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梁实秋、鲁迅和穆木天先后有过关于文学翻译的论争。鲁、梁论争始于1929年9月,引发论争的梁实秋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新月》,鲁迅的第一篇回应文刊于《萌芽月刊》。鲁、穆论争则发生在1933年、1934年,文章都发表于《申报·自由谈》。鲁、梁、穆都是文学家,也都有文学翻译的实践和实绩,只是翻译的“道”不相同。鲁、梁的译著数十年来代有重印,穆则似乎消失在了历史中。
40年前读大学,进入阅读视野的穆木天,首先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师宗法国印象派的诗人、诗论家,其次则是外国文学的教授。后来渐知穆木天通晓法语、日语、英语、俄语,译文数量巨大,1957年前翻译发表外国文学作品170多种,1957年至1966年翻译手稿94种211万字(见孙晓博《穆木天晚年翻译手稿研究》)。他发表文学译文早于发表诗作,他的文学之路始于翻译,也最终停在了翻译这一站上。
鲁、穆关于翻译的论争,源于穆木天对楼建南(楼适夷的笔名)从日文转译过来的《二十世纪的欧洲文学》一书的批评,穆木天对照日文译本提出楼译的8处误译。鲁迅指责穆木天的批评专看别人译文的差错,是“专揭烂疤”。鲁迅虽然替楼适夷抱不平,但也承认穆文对楼译的指摘“也恐怕都是实在的错误”。鲁、穆之争,这儿不表。今日回顾穆木天先生翻译以及关于翻译的见解,真令人有会心不远之感。
穆木天译著。
穆木天以为“作文艺翻译,应当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不从大处着眼,没有“把一篇作品概括地了解清楚”,那就有可能“把许多小处都弄得很凌乱,不能自圆其说”。有了“大处着眼”,整体地理解了作品,“然后,才能把各个部分把握得住……”在这个前提之下,穆木天更强调“最起码的条件”是“把书里的词句看清楚”,在这个最起码之上,是“还得把字里行间,能读得很透彻”,这样“对于词句的了解,才不是表面的”。在透彻理解文意的同时,穆木天还要求译者有知识素养的积累,要能够细心:“译者必须细心,而且还需知识丰富。”这儿穆木天举了翻译巴尔扎克、左拉作品作例子,“如果对于法国历史不大知道,照例绘出岔子。有时,会弄得意义都完全相反。”写到这儿,穆木天又举了同一个词在美国和在法国的意思完全不同的一个例子,不了解这个词在美、法各自语境里的意思,那就会出现翻译的错误。上面这些关于翻译的见解,出自穆木天《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刊于1948年《文讯》第9卷第1期。在这篇文章里,穆木天特别说到了译者要有好的“外国文和中国文的力量”,因为“文艺作品是用语言文字写的。对于外国文能力不够,不行;对于本国文能力不够,也不行”。对于所要进行翻译的作品和作家,穆木天也提醒,“你千万不要先给他加冠,或者刺上一个黥印。你要从各种材料,最好还是从他的作品本身,去了解他的思想意识。”这是对文本阅读和文本理解的强调了。在1951年发表的《关于外国文学名著翻译》一文里(载《翻译通报》第3卷第1期),穆木天比较具体地说明了译者所要具备的素养,以为“翻译的正确性,是由译者的世界观、文艺修养、语言的运用,以及一般知识和工作经验等决定的”。这些表述,应该是溶入了穆先生自己的翻译实践的切身体会的。这些体会,恐怕不止对文学翻译,扩大来看,对文史哲的翻译都会有意义的。
穆木天不认为翻译是“创作”,他更强调翻译的“忠实”与“真实”:“翻译是把一篇作品,从一种语言文字,改变成为另外一种语言文字……既不能‘偷工减料’,更不能‘锦上添花’。”在这样的意义上,穆木天偏向于“直译”。
没有这样的对作品的理解,对本国文和外国文的运用能力,翻译出来的能是什么样的成品,我想我们都会有阅读的经验。20年前,我读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里的《论自由》,约翰·密尔的代表作,硬着头皮读完;10年前读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库里的阿克顿《近代史讲稿》,终于不忍卒读。这些译本,字都认识,合成句子往往不知所云。后来看到一篇译文评论,这两部译著都被列入了“被翻译毁掉的书”的名单里。记得江苏有一套国外汉学家中国历史著作的汉译丛书,以前看到有新的译本出来,很激动,后来看过多种以后,就淡漠了,无论又出来多少新译本,都绝不动心——也是译文质量问题所致。
