，太想弄清楚是非真假，殊不知困兽之斗，无力回天。

《天堂客人》是一部令人动容、引人深思的佳作。它不仅是一部历史的再现，更是一次灵魂的洗礼，让读者在特殊的岁月中，见证了信念的力量、人性的光辉与牺牲的伟大。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将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缓缓展开，每一个章节都仿佛是一段历史的缩影，让人仿佛置身其间，与主人公们一同经历生死考验、信仰抉择。尤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小说深刻挖掘了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复杂多变。面对生死考验，有人选择背叛，有人则坚守到底；在爱与恨、情与义的交织中，人性的光辉与阴暗被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对人性的深刻剖析，使得小说不仅仅是一部关于革命的历史叙事，更是一部探讨人性、道德与信仰的哲学作品。

在《天堂客人》这部作品中，对于历史的叙述，对于个体的叙述，对于信仰与爱的叙述，最终都落在人物对于生命的感受中，落在生命的每时每刻里。伏申在江南的等待，重要的不是他在等待什么，而是等待本身。因为等待本就是一种勇气，是面对命运的不可知，面对现实世界的混乱荒诞，依然存有一份希望，一份信仰。人生除了死亡，没有什么能够真正的到来。如此便多了几分豁然，伏申作了异乡的囚徒，却不再是心灵的囚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