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潮人丨殊途同归，两位“中国梵高”和他们的60年

昏暗逼仄的空间里，像晒衣服一样晾着几千幅“梵高画作”，赤膊光膀的男子手托调色板弯腰从画下走过，用画笔挑起深群青和普蓝颜料，挥斥成《星月夜》中旋转卷曲躁动的星云。排成一列的画板前，另一位“流水线”上的男子则负责暗绿褐色的树干……

在深圳大芬村，因为大量临摹梵高的作品，农民画工赵小勇和周永久被冠上了“中国梵高”之名，一部以他们二人为主角的同名纪录片《中国梵高》，让无数人将探究、心酸、鄙夷、敬佩、感慨等各种色彩的复杂目光投至这里。

如今的大芬村，也似乎成了很多来深圳的人，必打卡的点位。

九十年代，周永久和徒弟们在拥挤的画室里画油画。受访者供图

周永久，1974年生人，1991年来到大芬村，至今已33年；赵小勇，1972年生人，1997年来到大芬村，至今已27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赵小勇和周永久二人的生活轨迹不尽相同，但在当下，他们似乎都回归了同一条路——从临摹复制到原创画作。沿着殊途同归的故事基调，我们试图走进这两位“中国梵高”和他们的60年。

慕名而来的游客在和赵小勇合影留念。潮新闻记者 吴馥梅 摄

流水工厂里的“绘画机器”

在周永久看来，流水线式的作品，可以叫做工艺，但不叫艺术。赵小勇说，其实很简单，模仿就是赚钱，不要去讲其他的，因为要维持生活。

1991年，17岁的周永久第一次踏上了大芬村的土地。在跟着师傅学画画之初，往往三个月的时间他都只盯着一幅画，不断临摹、不断修改，直到把每个图案细节都刻在心里。后来，他开始临摹梵高的作品。

转机发生在1994年的广交会，当时，周永久拿着15幅临摹的梵高画作赶赴广州，在人潮拥挤和商客云集中，他手中的《星月夜》《向日葵》《鸢尾花》《夜间咖啡店》引来了外国商人的关注目光。在这里，他收获了人生中第一笔正式订单——3个月，交付1万幅梵高画作。

“怎么来得及？”这是他当时的第一想法。面对庞大的订单量、难得的机会和紧迫的时间，他和师傅想出了一个办法，叫上师兄弟们一起来画。

周永久（右三）和徒弟们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一个学徒负责调颜料，一个学徒负责订画布，“他负责天空，她负责花瓶，周永久负责最后修改定稿”。21个人流水线式操作，以最快的速度来产出一幅幅“世界名画”，然后晾干、优化和包装。最终，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他们完成了8000多幅画作。

而这只是开始。1996年六七月份，周永久开了自己工作室后的第一笔大单，是来自三个客户的整整五万幅画作。这一次，流水线上的“画工”增加到了37人，也诞生了纪录片中的经典场景。

700多平方米的套房里，上万幅画作像衣服一样被密密麻麻地晾在空中，持续两三天，甚至五天以上，天气再炎热也无法开风扇，室内弥漫着有些刺鼻的油漆味。12点起床吃完饭开工，干到六七点，吃完饭休息15分钟接着干，画到凌晨吃点宵夜，干到四五点收工。宵夜有时候是稀饭，有时候是炒米粉，“2毛钱的泡面都觉得心痛，舍不得吃。”

他们像一个个流水线上的机器人，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重复着一模一样的动作。“没办法，画到吐也要画，因为你接到的订单必须完成。”最终，这些画作被运往了大洋各个彼岸——送往美国的，会在画布旁边写上LL；到西班牙或温哥华的是BB；标着EEE的则是被运往日本。

周永久（左三）和徒弟们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1997年，在周永久成立工作室后的次年，20多岁的赵小勇也来到了大芬村。

早在1989年，赵小勇就来到了深圳，在工地运过泥沙、也进过电子厂流水线的他，跑遍大街小巷，“什么都做过，甚至睡过马路。”机缘巧合之下，他跟着大芬村的师傅正式学起了油画，临摹起梵高的作品。

2005年，摄影师余海波来到大芬村，被村里画工们昼夜临摹世界名画的场景所震撼，拍摄了《中国大芬油画村》系列照片，并凭此获得了世界新闻摄影最高荣誉奖“荷赛奖”。在此之后，余海波和女儿余天琦决定继续追踪周永久和赵小勇的故事，耗时6年拍摄了一部以二人为主角的纪录片《中国梵高》，这一影片于2016年11月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ADFA）首映后，获得国内外多个奖项。

因为这个契机，赵小勇成为了后来他人眼中的“中国梵高”。

在周永久看来，流水线式的作品，可以叫做工艺，但不叫艺术。之所以采取这种流水线的方式，是迫于时间的紧急。“说实话，我也并不在乎其他人怎么看，既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又能赚钱养家，在当时已经很满足了。你叫我流水线工人也可以，说我是画匠也没问题。”

