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报读书会丨谌旭彬：中国人口首次破亿，为什么是在宋代？

从清明上河图到《东京梦华录》，宋代的“繁华”今天被反复讨论。宋代时，水稻广泛种植、农具和灌溉设施改良，粮食产量大大增加；打破坊市制度，城市经济空前活跃；海外贸易发达，丝绸之路远及印度洋……如此繁华从何而来？

读书会现场

9月8日，历史作家谌旭彬带着新书《大宋繁华：造极之世的表与里》做客钱报读书会，出版人、读书自媒体博主西木主持。

本书是继《秦制两千年》《活在洪武时代：朱元璋治下的小人物命运》《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之后，“秦制”系列的第四本作品。围绕新书，谌旭彬从人口发展、税法变革等视角看宋朝繁华的根源，试图展现宋朝平常百姓的生活状况。

谌旭彬《大宋繁华：造极之世的表与里》，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

中国人口规模首次破亿，是在北宋时期

宋代的经济繁华的源头，也是重要特征之一，是人口爆炸式增长。

北宋晚期，中国人口突破1亿，“这是中国人口在历史上首次突破亿级大关。”这是谌旭彬翻开历史学者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后的发现。

在此之前，西汉时曾达到6000万人，唐朝天宝年间一度达到7000万人。这是两个峰值，其他时间因战乱、天灾等，人口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到了宋代，情况不一样了。北宋初期，经历唐末五代战乱，人口约3500万人；仅仅经过百余年，北宋末年人口迅速超过了1亿。

从西汉到唐代，750多年里人口仅仅增长了1000万；从北宋初年到北宋晚期，100多年里人口增长了约六七千万。

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大爆炸发生在北宋？而不是汉唐？是宋代皇帝做得好吗？这是谌旭彬读《中国人口史》发现的问题。翻阅史学研究成果，谌旭彬没有找到好的解释，于是尝试自己寻找答案。

在谌旭彬看来，人口爆炸式增长，是出乎宋代统治者意料之外的。宋代承袭唐代推行两税法，这是人口大膨胀的源头。而这一税收制度的确立，初衷仅仅是财政“蛋糕”的做大。

从历代史书中统计数据，谌旭彬发现，从秦代统一到隋唐时期，中国人口呈起伏式增长，但总量变化不大，峰值始终在6000万上下。尽管铁制农具普及、水利灌溉技术发展、农作物引进等因素，使粮食亩产有提升，但是人口峰值在750多年里始终突破不了。

是什么因素限制了人口峰值的增长？宋代发生了什么变化，让人口峰值有了进一步突破？谌旭彬认为是唐德宗时施行的“两税法”。

读书会现场

两税法：人口爆炸式增长的根源？

在“两税法”之前，历代税收主要来源是“人头税”，即以家庭人口数量为依据征收钱粮、人力。按人头征税，家庭每增加一个人口，就多一份纳税负担。

以汉代“文景之治”为例，谌旭彬指出，当时推行“三十税一”，被后世认为是轻徭薄赋的代表。但“三十税一”仅仅针对田亩税，当时一户百姓的纳税负担，人头税占十分之九，田亩税仅占十分之一。百姓税收负担，主要在于人头税——包括口钱（满3岁就征税）、算赋、徭役、兵役。

谌旭彬引用了当时晁错、贾谊的记载。贾谊上书汉文帝，淮南的郡县百姓纷纷逃离家园，逃到诸侯王的地盘。不是因为田亩税（田赋）太重，而是人头税（徭役）太重。所以他们“用脚投票”，宁愿抛弃家园。

被称为盛世的“文景之治”，“三十税一”都压得百姓负担这么重，其他朝代可以想象。人头税占主导的很长历史时期，为了少交税，老百姓只能少生，或者生下来遗弃。“生子不举”“生子辄杀”的记载，在历朝历代史书上都出现过。谌旭彬说，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就是被遗弃的孤儿。

也正因此，广大领土上，人口峰值很难突破7000万。直到唐德宗建中元年（780），中国人口史发生了转折。因为这一年，宰相杨炎在唐德宗的支持下推行新的税收制度“两税法”，取代了租庸调制。

“两税法”核心是根据田亩、资产征税，不再关注一家有几口人。“这相当于拔掉了长期压制中国人口峰值的限制器。”人口是创造家庭财富的劳动力，多一个人口就多一分劳动力，解放了生育意愿。宋代沿用了两税法，经历唐末五代的战乱后，在大一统的宋代显示出了成果。

“历史上的改革，如王安石改革、张居正改革非常受瞩目，两税法往往被忽略，但我认为非常重要。”谌旭彬说，“它相当于商鞅变法，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面貌和发展。”

现场读者

两税法解放了生育愿望，只是一场“意外”？

谌旭彬认为，两税法是实施，并不是唐德宗认为对普通民众有好处，而是因为当时均田制崩溃，唐朝百姓纷纷逃亡，人头税已经无法保证财政“蛋糕”的做大：人可以逃亡，但田亩无法逃亡，根据田亩征税是必然结果。正如《文献通考》指出，经历安史之乱等战乱后，推行两税法是“权时施宜之举”。

宋代繁华一方面得益于税法改革带来的人口红利，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宋代统治者在土地政策上的“无为”。

在谌旭彬看来，宋代朝廷不介入土地分配，不限制自由买卖提升了土地利用率：有地的主户会招募佃户耕作，不会放任土地荒芜，佃户成为自由“打工人”，可以选择主户。

宋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自由市场的活力，乡村出现了“草市”、城市里涌入了市民，造就了《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记录的繁华。但这些变化，并不是宋朝统治者的制度创新和历史功绩，而是制度红利之外的“意外”收获。

人口爆炸带来了财政“蛋糕”的做大，同时也让宋朝“食税群体”规模暴涨，即大家熟悉的冗兵、冗官、冗费。比如做过财政长官的蔡襄曾指出，朝廷一年财政收入六千余万，养兵之费约五千万——近乎六分之五都用来养数量达百万的军队。

再比如，宋代的一品官每年可以拿到3600贯，是唐代一品京官的27倍多，谌旭彬说，即便不考虑物价等因素，也不妨碍得出这样的结论：宋代官员的待遇大大高于唐代。以上这些都是靠普通百姓的赋税做支撑。

宋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华书局，2022年

有了庞大的食税群体，才有了《东京梦华录》记载的开封城内的香车宝马、雕梁画栋、按管调弦，这些人构成了北宋最具消费力的群体。至于剩下的八九千万普通百姓，依然在土地兼并、沉重赋税等大山下承担着压力，挣扎在贫困线上。

《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孟元老，出身官宦之家，靖康之变后流落江南，追忆当年东京开封的繁华，写下此书。谌旭彬说，我们承认书中写的都是真的，也承认宋代比前代繁华，但孟元老作为食税群体的一员，他的视角必然有阶层立场，普通人的冷暖凉热，没有出现在他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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