《穆木天晚年翻译手稿研究》。
好的翻译作品自然是不容易做成的,穆木天尽管提出过“最好的译本必须能够把原著的本来面目传达得真实”这样明确的译文标准,但实际做起来也难免会出现问题。法国文学专家罗新璋《释‘译作’》(《中国翻译》1995年第2期)就说过“穆木天基本上顺着原文译,字真句确,认真的有点木讷”这样的评论。穆木天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我喜欢尊重原文的文法结构,因为我希望中国语法能够欧化,结果变成了生硬,尽管看得懂,可不够灵活……”(转引自孙晓博《穆木天晚年翻译手稿研究》)。
穆木天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译作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王尔德《自私的巨人》,刊1921年《新潮》第3卷第1号,最后一篇译文的完成在1966年;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学创作是诗歌《复活》(刊1922年《创造》季刊第1卷第3期),最后一部公开出版的诗集是1942年重庆文艺出版社的《新的旅途》。翻译的外文原著有法、英、日、俄等语种,文类有小说、诗歌、童话、剧本、教材、论文。他所做的最大规模的翻译,是从法文翻译巴尔扎克《人间喜剧》,是巴尔扎克长篇小说首译者(参见蒋芳《巴尔扎克在中国》),从1935年到1951年共翻译了巴尔扎克作品18种。穆木天不止翻译,还写了大量的注释,写了译序。法国文学专家赵少侯1952年发表的文章称穆木天是“学术型翻译”。钟敬文先生晚年评论穆木天的译著:“木天……经常把研究的结果写成译序和注释。译序实际就是论文,注释也常常带有研究性质。……他的译本富有学术价值。”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穆木天卷》。
但穆木天早期并不看重翻译,直到30年代翻译态度才有根本转变,在《我的文艺生活》(刊1930年6月《大众文艺》第2卷第5、6期合刊)一文里感叹自己以前对翻译的轻视“何等可笑”。1952年穆木天到北师大中文系任外国文学教授直到1971年去世。1957年后穆木天先生虽然离开讲台,但翻译不辍,从1957年到1966年,翻译了211万字的外国文学作品留在北师大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穆木天先生那时患有高血压、严重胃病,视力是1200度的近视,据学生的回忆:“老师高度近视,他看书就是‘闻书’,闻完又趴在那儿继续写……”这批译稿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完成的。穆木天先生这211万字不曾公开出版的翻译手稿,历经政治运动、唐山大地震以及院系办公楼搬迁等等,仍然都完好地保存在教研室里,真是奇迹。可知穆先生的学生陈惇等老师对珍藏这批手稿所花费的心力了——穆木天女儿穆立立就说过:“保留穆木天的手稿,是陈惇老师们的功劳。陈惇……能够理解手稿的价值……”2012年陈惇教授从手稿里编选了40多万字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穆木天卷》,交北师大出版社印行面世。青年学者孙晓博花费10年功夫,释读这211万字的手稿,搜集原文底本,一一比对,完成50万字的《穆木天晚年翻译手稿研究》,2023年付梓。我想,这也可以视作是一种“尊师重道”精神的体现了。穆木天先生在天之灵有知,应该会感到安慰了。
2024年9月5日初稿,6日修改,杭州西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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