赵小勇说，其实很简单，模仿就是赚钱，不要去讲其他的，因为要维持生活。“也没什么不好，因为是为了下一步的梦想。”

2021年，粉丝与周永久（中）和赵小勇（右）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原来‘梵高’是一个人”

在1996年之前，周永久甚至不知道梵高是一个人，他以为是一种流派，自己笔下的也只是一张再普通不过的画。2014年，当赵小勇在梵高博物馆第一次看到梵高真迹的瞬间，镜头里，他蹲在地上沉默了很久。

周永久第一次看见梵高的画，是在1993年。在一个2毛钱公厕的转角处，他看见了阳台一位十几岁自闭症男孩画板上的《夜间咖啡店》。“我就想画这种画”，瞬间滋生的这一念头改变了他未来的人生走向。

在那之后的数月里，每天他都去男孩那待一两个小时，有时候还买根冰棍给他。“他不说话，就笑笑，然后画给我看，调颜色、拿笔什么的。”可是其实，日复一日、一笔一划的临摹和模仿中，周永久并不知道这是一幅“世界名画”。在当时的他眼里，“梵高”是一种流派，自己笔下的也只是一张再普通不过的画。

周永久至今仍留着的有关梵高的书籍。受访者供图

直到1996年，看到一本书——吉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凡·高》后，他才意识到，原来梵高是一个人，原来自己每天画的这些画有这么大的名气。“看完后慢慢产生了一种敬畏的感觉，也不敢乱来了，小心翼翼的。”

当周永久第一次在法国看到梵高的真迹时，他有一种落差感，“因为时间太久都有些褪色了，甚至有点‘破画’的感觉，但是即使我们临摹再多幅，依然比不上这一幅。”

而1997年开始画梵高的赵小勇，第一次看到梵高画作的真迹，是在2014年。在一位常年与他合作的荷兰画商的盛情邀请下，他来到了梵高的故乡荷兰。

在此之前，他赖以临摹的都是顾客给的并不清晰的图片。离梵高最近的一次，也不过是在一台几英寸的黑白袖珍电视机中看到的，中央电视台播放的一部名为《梵高传》的纪录片。

赵小勇在修改油画作品的细节。潮新闻记者 吴馥梅 摄

《中国梵高》纪录片中有一个镜头，在荷兰博物馆看到梵高真迹后，赵小勇蹲在地上沉默了很久。“有很多情绪涌上来，但是又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是什么具体的感受。”他说。

从7点到9点，赵小勇在那里静静地看了2个小时。画了梵高几十年，在看到真迹之后他才发现，之前看到的图片和真画相差太大了，“原来很多地方画错了，这里的色彩是这样的，那里的笔法是那样的。”

回国之后，他的心境也有了变化。

“更放松了。”他这么形容，“看到他的作品之后，好像才真真正正认识了梵高，得到了一种特殊的能量”。而在成为“中国梵高”的几十年间，梵高本人也曾入过他的梦，“从平面变立体了，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赵小勇在展示手机中自己画的画作。潮新闻记者 吴馥梅 摄

“千千万万个画工”

周永久说，其实“中国梵高”代表的是大芬村千千万万的画工，他和赵小勇只是刚好有幸拍了这个纪录片被当作代表而已。赵小勇从没想过自己会因为画画受到这么多关注，他觉得，自己可以算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广场，赵小勇第一次看到了自己寄出国后的画作——那是一幅1米5×1米8的巨幅《向日葵》，显眼地摆在广场中央外国商贩的小铺上。

之所以对这幅画这么有记忆，是因为临出发前往荷兰的前一个月，赵小勇才寄出这幅他画过的尺寸最大的一幅画。上一个月漂洋过海的临摹画作，下一个月就闯入了同样飘洋过海的赵小勇的眼中。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从大芬村走向世界各地的，远不止这一幅画。

1989年，香港商人黄江带着一批商业油画的大订单来到深圳大芬村，这一不经意的踏足转动了命运的齿轮，让这个城中小村落成为了此后数年间世界著名的“油画流水工厂”。

大芬村中，周永久工作室。潮新闻记者 吴馥梅 摄

当周永久1991年第一次来到大芬村时，在这画画的只有几百人。而在2000年前后的巅峰期，这里聚集了两三万人。“其实‘中国梵高’代表的是大芬村千千万万的画工，我和赵小勇只是刚好有幸拍了这个纪录片被当作代表而已。”周永久说。

香港进口的、50厘米×60厘米的画布要五块多；上海牌子的、170克一管的马利颜料大概11块钱；猪鬃毛的油画笔便宜，只要一块多，但好的狼毫笔一支要50多块钱，每次画完洗干净后要用纸巾擦好摸直放起来，第二天画前泡一下油再下笔，一把刷子差不多要用一年……

之所以这么“斤斤计较”，是因为从他们手中卖出的临摹画作同样廉价——一幅1米2×1米2的画作，或许只需要几十块人民币。而从罗湖到香港，包装后再长途跋涉去到美国、英国、法国等各个国家后，它们的身价往往会翻上几番、十几番，甚至几十番。

哪怕如此，这也已经足够满足这些画工的生活支出，甚至可以说“很不错”了。因为在当时，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只能拿三四百的工资，卖衣服的经理每个月的工资也才1800元。“而我们在旺季的时候，每个月大概能有个四五千块钱。”周永久说。

周永久工作室中的老唱片。潮新闻记者 吴馥梅 摄

他坦言，当时没有什么目标，只想着不能让自己带的徒弟没活做。“那些日子辛苦是辛苦，但一帮人嘻嘻哈哈，也是挺快乐的。”

每天晚上，他和徒弟们一边拿着画笔涂鸦，一边听着深圳电台一个可以点歌、电话连线、寄信读信的《夜空不寂寞》栏目。“那时候我经常听叶倩文和王菲的歌，听得很享受，也很有干劲。”周永久笑着说。他现在的工作室中，也还有不少闽南语老歌唱片。

赵小勇对老画室的记忆也同样深刻。那时候，妻子、弟弟、小舅子和几名学徒，组成了他的工作团队，几个人吃饭、睡觉、画画全在一间屋子里，“我和妻子结婚的宴席也摆在这里，女儿也是在这里出生的。”他如今的工作室里，有五幅原创画作就记录着这些瞬间。

在赵小勇看来，自己算是大芬村许许多多画工中幸运的一个，“从没想过自己会因为画画受到这么多关注”，既能留在自己喜欢的城市，又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赵小勇的妻子在画《星月夜》。潮新闻记者 吴馥梅 摄

“我不是‘梵高’”

周永久记得，2008年第一次买了他原创画的是两个意大利人，那是自己的作品在质疑声中第一次得到认可。赵小勇说，现在正在努力地“成为自己”，知道这注定很难，但还是想办一场属于自己的画展。

1991年，在周永久第一次见画画师傅时，从兜里掏出的是一张用铅笔画着荷花、鸳鸯、榕树、小鸟等图案的烟盒纸片。“还不错，可以培养。”师傅的这一句话，让他正式走上了画画这条道路，成为了“中国梵高”。

但在2008年，他意识到“临摹久了会被人定义”，于是开启了原创的道路。“其实刚开始也没有去想‘原创’这个概念，就想着我终于可以画一些自己想要画的东西了。”周永久说，当时只是迫切地希望自己笔下的画作能签上自己的名字，顺其自然地就开始转变了。

周永久坐在他画的向日葵前。潮新闻记者 吴馥梅 摄

他最开始画的，是自己老家潮州的老房子。可是在那个“临摹世界名画”受追捧的年代，这些原创画作并不受欢迎。直到2008年9月某天下午六点多，两个意大利客人带着三个负责翻译的中国女孩踏进他的店。“一个季度收一次，这些池塘和房子的画，你能画多少？”这句话成了他第一笔原创画作订单的开场白。

“以前的大批量订单才几十块钱一张，现在能卖200块一张，当时我高兴得要命。签了合同之后，11月份交付了400张画。”周永久感慨，那两个意大利客人让自己产生了荣耀感，觉得自己的作品也能受到认可，以后更想画自己感兴趣的画了。

如今的赵小勇也同样执着于原创作品，香港街道、山水风景、过往经历，每一笔都源于自己的生活感悟。“我正在努力地成为自己，这注定很难。”他说，想办一场属于自己的画展。

大芬村中，赵小勇工作室。潮新闻记者 吴馥梅 摄

以前，在赶做大批量订单的时候，赵小勇只能在闲暇之余画几幅自己的作品，无法真正沉下心投入其中。他始终觉得，创作可以随心所欲，会更快乐一些，而临摹更压抑，因为要尽力画的一模一样，所以要花很大的精力。

“艺术追求是必然的，因为画画时间久了、技术提升了、眼界开阔了，积累到一定程度也会想去尝试画一些自己的作品。”他说，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不只他一个。以前那种批量订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能一直停留在那个阶段，这是整个时代的转变。

2004年文博会，大芬村举办“千人油画创作活动”现场。受访者供图

如今，坐落在深圳龙岗的大芬村依然热闹，这个占地仅0.4平方公里的小村落，因“中国油画第一村”的头衔招徕了不少原创艺术家，当然，也有许多游客因《中国梵高》这部纪录片慕名而来。

某个上午，大芬村一间并非位于主干道的50平方米房屋内，刚吃完肠粉从家里溜达20多分钟来到工作室的赵小勇拿起画笔，开始构思自己的新画作。而另一条街上，周永久正一边拿着茶杯喝茶，一边欣赏着跟了他二十多年的徒弟正在画的风景画。

几十年过去，“中国梵高”的光辉和标签依然存在。或许，对周永久和赵小勇来说，成为“梵高”只用了几年时间，而成为他们“自己”则需要更久。但不管怎样，他们现在正走在这条“我不是梵高”的路上，而且，已经走出了一定的距离。

大芬村中街道某一角。潮新闻记者 吴馥梅 摄